浙江历史上八位女性藏书事迹辑评

顾志兴

【摘要】笔者在撰写《浙江藏书史》的过程中，搜集到浙江历史上八位女性的藏书事迹，辑而录之，表而书之。

【关键字】浙江　女性　藏书事迹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亦少，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剥夺了她们读书求学的机会，故历代女子著作流传极少。清乾隆帝修《四库全书》，共著录历代著作3，503种，79，337卷，另有存目6，819种、94，034卷，卷帙堪称浩瀚，凡清乾隆朝前的文人著述几网罗殆尽。据民国间任如松撰《四库全书答问》统计称“历代女子著作见于《总目》中者，除散见他人书中及与他们合著各书不计外，计二十部”[1]。属著录者为五部，即苏惠《璇玑图诗》，薛清、李冶《薛清李冶诗集》，李清照《漱玉词》，朱淑真《断肠词》，明仁孝皇后《内训》。占著录总数的0.15%;存目的15部，占存目总数的0.21%。同样的道理，中国历代女性中，虽多爱好藏书之人，然其名及事迹多不显。近年笔者撰著《浙江藏书史》，在读书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几位或与浙江藏书有关、或为浙江籍的女性藏书事迹，遂辑而录之，表而出之。

一、李清照浙江失书护书

李清照(1084—1154)，号易安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父格非，曾官礼部员外郎。年十八，嫁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赵明诚，后居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清照以词名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享盛名的女词人。

清照历来被列为李煜、秦观之后的词家正宗。清王士祯进而认为“婉约以易安为正宗”(《花草拾蒙》)。后人将李白、李煜、清照并列，有“词家三李”之说，与辛弃疾同被褒称为“济南二安”(李易安、辛幼安)，认为清照的词别有一体，称之为“易安体”。

李清照也是一位大藏书家。如果说词是诗之余，那藏书更是文事之余，然她成绩卓著。李清照的藏书活动，青年时期在河南开封，中年时在山东青州，而晚年则主要在浙江。其藏书事迹端赖所撰《金石录后序》，使人能够勾勒其活动。如果没有这篇“后序”，李清照的藏书事迹可能湮没无闻。

李清照和其夫赵明诚酷爱金石古器、典籍书画的收藏。在河南开封时，赵明诚为太学生，每逢朔望常谒告出，夫妇二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二年后，即崇宁二年(1103)明诚两度出仕，先后任莱州、淄州知州，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他们宁愿过“饮蔬衣练”的生活，而有“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将月就，渐益堆积”。其时赵父挺之官中书省，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所藏渐多。清照记其夫妇之藏书活动:

(赵明诚)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乐狗马之上。

李清照醉心于读书藏书，对物质生活则要求甚低，“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夫妇俩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3]

然而好景不长，清照的甘心于过清贫日子，而希望读书藏书“老是乡”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她和赵明诚的藏书活动从建中靖国元年(1101)18岁时嫁给赵明诚算起，先河南开封，后山东青州寓所。至建炎元年(1127)离乡去南方，这种平静的读书藏书、为文作词，考证金石的生活就结束了。其原因主要是北宋靖康间发生了金人入侵的“靖康之难”。靖康元年(1126)，赵明诚在山东淄州知州任上，听到金人进犯开封的消息，情势险恶。眼看国将不国，夫妇俩四顾茫然，面对“盈箱溢筐”的藏品，表达了“且恋恋，且怅怅”的无奈心绪，心知将“必不为己物”。次年春三月，为奔明诚母丧，夫妻南下建康(今南京)。数十年来历千辛万苦所收藏的古器、典籍、书画，不得不“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而“连舻渡淮，又渡江”南下。除随身携带的藏书等外，靖康二年(1127)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青州故第的十余屋“书册什物”尽遭兵燹，化为煨烬。

