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浙江藏书楼私家藏书文化体系三大成因新论

陶　济

【提要】中国明清两代浙江藏书楼的私家藏书文化体系水到渠成、脱颖而出，以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学术传衍文化为核心，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特别是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基本成因是:明清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起落趋势导致藏书结构、搜求来源、渠道经营等藏书方式的应势变迁;浙东学术研究的兴盛趋势导致经世致用、对外开放、服务社会等藏书取向的应势转轨;藏书世家传承的蜕变趋势导致经济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等藏书精神的应势创新。

【关键词】明清浙江藏书楼　藏书方式变迁　藏书取向转轨　藏书精神创新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在唐宋两代从北方转向南方。浙江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的新兴发展地区，带动了浙江文化的兴盛，使该地区的私家藏书和私家藏书楼后来居上。明清两代以市场需要为导向、市场交易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主要是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福建东南部逐步生成并且迅速增长。这使浙江成为全国经济与文化领先发展的地区，私家藏书和私家藏书楼位居全国之首。明清浙江私家藏书楼不仅以藏量的丰富和藏品的珍贵著称于海内外，而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私家藏书文化的重大演进和根本转折。私家藏书文化体系水到渠成、脱颖而出，以文献收藏文化为基石，学术传衍文化为主导，书楼营造文化为支柱，特别是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为什么私家藏书文化体系率先在浙江崛起?其基本的成因是:明清浙江经济社会的起落趋势导致藏书方式的应势变迁;浙东学术研究的兴盛趋势导致藏书取向的应势转轨;藏书世家传承的蜕变趋势导致藏书精神的应势创新。

一、藏书方式的应势变迁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生活在现今浙江的于越部族，在长江三角洲南翼的丘陵、平原、河湖之间开创了稻作文化、丝织文化、玉石文化、彩陶文化和舟船文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互通有无的商品交换。舟桥突破了水网的阻隔并且把水网转变为通途，沟通和支撑了更大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唐宋两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排名全国前列。一方面，北方长期战火不灭，政局动荡，浙江所受影响较小，吸引了中原先进科技、文化人才源源不断地南下。另一方面，吴越国和南宋先后定都杭州，经营浙江，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文化领域中，雕版印书业和书院教育业蓬勃发展，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活动一派兴旺，直接并且有力地推动了私家藏书和私家藏书楼的勃兴和壮大。在当时，学者既是藏书家又是著述家，私家藏书楼既藏书又刻书的现象，已经并不少见。而藏书、编书、刻书、售书一条龙，已经初见端倪。南宋杭州芸居楼陈起和嘉兴金陀坊岳飞之孙岳珂都自藏、自编、自刻、自销。大量唐人诗集就是由于陈起刻印而流传后世。

明清浙江的行政格局大体上与现今浙江相当。在浙东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以及浙东南温台沿海平原，农业经营特别是桑蚕、棉麻、茶果、桐油为主的经济作物经营，商品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发展趋势越来越强。不仅出现了新式经营富农、地主以及随之而来的雇佣劳动关系，促进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变，而且大批经营富农、地主和农村劳动力向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促进了工商业、交易市场和城镇的迅速发展。清代中期，手工业、交易市场和工商城镇的专业化分工相当细化和深化。较大规模的作坊、工场、商行和专业交易市场不断涌现。城镇在县域和省域内外的集聚力、辐射力、竞争力不断增强。取决于市场的商品交易和按件计付工资的雇佣劳动逐步成为主流。中国原生型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直接或间接、快速或缓慢地发展。湖州盛产桑蚕，南浔湖丝因其质优从唐代起列为贡品而名甲天下。明代湖州所属南浔镇成为全国丝业加工中心，而湖州则成为全国桑蚕生产中心。清代南浔扩散加工，强化商贸，转变为桑蚕、湖丝、织品的交易和集散中心，湖州发展为以南浔为增长极的桑蚕丝织的生产和加工中心。南浔商行从外地收购棉花供应当地农户纺纱织布，又收购已加工的棉纱和棉布向外地销售，开拓了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商、农、工联动新路径。湖州从粮食主产区转变为主销区，南浔又成为粮食交易和集散的区域中心。南浔镇区五万居民，经商者占半数以上，其次是手工业者和商行伙计。南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及其人口结构，已经具有现代城镇的某些本质特点。

