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浙东藏书

第二节　隋唐五代的浙东藏书

隋唐五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年代。由于采取“开明”的政策，浙东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由此也推动藏书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私人藏书、寺院藏书，还是对书籍的整理和创作都步入一个新的时期，藏书业有了长足发展。

一、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

经济发展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基础。隋唐五代浙东藏书业的进步，有其经济、文化的历史背景。

今天的宁（波）、绍（兴）、台（州）地区当时分别属越州、明州、台州。在前代的基础上，上述区域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明显提高，土地垦辟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结构有所调整。仅明州（宁波）在唐、五代兴修水利30余处。当时的越州已用牛耕，用单牛曳引，用铁犁耕种。明州还使用水车，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日本天长六年（829）五月的“太政府符”专门谈及“应作水车事”，说：“传闻唐国之风，渠堰不便之处，多构水车。无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间不民，素无此备，动苦焦损。宜下仰民间，作备件器，以为农业之资。其以手转、以足踏、服牛回等，备随便宜。”从这条记载看，使用“手转”“足踏”“服牛回”等水车灌溉农田已成为“唐国之风”。当时明州是中日之间的主要航道。由此可见，日本人所说的内容主要反映了包括明州、越州、台州在内的浙江情况。⁽²⁰⁾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隋唐五代时期浙东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浙东的手工业当推纸、瓷、罗。资料显示，越州的造纸业有了明显进步。嵊县的“剡纸”依然在国内有所影响。唐舒元舆《悲剡藤文》、顾逋翁《剡纸歌》，都对越州的纸加以歌颂。舒元舆曰：“异日过数十百郡，泊东雒西雍，历见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顾逋翁的《剡纸歌》也云：“云门路上山阴雪，中有玉人持玉节。宛委山里禹余粮，石中黄子黄金屑。剡溪剡纸生剡藤，喷水捣为蕉叶棱。欲写金人金口偈，奇与山阴山里僧。”这些都说明越州的纸有较高的质量。浙东纸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书籍的生产和流动，而且也推动了藏书业的发展。

另外，唐代时浙东的教育、文化事业也有发展。隋唐五代，科举制兴起，越州出现了书院教育。唐代武德七年（624），下诏诸州、县令置学。开元二十六年（736），再令州、县置学，明州、越州、台州都开设书院。比如，开元十一年（723），越州州城设丽正书院，中和元年（881）吴少圭于诸暨设溪山书院，这些书院都有藏书。《绍兴市教育志》就说：“书院是‘校书、藏书的场所’。”⁽²¹⁾越州属县诸暨、嵊州置有学宫。当时的越州州学建于城北隅。元和九年（814），鄞县设县学，会昌六年（846），象山设县学。唐肃宗（756—762）时，台州司广参军郑虎以地方官身份致力于教育事业。这些学官、书院都有刻书、藏书。《绍兴市志》说：“越州创办的书院用以刻书、藏书。”⁽²²⁾

与此同时，文化也得到发展。隋唐均以能文善诗为荣。浙东成为唐诗之路的中心区域，李白、杜甫等诗人也曾来浙东。大历年间，鲍防、严维等人举行大规模浙东诗会。《宁波通史》也说：“唐代文人漫游成风，光是从古城绍兴至天台山石梁飞瀑这条全长134公里的水道，就为300多位诗人行旅所及，散落下一串串精美的珍珠，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唐诗之路’。”⁽²³⁾

教育、科举开办与文化的兴盛，使读书人增多，由于读书人和州、县学、书院广泛利用书籍，这就需要更多的书籍去满足其需求，为此必将推动浙东藏书业的发展。

二、虞世南的书籍整理和编纂

在隋唐，不少浙东士人参与书籍的整理和编纂。隋唐政府主持图书事业的机构承袭六朝，秘书省依然是主持图书事业的学术行政部门。其主持者和工作人员称秘书监和秘书郎。隋文帝即位后，重视文治，优礼学者，牛弘所请藏书，正合其意，故于开皇三年（583）“诏购求遗书于天下”。这次搜书，因为既“勒之以天威”，又“引之以微利”，献书者不少。当时除经史子集外，亦注意收佛经、碑铭和时人手稿。余姚人虞世南当时在秘书省工作，他把姚察所著的《梁史》等手稿收入秘书省。这次献书后，“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尤其是虞世南在秘书省工作时，对书籍的整理和编纂更是作出了努力。