建炎三年(1129)五月，清照临时安家池阳(今安徽贵池)。赵明诚奉命知湖州(今浙江湖州)，独身赴任。在“过阙上殿”的路途中，因“途中奔驰，感疾”，至南京行在而病疟，八月卒。清照连遭打击，国破、家亡、夫死，几茫然无所之。后投奔在洪州(今江西南昌)的明诚妹婿。然是年冬十二月，金人陷南昌，从青州故第携出之藏书等尚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所谓“连舻渡淮，又渡江”之书，皆散为云烟。所存者“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而已，这些书因“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清照在“余无所之”的情况下，思及其弟李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前往投奔。自此其藏书、护书、失书主要在浙江境内。她在浙江境内先后到过台州(治所在今临海)，因大局不稳，台州知州晁公为已遁走他处;遂赴剡(今嵊州);又出睦州(今建德，治所在今梅城镇)，继而又“弃衣被”走黄岩(今台州黄岩区)，雇舟入海，奔行朝(此时高宗自海上临时驻跸临海章安镇)，又循高宗御舟所经之道往温州、越州(今绍兴)。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朝廷放散百官，除侍从、台谏外，其余众官，从便寄居，候春暖赴行在。清照遂赴衢州。绍兴元年(1131)三月又赴越州，次年始定居杭州，以后又到过婺州(今金华)。以上行程，忽东忽西，有时又“弃衣被”，正反映出彼时逃难时的仓皇窘迫之态。然另有隐情在，藏书亦散于此时。

先是，其夫赵明诚病重，曾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前来探视，后玉壶张仍携回。此实为张请赵对玉壶进行鉴定，是件很正常的事。然而飞短流长，外界传言赵明诚以玉壶贿通金人，且有人已向朝廷告发。此为“通敌”大罪，清照闻听“余大惶怖”，对此既无从自辩，又不能对流言听之任之，不加理会。遂决定将家中所有铜器等古物，进献朝廷以明心迹。到越州时，高宗已奔四明(今宁波)。清照不敢留越州临时居所，将欲进朝廷而未及进的古铜器及写本书一起暂寄放剡县(今嵊州)，这些古铜器及“写本书”于建炎四年(1130)官军收叛卒时尽为劫掠而去，后听闻尽入故李将军家。至此前述“岿然独存者”之“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已十去五六。尚存从青州故宅携来的“书、画、砚、墨，可六簏，更不忍置他所”。然不久厄运又至，她在会稽(今绍兴)卜居当地居民钟氏家，一日盗贼凿壁而入，又偷去五簏。清照悲痛不已，立赏收赎。邻人钟复皓出书画十八轴求赏，清照遂知偷盗者不远，想系左邻右舍中品行不端者所为。尽管“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结果这些被窃藏书、古物尽为时任转运使的吴说(傅朋)以“贱价得之”。经剡县、会稽两次毁损，清照所藏“岿然独存者，乃十去七八”。所残存者唯“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而已。所幸者，其夫赵明诚所著书稿《金石录》二千卷尚存。

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收藏极富，仅就藏书而言，尽管“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南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其中反复提到的有“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及“南唐写本书”，皆是书中的精品，以南唐写本书而言，据宋人江少虞言:

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经》尚多讹谬，俾学官重加刊校。史官先有宋臧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祭酒孔维上言，其书来自南朝，不可案据。章下有司检讨。杜镐引贞观四年敕:“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之致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正”，持以洁维。维不能对。王师之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4]

江少虞所称“江南书籍”，是指南唐国典籍。南唐国主李昪、李璟、李煜皆雅好文事，喜藏书。李昪建集贤院以藏书，聚士以校书，至后主李煜时，浙江会稽学者徐锴(楚金)供职集贤院，日事校勘，朱黄不离手即是一例。故南唐国藏书既富，又经学者校勘，堪称天下之冠。北宋平南唐，藏书致之抃京，贮之馆阁，当有少数流入民间。明诚、清照夫妇亦得“南唐写本书数箧”。于此概可见清照夫妇藏书精粹之一斑。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末署“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此为后人所加。洪迈尝见《金石录》原稿云:“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比获见元稿于王伯顺”，以为清照此序作于“绍兴四年”[5]，据近人夏承焘考证，此序所作年代应为绍兴五年(1135)，始与序中所言“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即五十二岁相合(据《淮南子·原道》春秋时，卫国贤大夫蘧瑗有至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之语)。故此序当为晚岁定居杭州所作。序末清照感慨万端云: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在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或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呜呼!予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