但是，古代中国制度变迁极其滞后。明取代元，清取代明，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虽然体制、政策等制度安排有所调整和改变，然而根本制度未变。帝皇专制有加，腐败日甚，赋役繁重，内讧激剧，边患不断。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暴动。清初江南爆发了城镇市民阶层的反抗运动。清代中期爆发了声势浩荡、一度在江南建立政权的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粉碎了封建王朝永恒的神话，加快了西方工业科技文明和民主政治思想深入中国的进程和步伐。浙江乃至整个中国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这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重大和深刻的双重影响。西方列强一心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推销地和资源供给地，沉重地打击浙江工商业并且祸及农业。清朝统治者国库空虚，遂加重税赋盘剥，“动以昔日两年之赋，足今日一年之额”，更使农业和工商业难以承受，境况日下。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却拉动了商品经济的随机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趋于稳定，国际市场需求扩大。浙江工商业者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扩大对外贸易，以蚕丝、棉花、茶叶及其初级制成品为主的商、农、工互联互动商品化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在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普遍铺开，并且不断扩展到温台沿海平原乃至浙中金衢盆地和浙南瓯江流域。宁波、绍兴以余姚为增长极发展成为当时中国一大棉花种植中心，并且拉动宁波、绍兴、杭州、湖州、嘉兴棉纺业的大发展，成为全国一大棉纺织加工和贸易中心。正是在丝织业特别是棉纺业中，兴起了我国最初的民族资本工业。最初一批民族资本企业既不是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直接延续，也不是以往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单纯扩张，而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新式企业，全面实行商品化和市场化经营的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此后，浙江中小工商业者、经营富农和地主，持续地兴办了一批新式企业，侧重于纺织、食品、日用化工等轻工业，并且逐步扩展到农业、矿务、运输等产业，甚至兴办银行向金融业进军。

明清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回归北方，但是经济和社会中心仍在南方，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以及后来很快兴盛起来的上海。浙江经济社会曲折地向前发展，呈现出此起彼伏、彼伏此起的起落趋势。尽管失去了以往全国领先的地位和带动的作用，然而依然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领先发展地区。明清浙江文化也呈现出反复曲折起落、整体更快发展的新势态和新趋向。其一，印书出版业的新发展。尽管国家印书北移，官家印书减少并且突出官定经籍，然而由于活字木板刻印技术的更新和推广，书商印书和私家刻书规模化发展却远远超过历代。浙江仍然是全国印书出版业的中心之一，丛书刊刻全国第一。布局从浙东拓展到浙中、浙南，湖州一跃成为全国一流的后起之秀，彩色套印领先全国。其二，书院教育业的新发展。明代几乎县县办官学，官家资金不足则由民间集资弥补。私家书院的兴办也大大加快。清代民办书院和社学的步伐不仅加大而且实力不断加强。清初全省官办州学11所，县学75所，民办书院和社学多达399所。晚清民办书院和社学演变为现代学校，并且成为维新思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桥头堡。其三，学术研究活动的新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诚然能有力地牵动学术研究，而经济社会发展曲折更能有力地激励学术研究。在双重动力作用下，浙江学术研究活动空前活跃，学者、大师辈出。浙东学派特别是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史学派，写下了浙江和中国学术史上推陈出新的辉煌篇章。其四，文学艺术创作的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大乱到大治并且从极盛到极衰，莫过于明清两代。明清浙江文学艺术传历史沧桑之言、传世态炎凉之言、传人生搏击之言、传中华急变之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著名文学家中明代浙江有31人，居全国首位;清代浙江有33人，仅次于江苏。而文人介入的世俗化和个性化的市民阶层文学艺术兴旺蓬勃，在全国首屈一指。《十五贯》、《长生殿》等戏剧，《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都出自浙江和兴自浙江，开创了中国戏剧或小说发展的新纪元。文人文艺、市民文艺、启蒙文艺交互作用和激荡。