虞世南（558—638），字伯绝，唐初越州余姚人。其宅在鸣鹤山定水寺（今慈溪宓家埭）。隋文帝即位后，设秘书省，虞世南被选为秘书郎，管理全国经籍图书之事。据资料所载，虞世南，大业中为秘书郎，曾供职于秘书省，利用隋代所藏图书作《北堂书钞》一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类籍书。该书记载了隋以前的许多可贵资料，对于研究历史、辑佚和校勘古籍具有相当价值。刘在《隋唐嘉话》中曾记载此事曰：“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在，而《书钞》盛行于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清楚地解释道：“《北堂书钞》，唐虞世南仕隋为秘书郎时抄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北堂者，省之后堂，世南抄书之所也。”《隋志》已著录此书，并记卷帙为174卷。此后，《两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则均著录为173卷。今日通行的孔广陶校刻本为160卷。据孔广陶统计，《北堂书钞》除集部外，引书已有约800种。可见虞世南所读典籍之多。贞观元年（626），唐太宗设弘文馆，这是从事图书事业的机构，“馆中有四部书及图籍”，时聚四部书20余万卷，选虞世南等人为学士，进行图书整理。

自唐初收隋典籍及唐高祖令征购典籍，秘书省所藏之书大增。武德九年（627），虞世南由秘书少监转秘书监，领导秘书省藏书整理工作，期间还认真校书、勘误、辑佚。其校写《老子》就是一个事例。

《老子》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广泛流传，《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都引用了《老子》的文句。韩非子注释过《老子》，唐初虞世南曾见过他的注本。为此，唐太宗曾经命他校写《老子》一部。

据路工先生访得的虞世南校写的石刻拓本所载，虞世南校写石刻《老子》拓文，上有“贞观”“开元”“广平开国”“太和殿”等印，正文题名为《老子道德经》，分为上、下两篇，不分章，但有八十一个自然段落。从内容看，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且其中有唐太宗命虞世南校写时所作的说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维天之道，司日月以悠久，大圣作，则藉书契以长存，直太史李淳风，向呈王弼注《老子道德真经》上下二篇八十一章，虫蚀靡烂，字句狼藉，缮写者书已不工，补字者更多舛讹。咨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厚期毓德，卓落不群，穷百氏之阃奥，探六书之清微，乃锡尔以囗囗（路工先生注：拓文字迹不清，下同）纸，鼠笔，校雠缺略，厘正同异，以使复古，囗凡前烈。既能俾补致囗，尤足利益群生，斯实大端，当毋辞劳也。“臣奉书伏读真经，韩非子注似近疏略；河上公注颇觉纷繁，唯王弼言简意深，得老氏清净之旨。若其字有谬误，前贤不肯正定，臣何人斯，竟敢辄易。今以王弼书为正，韩、河别注并存，敬写全篇。上渎天聪，无任警惕、战慄屏营之至。”⁽²⁴⁾

路工先生指出：“据此，虞世南奉李世民之命校写的《老子》，是以王弼本为底本，用韩非子、河上公本校勘，使三本并存。”

三、私人藏书与寺院藏书

在隋唐五代，浙东的私人藏书与寺院藏书也有一定的发展。

（一）私人藏书

由于隋唐经济发展，图书制作手段推陈出新，私家藏书有所发展。浙东也是如此，由于雕版印刷出现，浙东出现雕刻印刷书籍。唐长庆年间（821—824），元稹任越州刺史，就刻印《白氏长庆集》，在平水市，这部著作还在市场交易，即图书的贸易。元稹为《白氏长庆集》所作序中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中也。”⁽²⁵⁾这是唐代越刊印书籍的最早记载。

五代南唐期间的徐锴（920—974），字楚金，会稽人，后迁居广陵。他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书香门第，父徐延休曾仕吴为江都少伊，博识多学，母亲也有文化教养。徐锴幼即聪慧，10余岁时作《秋词》，援笔立成。他家中之书几阅数遍。不仅如此，他尤其喜欢精研文字学，为校勘古籍积累了深厚功底。南唐李璟时期，他以校书郎起家，累官至中书舍人。后主李煜时期，他又在集贤院供职，日事校勘，此时，他家中藏书已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善本。后主雅好文学，曾得《周载齐职仪》一书，后主以问徐锴，他一一条述而无遗漏，人皆服其识书。宋人一向看重南唐藏书，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江南书籍》云：“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分厂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徐锴所作之贡献，故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²⁶⁾

由于徐锴藏书丰富，且勤于学习和著述，因此，在学术上成就突出。他著有《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通释》40卷、《说文隐音》4卷、《方舆记》130卷等10多种著作，可谓著作等身。