序末又言“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虽然清照自言“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看似达观，实则眼看藏书古器“无可奈何花落去”，却不能见“似曾相识燕归来”，清照内心至惨至痛可以想见。藏书之乡的浙江，未能为清照提供一个一展身手的舞台，而只能留下失书的痛楚。此亦可证前人所言兵祸乃藏书之一厄，确然无疑。

二、沈彩奇晋斋抄书藏书

沈彩(采)，字虹屏，号扫花女史、梅谷侍史、胥山蚕妾，清浙江长兴人。乾隆间在世。沈彩为浙江平湖藏书家、刻书家陆烜之侍姬。能诗，有《春雨楼集》十四卷。工小楷，善绘梅，喜藏书、抄书。为陆烜掌管藏书、书画。陆烜，字子章，又字秋阳、梅谷，号巢云子，清乾隆间浙江著名藏书家。年弱冠补邑庠生，举乡试不中，即弃举业，隐居胥山丘为里，锐意著述，作《巢云子传》以明志。兼通医，精本草，尝作《人参谱》。所著另有《尚书义》、《曲礼要旨》、《群经诂字》、《梅谷诗文集》、《梦影词》、《梅谷杂著》等。

沈彩所抄书有《斜川集》等，并为陆烜抄其所著《尚书义》全帙。叶昌炽于嘉业堂鉴书，发现是书，据王欣夫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补正》引叶氏《缘督庐日记》卷十六云:

八月十一日，又为翰怡作张怀瓘“纷纷欣欣，心开目明”。内有《尚书义》一部，平湖陆烜子章撰。全帙皆侍妾沈虹屏所书，小楷娟秀。装池者观其小印，亦钗而非弁，诚为玉台之佳话，镇库之尤物。既劝翰怡藏之，亟先录之，共十二册。所见为首尾二册，乾隆五十一年正月自序，序后署侍史沈彩书。《尧典》后有题识云:“主君作《书义》，皆命彩手抄，故尝赠彩诗有‘传经可有粲花舌，洁屈聱牙记伏生’，又‘妙笔簪花非玩物，藉借皇极答苍生’之句。此三易稿也。始写于乾隆丙午十二月十七日，为立春日。时连朝雨雪，江梅初包，天寒手颤，仅免呵冻云。胥山蚕妾沈彩识。”下钤“沈采”印。《舜典》后题“侍妾沈彩缮写”，下钤“沈采”、“绣窗余暇”二印。《吕刑》后题“女史沈彩虹屏钞”，下钤“簪花格”、“虹屏”二印。《文侯之命》后题“女史沈彩写”，有“希卫印”。《费誓》后题“侍史沈彩书”。《秦誓》后题“女史沈彩手书”，下钤“某谷掌书画史”、“虹屏翰墨”两印。《秦誓》后又有跋云:“彩受命主人命校誊《尚书义》。一日，玉嵌夫人谓曰‘妇人之事，精五饭，幕酒浆，缝衣裳而已。今尔乃如此，虽属难得，终为废业。且煌煌大典，出簪裾膏沫手，毋乃近亵乎?’彩因告主人，主人即呼夫人谓曰‘《关雎》化本，始于房中。尧舜大典，亦先厘降。道本夫妇，与能也。天象紫微垣北极帝星后即为尚书五星，其星主天下，道明则见，道不明则晦。《尚书》桩名，圣人盖取义于此，非先有书而后有星也。至后代以尚书命官，则又在其后，皆以星为朔也。其尚书星左，即为女史星，故今文二十八篇，亦以伏胜女传，若无今文，则古文亦无由考而传也。今誊校之役以授虹屏，是亦天道也。’夫人诺之，因命彩书于后。时乾隆五十二年腊月廿四日，女史沈彩识。”下钤“沈彩”、“虹屏”二方印，末一叶钤“飘香手装”方印，飘香亦似侍儿小名也。