明清浙江经济社会曲折起落发展，特别是文化整体发展，直接地、密切地、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私家藏书尤其是私家藏书楼的新发展，首先是藏书结构、搜求来源、渠道经营等藏书方式的应势变迁。

第一，藏书结构从诗文经籍为主转变为文献典籍为主。明清以前历代浙江私家藏书楼，大都以收藏官定经、史、子、集的传统经籍为主，辅以当地和各地诗词文集。两宋浙江私家藏书楼已经注意收藏地方文献志书，但是为数不多。明清两代浙江私家藏书楼着力收藏文献典籍的宋元刻本、稿本和抄本，着重收藏地方和当朝的文献资料以及自编、自撰的总集、专著和稿本。一是因为相对来说，文献典籍的明代刻本和抄本虽然总量很多，但是往往内容疏漏、刻抄粗糙、失误繁多，甚至制假作伪。私家藏书楼不仅倾其所有搜购而且千辛万苦搜抄文献典籍的宋元善本，特别是原底本、初刻本和孤本，连残卷和遗篇也不放过。二是因为官家和私家藏书一直轻视或忽视地方文献收藏。明清政局比较动荡，商品经济风险大、变化大。地方文献典藏总量极大，然而散失既快又多。私家藏书楼着重搜购和搜抄大量历代特别是当朝地方文献资料，涉及地方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实态性和原始性的文案资料、现场资料、口传资料以及当局封禁清毁的另类资料，如乡规民约、契约文书、簿记账册、日常杂录、官方事例和家族宗谱。三是因为明清学术研究活动多，书院讲学、论道、研究活动多。私家藏书楼自编文献典籍总集、自撰研究评述专著比历代量大，学术价值也高。

第二，搜求来源从定向随机为主转变为多向定点为主。两宋浙江私家藏书楼大都以承继家藏库书为主，再以社会搜购和传抄增加藏量、提高藏品价值。定向不定点，往往依凭所见所闻搜购或传抄，比较被动。明清私家藏书楼大都以承继家藏库书为基础，更以社会搜购和传抄以及刻印增加藏量并且提升藏品价值为主。多向又定点，往往以相关大书商和藏书楼为重点，搜购、传抄、分刻、互换兼顾并举，比较主动。一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书市交易的旺盛。规模较大、能力较强的专业化大书商信息灵通，书源充足，价格优惠，服务周到，可以委托指定搜购和搜抄。不少藏书楼和大书商签订契约，长期合作，互惠互利，藏品也有保证。二是因为藏书楼越来越多，收藏规模越来越大，收藏质量越来越高，专业能力越来越强。不少藏书楼相互制定和实施了搜求、鉴别、传抄、分刻、互换乃至转让的合约。不仅强化了交流探讨，而且深化了互利互惠，特别是优化了资源的流动、配置和运筹，保证了收藏成本的降低和收藏品质的提高。三是因为经济和政局变化很大，私家藏书楼甚至著名藏书楼的变数很多，衰败很快。藏书楼和大书商紧密和长期合作，成为衰败藏书楼库藏精品文献典籍有序转让的有效机制，尽最大可能防止库藏精品的损伤和流失。此书失此楼毁，彼书存彼楼在，不少珍稀文献典籍得以在浙江永续传承。