据《绍兴市志》记载，吴越时，越州有裴氏书楼。⁽²⁷⁾

（二）寺院藏书

隋唐五代是我国寺院藏书的极盛时期。由于政府支持，使得寺院林立，名僧辈出。浙东也是一样，与前代相比，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藏书的品种，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明代胡应麟曰：“凡释氏之书，始于汉，盛于梁，极于隋唐。”⁽²⁸⁾天台山国清寺的藏书就是一例。天台山国清寺以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晋王杨广按智者大师遗愿建成，并赐佛经一藏，并令秘书监柳顾言制《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入唐以后，仍然是有名的典藏丰富的寺院，具体藏经数量不详，但我们可以看到，国清寺是东南地区佛经流传入日本最多的寺院。早在唐德宗贞元年间，日本僧人最澄来此求法，归国后创立日本天台宗。最澄归国时，曾从国清寺抄走佛经345卷。此外，圆仁、圆珍、智证等也都在国清寺求得经书而归，尤其是圆珍，在国清寺等处求经达772卷之多。

另外，《全唐文》卷三一九，载《越州余姚县龙泉寺故大律师碑铭》提到道一法师“手写大藏，手自刊校”。道一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由此可以推测，天宝之前，龙泉寺即有大藏一藏。大中十二年（858），释藏奂为明州栖心寺住持，“凡一动止，禅者必集，环堂拥榻，堵立去会。（藏）奂学识涌泉，指鉴歧分。诘难排纵之众，攻坚索隐之士，皆立褰苦雾，坐泮坚冰，一言入神，永破沈惑。”⁽²⁹⁾奉化人释宗亮，家傍月山而居，后称月僧，开成年间剃落纳法，唐武宗会昌间灭佛，宗亮隐居，大中五年（851）建国宁寺（天宁寺），他为住持。建州守李频作寺碑说：“于清心行不污者，得二十八人，以补其员，广住持也。律僧宗亮、禅僧全佑而已。”宗亮宣传佛学，组织人员缮写经书，“国宁（寺）经藏，悉加缮写，躬求正本，选纸墨，鸠聚亲施，建造三门藏院诸功德廊宇，皆亮之力焉”。⁽³⁰⁾会稽山妙喜寺释印宗亦“诵通经典”，最精讲者《涅槃经》，⁽³¹⁾表明妙喜寺也藏有经书。

【注释】

(1)〔晋〕陈寿：《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

(2)《宋书》卷五四，《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唐〕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嘉泰会稽志》卷一七，《纸》。

(4)〔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七，《纸》。

(5)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册），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6)沈建乐：《绍兴历史名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7)任继愈：《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页。

(8)〔唐〕李延寿：《南史》卷七二《文学·虞龢传》。

(9)乐承耀：《宁波古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乐教授认为《三国志》说阚泽是山阴（今绍兴市）人。但是《宝庆四明志》却提出异议。在“阚泽”条下说：“《三国志》本传指为会稽山阴人，按今慈溪县（汉属句章县，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之普济寺乃泽旧居，峰曰‘阚峰’，湖曰‘德润湖’；山水犹识其姓字，则泽为句章人也可知。”（卷八，《叙人上》《先贤事迹上》）《天启慈溪县志》也记有阚峰山、德润湖（今慈湖）、阚相祠、普济寺（德润院）等山水、古迹，载有历代诗人咏阚泽的诗，足见阚泽是句章人确实无疑。

(10)〔晋〕陈寿：《三国志》卷五三，《阚泽传》。

(11)〔晋〕陈寿：《三国志》卷五三，《阚泽传》。

(12)陈荣富：《浙江佛教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13)〔陈〕慧皎：《高僧传》卷一二，《法宗传》。

(14)〔陈〕慧皎：《高僧传序录》。

(15)《续高僧传》卷一。

(16)《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17)《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18)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序志》。

(19)傅振照：《绍兴县志》第4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35—2539页。

(20)乐承耀：《宁波经济史》，宁波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21)章玉安：《绍兴市教育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22)任桂全：《绍兴市志》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0页。

(23)傅璇琮：《宁波通史》第1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

(24)路工：《虞世南校写的〈老子〉石刻拓本》，《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25)任桂全：《绍兴市志》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5页。

(26)任桂全：《绍兴市志》第4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5页。

(27)《十国春秋·徐锴传》。

(28)〔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

(29)〔宋〕赞宁：《大宋高僧传》卷一二，《唐明州栖心寺藏奂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6页。

(30)乐承耀：《宁波古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31)〔宋〕赞宁：《大宋高僧传》卷四，《唐会稽山妙喜寺印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