蒋光煦《东湖丛记》:尝见书估携来中统本《史记》，后有梅谷跋，侍儿虹屏书，有“梅谷掌书画史沈采虹屏”印记。又，晏公《类要》亦有沈彩跋文:“晁氏《郡斋读书志》谓六十五卷，焦氏《经籍志》谓八十卷，而此仅三十七卷。然其中有公四世孙袤补阙，至《历代杂录》止，盖已为足本矣。《曾南丰集》有此书序，爰引冠首。时乾隆辛丑四月十二立夏日。是岁闰五月，春事未阑，海棠、绣球、木笔、紫荆、蔷薇花尚繁盛，新装初毕，御砑绫夹衣，晏坐花南水北亭，啜镜溪新茗书。”读此跋，沈彩亦精校勘，无怪蒋光煦叹为“真藏书家韵事也。”又，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四:“虹屏《记燕文贵溪山萧寺图后》云:‘乾隆丁酉九月廿三日，时花南水北亭新加涂塈，木叶凄然欲落。海上青山微着霜色，如眉新扫。亭外一带芙蓉如画、亭边老瓦盆列佳种二十余品。亭中对设长几，一置周施章父敦，秘色柴窑，供佛手、柑花木瓜各数个，灵壁峭峰一座;一陈法书名画，共主君及夫人展观。及此卷，适鸦鬟送新橙蒸梨至，乃相与徘徊叹赏，几疑身不在人世。”[6]从以上所录跋文，可见沈彩富文才，且富鉴赏，真是陆烜藏书知友，是亦为夫妻藏书佳话。

三、张秋月芳椒堂助夫校藏书

张秋月，字香修，又字幼怜，清江南祁门(今安徽祁门)人。生卒年不详，乾隆、嘉庆间在世。湖州藏书家严元照侍姬。严元照(1773-1813)，字修能，号久能、蕙櫋，又号晦庵居士，湖州南浔石冢人，藏书处称芳椒堂。芳椒堂藏书达数万卷，中多宋元刊本，元照有“书癖”之称。又喜抄书，曾在苏州名书商钱听默萃古斋购得《分门纂类唐歌诗》为宋刊残本。尽管是部残书，但元照珍若拱壁，嘉庆八年(1803)五月十六日有记曰:

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引者按)余有浮梁之行，经过虎丘，而萃古斋购此书，作诗纪事，久未录出。西窗清暇，取以消遣，每册钤以“侍儿香修”小印，并录诗于卷端，计此书之归余，已十有一年矣。

此记中所言“侍儿香修”，即侍姬张秋月之谓。十日后，元照于同书卷端又作一跋，叙张秋月这身世甚明:

余姬张香修，名秋月，江南祁门人，柔婉明慧。余以《十六观经》戒香熏修之义，字之曰香修。余妻良清，以其小字“幼怜”字之。朋好皆有诗词赠遗，余汇录成帙，良清名之曰《簪花小集》。又刻小印一方，长笺短札，帖尾书头，往往用之。仁和宋茗香助教题《簪花集》，有一诗云“头衔合署校书郎，小印红钤助古香。从此流传增爱惜，美人亲手为评量”，即指此事也。后之人当必有知我香修者。五月廿六日雨窗修能漫书。[7]

按宋茗香，名大樽，仁和(今杭州余杭区塘栖镇)人。亦一藏书家。大樽诗中“头衔合署校书即”句，概言秋月精于校书，实为元照藏书校书之助手也。

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所考:“香修，先生姬张秋月字也。陈文述《碧城仙馆诗》有《香修词为严蕙櫋作》:‘香修姓张氏，初名秋月，幼媵于无锡嵇相国家。蕙櫋娶于嵇，乃谋诸中闺而牉合焉，且援《十六观经》‘戒香熏修’之语，字之曰香修。华司马秋槎、屠孝廉琴坞，为写《秋江载月》团扇贻之。蕙櫋因以画扇名斋。’”陈文述所作《香修词为严蕙櫋作》共八首，第五首云:“手写华严忏性灵，玉台香近画纱棂。连环小印绸缪字，红上莲花白氎经”，则秋月又曾手抄《华严经》等。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宋板《类编朱氏集验医方》，有‘张氏秋月一字香修一字幼怜’方印、‘石溪严氏芳椒堂藏书’白文印”亦可证元照、秋月夫唱妇随共校书、藏书也。