第三，渠道经营从自刻直销为主转变为书铺刻销为主。明代浙江著名私家藏书楼几乎无不自行校刻文献典籍，并且从藏书楼之间分刻交换和直销入市为主，转变为藏书楼和印书业合作为主。由藏书楼提供勘误、校正、补失并且编辑、撰述的底本，由书商负责投资、刻板、印刷、装订和推销、出售。不少书商独自刻印出书，往往聘请藏书家进行版本和编校的咨询、鉴定和审阅，乃至委托藏书家全面编校和终审。不少藏书家，既是刻书家，又是出版家。杭州胡文焕既建藏书楼，又创印书坊。他以文会堂为名刻售169种450卷《格致丛书》，并且自藏、自辑、自刻、自售16种36卷《寿养丛书》。清代浙江私家藏书楼和印书业之间，相互更加积极、主动地互联互动，分工合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甚至以契约来规范，构建了长期联动机制。有的印书坊为藏书楼提供最初的各类版本以便编校撰述。有的藏书楼为印书坊提供融资共享利润。更多的藏书楼自立印书坊，收藏和出书合二为一。海宁蒋光煦以别下斋命名藏书楼和印书坊，并以此命名所编校、刻印、出售唐宋以来词论为主的《别下斋丛书》。一是因为私家藏书楼的构筑、收藏和管理成本很高，仅以家族遗产、为官俸禄、土地收入支撑难以为继，不少藏书楼因此衰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适度利用市场机制开发收藏资源，既有利于私家藏书楼的发展，更有利于藏书的社会传播和社会的文化发展。二是因为印书业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藏书业。私家藏书楼的书源丰富、人才丰富。印书业只有和藏书楼长期合作、互联互动，才能共享资源、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赢利润而共同做大做强。三是因为明清浙江私家藏书楼以自编总集和自撰专著的学术传衍为使命并且主导收藏。利用市场机制，经营市场渠道，对于私家藏书楼提高发展能力、促进学术传衍，不失为绝佳选择。

二、藏书取向的应势变迁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南宋浙江自创事功学派。浙南永嘉学派的叶适主张理事结合，知行统一，以利合义，义利并列。浙中永康学派的陈亮主张才德双行，仁义交出，功利互见，王霸并用。浙中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主张明理躬行，切于实用，务必讲实理、育实才、求实用。发展立浙、发展兴浙、发展强浙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和社会取向，经过事功学派的概括、提炼、论证和完善，上升到理性和体系的高度，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精神支持和人才智力保证。

明代余姚王守仁力图把宋元以来的理学和心学融合起来，并且同事功之学融合起来，以“致良知”、“正人心”、“息邪说”重振朝纲。他强调认识自主，行为自律，知行合一，行重于知，不无弘扬事功精神和主体精神的积极意义，为浙江学术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生机和后劲。他曾在绍兴会稽山下单独构筑藏书楼，以阳明为楼名并且自号阳明子，一度讲学于稽山书院，后又自建阳明书院。王守仁创立的阳明学派在明代中叶成为风行中国的学术主流，并且成为明末清初浙东学派学术理论和文化取向的重要来源。

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制度变迁极其滞后的错位、矛盾、对立，在明末清初的浙江表现得倍加突出和分外尖锐。余姚刘宗周从学王守仁，出于王而始非王。在他看来，王学欲正人心却不见人事。当今内忧外患始于人心，根源却在无吏治，应整顿吏治，奉扬法纪，端本澄源，教化天下。重民命而不可重专权，厚民生而不可厉赋敛，安民心而不可强典绳。以人心为本，达天下之法，何愁国之不治。他反复强调转乱为治，须窥前事之所以失，方知后事之所以得。

黄宗羲与王守仁、刘宗周同为余姚人，师从刘宗周又超越刘宗周。他刻苦钻研中国文献典籍，关心现实，尽知朝局清浊，并且了解西方工业文明，接受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思想。在组织抗清斗争失败后，他避祸家乡四明山中，以藏书楼续钞堂为基地，悉心藏书、著述、讲学。黄宗羲著述丰硕，如犀利地揭露和批判封建君主与专制制度的鸿篇巨制《明夷待访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断代史专著《明儒学案》，广收严考地方文献资料的《四明山志》，选录撰述明代二千家文集总汇的《明文海》，以及记述和评估明代私家藏书楼发展过程与经验教训的《天一阁藏书记》等。他明确提出“经世致用”、“足以后务”;严厉痛斥封建君主是专制独夫，已成为“天下之大害”;坚决主张实行“工商为本”、“君臣共治”。他在著书立说、开创浙东史学流派的同时，四处讲学，办讲经会，培养了万斯同、陈自舜等浙东史学流派的骨干人才。