四、陈染兰为劳权掌书记

陈染兰，字双声，里籍不详，约清咸同间在世。杭州藏书家劳权侍姬。劳权(1818-1864)字平甫，一字巽卿，号蟫隐，又号饮香词隐等，仁和塘栖(今杭州余杭区塘栖镇)人。与弟格，均为清季著名藏书家。劳权精于校雠之学，兼工词曲，所藏词曲亦富，多唐宋元明各代旧本，校辑宋元词集数十家，藏书之处有铅椠斋、丹铅精舍、拂尘扫叶之楼等，所居称双声阁。劳权又喜抄书，其所抄、所校书，有不少由其姬陈染兰(双声)为之装订。如劳权手抄《片玉词》跋语云:“丁巳正月初九日晡时写毕，明日立春，陈姬归余匝月矣。姬人初名染兰，予复字之曰双声，盖取春风故实也。去冬友人江西谷作缘，于城纳之，西谷制玉印为贺。”又手抄本《古梅吟稿》跋称:“顷得渌饮先生手抄《夹漈遗稿》，倩双声重装，补缀熨帖，殊可人意。”又手抄本《秋水词》跋云:“己未六月校写，廿又四日大暑，陈氏染兰手装。”

王欣夫为《藏书纪事诗》作“补正”，对此有按语云:劳权“有双声为掌书记，其风雅韵事，不亚于梅谷之有虹屏，久能之有香修，宜附著之。”

五、钱绣芸嗜书殉芸草

钱绣芸，生卒年不详，清鄞县(今宁波)人。为慕天一阁藏书丰富及有芸草护书神效而嫁范钦后裔范邦柱。有关事迹，见于清谢堃《春草堂集》卷三十二，其文云:

鄞县钱氏女，名绣芸，范茂才邦柱室，邱铁卿太守内侄女也。性嗜书，凡闻世有奇异之书，多方购之。尝闻太守言，范氏天一阁藏书甚富，内多世所罕见者，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绿而不甚枯，三百年来书不生蠹，草之功也，女甚慕之。绣芸草数百本，犹不能辍。绣芸之名，自此始。父母爱女甚，揣其情，不忍拂其意，遂归范。庙见后，乞茂才一见芸草，茂才以妇女禁例对。女则恍然如有所失，由是病，病且剧。泣谓茂才曰:我之所以来汝家者，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见，生益何为，君如怜妾，葬阁之左近，妾瞑目矣![8]

绣芸的故事确实凄婉动人，且富戏剧性，闻有戏目，此事即为主要情节之一。

细味谢的这则笔记，绣芸实为一钟情于藏书之女性，称之“书痴”并不为过。笔记中言其“性嗜书，凡闻世有奇异之书，多方购之”，“尝闻太守言，范氏天一阁藏书甚富，内多世所罕见者”可证。至于“绣芸草数百本”，嫁范氏后“乞茂才一见芸草”，名为欲睹芸草，实为欲登楼一观天一奇书，同样反映绣芸之嗜书。此为我之钱氏“芸草观”。

芸草确有一定的辟虫功能。沈括《梦溪笔谈》卷三有云:“右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文中还具体描述芸草“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陆游《夏日杂题》之五亦云“辟蠹芸编细细看”。上世纪80年代，偶阅《文汇报》的一则报道，说是天一阁所用之防蠹芸草，实为广西产的一种止痛中药材，名“灵香草”。范饮官广西时，即采用过这种中药灵香草以防蠹护书(见《文汇报》1982年8月8日)。前些年，曾见商家有售广西产的置于衣橱的防霉防虫的灵香草防霉剂，不知效果若何。

钱绣芸临终“泣谓茂才曰:‘我之所以来汝家者，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见，生益何为”。我终觉得这段话说得过分了些，可信成分不多，嫁人毕竟是嫁郎，现在变了嫁草，不知范邦柱听了作如何感想?

六、吴氏力护湖海楼藏书

吴氏名不详，清萧山(今杭州萧山区)人。湖海楼藏书楼第三代传人陈清如之妻。湖海楼创始人为陈春，字东为，嘉庆时在世。性爱读书、藏书。所藏甚富，与同邑王氏十万卷楼、陆氏寓赏楼齐名，同为乾嘉时浙江著名藏书楼。据其《湖海楼丛书序》称:原家居僻左，鲜所闻见。故时时求教邑中有道之士、藏书之家，得以读其家藏，与当时藏书家汪继培尤所契洽。汪继培为邑中藏书大家，每得善本，必招陈春同赏。某年陈春之父七十大寿，汪继培以手校《列子张湛注》为寿。后陈春将此书刻印呈父，其父冁然色喜，进一觞焉。自此陈春立下刻书之愿，以博亲娱。遂与汪继培商议，利用家藏，择考证经史，有裨实用者，次第写板，汪继培又为校正，刻成《湖海楼丛书》。此丛书以汪继培笺校之《潜夫论》、《列子张湛注》最为著名。湖海楼所藏有卢文弨手校之殿本《十三经》、《二十四史》等，为人所重。

陈春湖海楼藏书传至四世而犹宝藏。后陈春及子、孙、曾孙等先后下世，咸丰间又经兵燹，陈氏湖海楼所藏之书及《湖海楼丛书》书板均有一定程度损失，然未全毁，端赖吴氏千方百计护持。吴氏每逢夏日曝书之日，思念先人藏书，常抱头痛哭。其时家道中落，每有书商以重价求购，宁苦身而不售。兵祸离乱之中，念及藏书与书板为数世相承之物，虽衣饰器用遗失尽净而不顾，唯藏书与书板，誓以身相护。

后吴氏年事渐高，自知不久于世。思及家中男丁俱殁，遂手写条规，托付族人依年轮值检点湖海楼藏书、书板，并严加扃钥，并书族规，中有云:倘有不肖子孙，觊觎变卖者，无论本支或外房，均许向官府首告，治不孝之罪。

七、方矩夫人营构萱荫藏书楼

萱荫楼为民国以来宁波以至浙江之著名藏书楼，创始人为方矩夫人。方矩以一弱女子创建藏书楼，笔者读书不多，似为绝无仅有之例。

方矩(?-1951)，生平事迹不详，鄞县(今宁波)人。夫李植本，经营钱庄业，早卒，无子。方矩遂以侄庆城为嗣子。方夫人娴于文墨，喜藏书，其藏书得自同城蔡鸿鉴之墨海楼。民国间墨海楼尚存书二百余箱，蔡氏后人向李植本投资之泰巽钱庄透支白银十万两，后将所有典籍抵银四万两归李氏。据《宁波金融志》第一卷第四章《钱庄》，有关泰巽钱庄记载为:“民国9年(1920)二月二十八日上海《申报》刊登甬地各庄拥有资本情况。共计大小同行钱庄56家，资本总额约106.3万元”，其中泰巽为29家大同行之一。该钱庄大致可以判定为合资性质，这在宁波钱庄业并不少见。李植本为合资人之一。

民国16年(1927)，方矩以四万银圆购得蔡氏墨海楼藏书。遂将毛衙巷居处东首明轩楼房三楹修缮而藏书，书有236橱，多宋元精椠及海内孤本。故书楼主人为李庆城，创始人实为方矩夫人。21年(1932)夏，方夫人请家庭塾师蔡和铿主事，延聘叶礼华为编《萱荫楼藏书目录》十二卷两册，书目成，因颜其楼称“萱荫”。盖以说明书为方夫人所购，以荫其子庆城及后世。抗战中，为保护藏书，将全部藏书水运到鄞西凤岙市，庋藏于一钱庄内。31年(1942)又迁回萱荫楼。

由于萱荫楼藏书得之于蔡鸿鉴墨海楼，而蔡氏之书又多清镇海姚燮大梅山馆藏书，素为世所重。蔡和铿称所藏“卷帙浩繁，中多精椠，若《明代实录》及《国榷》诸书，尤为海内仅有之本。”建国后郑振铎在给时任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徐韬等人信中更再三强调“宁波李庆城先生藏书极为丰富，史料尤多”，“此批书中，佳本极多也”、“这批书十分重要。”[9]该楼所藏除宋元旧本外，其佳本有明崇祯初刻本宋应星《天工开物》，为传世最完整的一部孤本。余如抄本《明实录》、明刊《万历嵊县志》、《正德福州府志》都为世所仅见之本;精品有明闻人铨刻本《旧唐书》、明项笃寿刊《东观余论》等等。萱荫楼辗转收藏姚燮大梅山馆数百种小说、传奇及词曲数百种。以词曲为例，《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计收录图书52部，其中属萱荫楼捐赠的为二十八部，占一半以上。