万斯同受业于黄宗羲，专治明史，深为黄宗羲赏识和器重。他坚定地认为今日之学术以黄宗羲为“正宗”，吾辈自当“分任吾师之学”。他以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为准则，把历史研究和当世实务结合起来。康熙皇帝钦命编修《明史》，万斯同被聘为总审稿人。他携带私家藏书十万多卷赴京，严格按照文献资料考证史实，以史学研究为“治国平天下之业”，“指陈得失，洞中肯綮”，编修了一代信史，成为实际上的总编纂。他还编撰了大量史学丛书和专著，如《补历代史表》、《纪元汇考》等。万斯同坚持和丰富了黄宗羲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为浙东史学流派的开创和拓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宁波双韭山房全祖望自认是黄宗羲、万斯同的私淑弟子。他在经学、史学、文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越成就，尤其在史学方面承继了以史为师、资治通鉴的优良传统，发扬了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他完成了黄宗羲没有完成的遗作《宋元学案》，体例更为完备，评述更为理性、客观和准确;编校了诸多的地方文献、志书，撰有《鲒埼亭集》、《湖语》、《勾余土音》等，并且严格依据文献资料，不定一尊地扩大了著述的内涵。《双韭山房藏书记》、《天一阁藏书记》、《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二老阁藏书记》等系列性专著，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清浙东私家藏书楼和浙东史学流派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取向。万斯同促进了浙东学术界和北京学术界的交流，特别是浙东史学流派和全国其他学派的交流。全祖望不仅深化了浙东史学流派和北京学术界的交流，而且促进了浙东史学流派和浙江学术界、江苏学术界的交流，特别是浙东史学流派在全国的传播。全祖望不少重要著作如《宋元学案》、《三笺困学纪闻》、《水经注》等，都是在扬州成书的。在浙东史学流派承上启下和广泛流传的发展过程中，全祖望功不可没。

绍兴翁云山房章学诚是浙东史学流派的集大成者。他向慕黄宗羲，景仰万斯同和全祖望，得学于黄宗羲弟子邵廷采世家再传，自称“根柢出于邵氏”。章学诚全力弘扬并且丰富发展浙东史学流派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取向，坚决反对和批判空谈义理、专事考据、脱离实务的无用之学。其一，以《文史通义》等专著探讨并且提出新的史学理论。他明确认为，史学所以经世，贵在知其资治通鉴、切合当时人事之意。史意是史学的宗旨。在他看来，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经史子集皆出于史。其二，以《浙东学术》等专文总结和提升浙东史学流派的基本经验、基本精神、基本学理。他明确认为，浙东学术历有渊源，可溯南宋事功学派。元明以来藏书之家不乏，多攻史学。黄宗羲出于刘宗周之门，上承阳明心学理论，下开万斯同和全祖望学脉，浙东史学甲于他处。浙东史学流派“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以经世致用区别于其他学派，并且贵专家之学、反门户之见。其三，主纂地方通志，创立方志学。他履践经世致用，以志为史。先后主纂《湖北通志》、《和州志》、《亳州志》、《荆州府志》、《常德府志》、《永清县志》、《石首县志》、《天门县志》、《大名县志》、《麻城县志》等。他在主纂地方通志和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地方志书“三书”、“六体”的框架体系和原则、方法的学理体系。“三书”即以史述为主的“志”、以人物事件为主的“掌故”、以文献考证为主的“文征”;“六体”即纪(年)、图(例)、表(谱)、考(证)、略(论)、传(记)。他在《修志十议》、《方志立三书议》、《方志略例》、《方志辨体》等一系列著述中，全面、深入、具体地探讨和论辩了方志起源、发展、演变，方志的性质、特征、作用，方志的体裁、结构以及编撰的方式、方法等，确立了方志学。章学诚实为中国方志第一人。