萱荫楼藏书于1951年捐献给国家。据李性忠《萱荫楼——民国时期宁波著名藏书楼》中云:1951年4月16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由京抵沪，后即去杭州、宁波等地视察文物保管情况，在宁波无意中知道李氏萱荫楼藏有明刊原本《天工开物》，曾去李宅探询，而重门深锁未得一见。后郑在上海找到李庆城，商妥捐献事。“5月17日晚，郑在沪举行宴会，招待李庆城和另一捐献文物图书者朱剑心，作陪的有徐森玉、唐弢、徐平羽、沙文汉、徐韬、朱赞卿、秦康祥、徐伯郊等人。郑对萱阴楼藏书捐献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为落实此事，郑振铎于1951年5月10日、5月21日两次致信浙江图书馆副馆长徐韬。5月21日又写信给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副厅长俞仲武。关于萱荫楼藏书捐献给国家始末，李性忠言:捐书事毕后，1951年6月9日，浙江省图书馆向浙江省文教厅作了书面专题报告:

“我馆于5月10日接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郑振铎局长自上海来函，谓宁波李氏愿意捐献其全部藏书，藏在浙江图书馆。……当于14日请徐副馆长赴沪了解并作商洽。徐副馆长到沪接洽后，于22日返杭。商洽结果，李氏藏书有数种须移提赴京保存外，余书可由浙馆辟室专藏。26日，萱荫楼主李庆城与其母方氏由华东文化部郭若愚同志陪同，自沪来杭，邀约我馆赴甬提运。我们于27日派馆员毛春翔、唐贡新二员与李氏母子及郭同志一同自杭至甬，带去馆藏之抄本《李氏萱荫楼藏书目录》上下两册作为点收之根据。在甬点收时，由书主李庆城逐一点交，并亲自在我馆带去之目录上加记符号。各箱点运后，即加贴我馆所备之封签，计236箱，分装卡车三辆，由我馆馆员毛、唐二员押运，于5月31日由甬起程，6月1日上午到杭，存放于我馆孤山总馆红洋房内。”

方矩夫人创萱荫楼藏书楼，又最终将藏书捐献国家，化私藏为公藏，实为古往今来有识见之女藏书家。

八、温匋夫唱妇随诒庄楼

温匋(1898-1930)，字彝罂。其祖广东梅县人。后为官吴兴(今湖州)，爱湖地山水之美，遂家焉。民国5年(1916)温匋嫁长兴王修，夫妇感情甚笃。温匋著有《彝罂词》、辑有《朝鲜艺文志》等。

王修、温匋夫妇皆能书画、诗词，尤喜藏书，视金石如性命，有赵明诚、李清照之遗风。王修出身书香世家，长兴县城雉城镇故居有仁寿堂，藏书甚丰。21年(1932)王修回故居小住，深夜持烛觅书，不慎失火，仁寿堂旧藏皆毁于火。王修藏书处称诒庄楼，在杭州钱王祠一带。其得名之由，据自述11年(1922)王修在北平财政部任职时，琉璃厂书贾送明刻《古蒙庄子》来，索重价。披览之下，见此书竟是其七世祖笠云公官蒙城时所刻，惊喜莫名，视同鼎彝，遂有构筑诒庄楼之意。乞樊山老人(樊增祥)作“诒庄”擘窠大字，藏之笥箧，为“他日于泉园起书楼，用此署榜。所以追怀祖德，而仍本先大夫述庐之命意也夫”(《诒庄楼书目·自序》。

温匋与夫居北平期间，每逢公暇夫妇常往海王村琉璃厂搜书，遇明以前刊本、名家抄校本、日本、高丽刻本而中土罕见之书，皆重值罗致。故其所藏均系宋元明三代椠本，及高丽、日本刻本。书目所载清本，或为名人批校、或为清人手稿，而清刻本皆一概不收。故人云王修、温匋夫妇所藏皆稀见善本，为民国藏书家中别具一格者。王修早年尝师事鹤道人郑文焯(1858-1918)，曾为辑《鹤道人题跋》一卷，得文焯批校之书甚多。