浙东史学流派代表人物，多方搜求特别是持续抄录文献典籍，收藏了大量官家收藏却面目全非的源头原本和稿本，官家不藏却鲜活真实的地方文献和典籍。他们共同改变了从经学出发务虚清淡的不实学风，并且共同创新了从文献出发务实求真的治史良风。他们前仆后继地重在学术思想和文化取向的梳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发展趋势，勇于探索明清“天崩地解”、“革故鼎新”的社会改革道路。他们是中国最初一代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推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启蒙思想先驱者。

浙东学术研究特别是浙东史学流派的兴盛趋势，直接地、有力地、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私家藏书尤其是私家藏书楼经世致用、对外开放、服务社会等藏书取向的应势转轨。

第一，从典籍传衍为主转变为经世致用为主。两宋浙江私家藏书楼重视收藏传承，也重视学术传衍，但是更注重收藏传承。学术传衍有两大重点:一是诗文经籍的编目分类;二是重要文集的编校刻印。显然，学术传衍从属于收藏传承。明代私家藏书楼既重视收藏传承，更重视学术传衍，逐步以学术传衍主导收藏传承。学术传衍有三大重点:一是收藏学术的开发性著述，发展了目录学，确立了版本学，开创了收藏管理学。二是文献典籍的开发性著述，编撰和收录中国文学灿烂瑰宝唐诗、宋词、元剧、明话本的总集乃至研究总集。三是地方文献的开发性著述，大力编撰地方各类志书特别是编修各县通志。明末清初以来，私家藏书楼突出了史书的编修和志书的编撰。《金史》的补修、《元史》的重修、《明史》的编纂，最初稿本都出自浙江私家藏书楼。一是因为浙江具有修史编志、资治兴邦的优良传统。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和地方史专著。浙东史学流派经世致用、以史为志的学术思想和重大成果，弘扬并且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为浙江私家藏书楼所普遍接受并且效法。二是因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颇有特色和优势，文献资料总量大、变化快，世人关注，全国瞩目。浙江私家藏书楼历来注重地方文献典籍的收藏和著述，也是一大特色和优势。浙东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人才，同时也是私家藏书楼的代表人物和骨干人才，对地方文献典籍加以搜购、传抄、校刻特别是著述。他们身体力行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极大，更容易为浙江私家藏书楼所普遍认同并且实行。三是因为浙东史学流派发展和创新了一套在当时比较科学、先进、系统的史学理论、方志学理和著述方法，把经世致用落实到既求真又务实的新层面，推广性、操作性极强，必然地为浙江私家藏书楼所普遍借鉴和采用。私家藏书楼以经世致用文化为灵魂，从典籍传衍为主转变为经世致用为主，突破了以往的藏书取向。