王修搜书既多，其妻有南归购楼贮书之意，遂请涿鹿胡佩衡作《诒庄楼晒书图》，徐骥南作记。14年(1925)南还，蒲圻贺履之作《万卷归装图》以壮行。夫妇小住上海，办王家印刷厂。后因16年(1927)4月8日该厂印刷“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传单为人告官罹祸，钱一飞被捕牺牲，王修只身易服潜往日本避难。藏书颇有所损。17年(1928)夏，温匋携剩余笥箧南来，定居杭州。夫妇俩尝以藏书万卷、读书千卷、著书百卷而自豪。

温匋喜藏书，与王修旅居北平时，常偕夫至旧书肆搜求善本书籍，有时遇好书而财力不足，或典当购书，或借回连夜抄写。温匋善瘦金书，所补抄完帙之书，辄以自豪。又喜填词，敬慕宋女词人李清照，名其所居称拜李楼。12年(1923)得湖郡先辈奚虚白藏《漱玉词》，校以多种版本而加刊印。又得易安居士像，以丝线绣之，后此绣像送美国费城博览会陈列，曾获奖。13年(1924)朝鲜人权五石客居王家，温匋与之商讨朝鲜文学艺术，辑《朝鲜艺文志》。卜居杭州钱王祠畔时，辑《湖州闺秀诗总》等。后以难产，年仅32岁弃世，王修极为哀伤，作赋悼亡，辑成《拜李楼遗墨》一卷，以示深悼。王修、温匋夫唱妇随蓄书，民国时在杭州文化界、藏书界传为佳话。

王修、温匋皆仅中寿。藏书之散，一毁于21年(1932)长兴故居仁寿堂失火，祖上所遗之书均焚。又自北平南归“黄埔(浦)小住，丁卯四月罹灾……明年夏，彝罂携剩余箱箧由上海载至杭州，既检点，视原有亡十之五六”(《诒庄楼书目》自序)。所谓“黄埔(浦)小住，丁卯四月罹灾”，即指在沪办王家印刷厂，钱一飞印刷“打倒新军阀蒋介石”传单事，此次毁书颇多。温匋卒后，王修身前以藏书二十余箱七百余种寄存浙江图书馆，该馆曾辟“长兴王氏诒庄楼寄存善本室”以庋藏。又有家刻书板519块于22年(1933)温匋卒后寄存浙江图书馆，后改捐赠。

以上八位女性在浙江藏书事迹，颇可点评。李清照为山东济南人，张秋月为安徽祁门人，为客籍人士;余六人皆为浙江籍:沈彩为长兴人、陈染兰为杭州人、吴氏为杭州萧山区人，钱绣芸、方矩为宁波人、温匋为湖州人。其藏书活动地点主要在杭州(李清照、温匋、陈染兰、吴氏)、宁波(钱绣芸、方矩)、嘉兴(沈彩)、湖州(温匋)。以上四地，自宋以来即文化发达，素有藏书之风。除李清照于离乱中工浙不论外，余皆与当地藏书风气有关。

李清照、温匋堪称女藏书家。这两位才情及藏书事迹不逊其夫，所谓“巾帼不让须眉”;方矩以一女性，在夫亡子幼情况下，斥巨资购书，建藏书楼，后又以私书化为公藏，其见识卓绝，足为甬人增光。至若沈彩富才情，抄书藏书;张秋月校书、陈染兰之装书等，正如文献学家王欣夫所论为“风韵雅事”;吴氏矢志护书，其事颇壮，令后人钦敬;而钱绣芸直为一“书痴”，事甚凄婉，亦堪传世。一部丰富的文化史、藏书史，她们的事迹同样值得记述入史，传之后世。

注释:

[1]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巴蜀书社，1988版。

[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版。

[3]引文据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赵明诚《金石录》李清照后序。校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版《中国历代文选》下册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本文引李清照语，皆出自上文，不另出注。

[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江南书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

[5]洪迈《容斋四笔》卷五，见《容斋随笔》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版。

[6]参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及王欣夫《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7]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月版。

[8]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卷四《人事卷》，上海书店1983年版，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重印本。

[9]、[10]转引自李性忠《萱荫楼——民国时期宁波著名藏书楼》，据李氏云:“这三封郑振铎先生的亲笔信现珍藏在浙江图书馆。”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