第二，从整体封闭为主转变为对外开放为主。私家藏书楼一直重管理重自用，固守封闭，一般不向外人开放。这里既有维护和保证藏书传承的管理问题，更有藏书只为自读和自用的取向问题。明代浙江私家藏书楼大多相互之间开放，并且合约传抄所藏。不过，对外开放相当有限。明末清初以来，私家藏书楼纷纷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局部开放转向全面开放。现存清代中叶余姚黄澄量五桂楼，位于四明山区的梁弄，藏书六万多卷。部分收藏是搜求清初慈溪二老阁流失的藏书所得。二老阁主要收藏黄宗羲续钞堂遗藏三万卷，其中包括黄宗羲遗作手稿，“二老”之一就是指黄宗羲。黄澄量仿效黄宗羲《明文海》体例，编纂了一百三十八册不分卷的《今文类体》，以原刻本选辑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和奏议，并且加以考核、解析和评价。其中保存了不少官家不藏乃至文网禁毁的重大地方文献典籍。黄澄量编撰了《五桂楼书目》，在题识中总结藏书楼的管理经验。他要求子孙从严管理藏书，同时又要求子孙对外开放。他说:“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五桂楼一直供人借读，但不外借，并且提供食宿。清末绍兴徐树兰古越藏书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对外全面公开开放的私家藏书楼，或者说民办公共图书馆。前后共四进。前三进为藏书楼，第二进辟有阅览厅堂。第四进为后院，建有工作人员用房和读者自费食堂。全楼既以四部分类收藏历代文献典籍而“存古”，又以时务专部收藏工商科技实业书籍而“开新”，其中包括外文图书、中文译本、报刊、科教标本和用具。藏书多达七万余卷，书目三十五卷。现存一进墙门和书楼。私家藏书楼的藏书取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是因为浙东史学流派的兴盛和发展，代表人物和骨干人才的藏书楼不断对外开放，打破了藏书楼自读自用的固守封闭。天一阁曾经制定和实行“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铁规，从来不向外人开放。然而后人尊敬和赞赏浙东史学流派，接连向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开放，冲缺了以往不合理的家规。二是因为浙东史学流派的经世致用文化精神深入人心，转化为私家藏书楼顺应历史发展的氛围、时尚、风气和取向。黄澄量并非浙东史学流派的谱系成员，却秉持了浙东史学流派经世致用的文化灵魂，并且率先实行了藏书对外开放。三是因为浙东史学流派经世致用的文化灵魂合乎客观趋势和时代潮流，引导私家藏书楼与时俱进的调整、改变和发展。徐树兰深受浙东史学流派特别是黄宗羲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华衰落必振兴，振兴中华必读书，博求贯通中外之古今，以启借鉴变通之途径。他高度关注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和公共图书馆事业，与时俱进地赋予经世致用文化灵魂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价值取向。徐树兰启动和推进了浙江和中国私家藏书楼对外全面公开开放的变革，特别是民办公共图书馆的兴起。

第三，从自成一体为主转变为服务社会为主。历来藏书家又是学问家，不仅收藏和著述，而且出入书院解惑、说道、授业。但是，两宋藏书楼和书院仍然各成一体。明清浙江私家书院风起云涌，闻名省内外的私家书院层出不穷。私家藏书楼和私家书院的联系和交流更加密切了。有的私家藏书楼自建私家书院讲学育人。王守仁的阳明学派和黄宗羲的浙东史学流派更是如此。现存清末瑞安玉海楼孙依言和孙诒让父子，崇尚永嘉学派和浙东史学流派，自觉地并且不懈地坚持和履践经世致用、经世致远的文化灵魂。着力搜求地方文献典籍，仅收藏温州乡贤先哲遗著达四百六十二种，并且编撰了《温州经籍志》，校刻了《永嘉丛书》。孙诒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一方面，求真务实地思虑兴衰存亡，重新编校、梳理、评述文献典籍，如《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另一方面，综合文字学、金石学和史学，精心细究金文、甲骨文，《名原》、《契文释例》等著作不仅开创了甲骨文字学，而且把金文研究引入科学的轨道。孙衣言任职安徽时，曾向安庆敬敷书院捐赠百种古籍，且多复本，便于学生研读。他在《玉海楼藏书记》中坦诚地说:“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建成玉海楼以后，在加强管理的同时，随即向外人开放。孙诒让深切关怀民族振兴，上书光绪皇帝《变法平议》四十篇，提出了革新政治、确立民权的建议。他从自己做起，先后创办了专修数学的书院、专修外文的方言馆、专修化学的学堂，以及城关四隅四座初等小学堂;又支持把温州府书院改组为新式教育的府学堂，被公推为总理。他亲自创办了瑞安务农会、演说会、阅报社、劝解妇女缠足会等社会团体，把教育和藏书两大事业推向社会。他还集股兴办矿务、交通、农业、渔业等地方实业，走向社会并且全面地服务社会。徐树兰在绍兴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六年后又创办了古越藏书楼。目的在于书院和藏书楼互联互动，既使入学的学生得以好好读书，教育成材，又使好学之士虽然由于家贫无钱购书和入学，能够利用书楼好好读书，自学成才。在他看来，振兴中华系于人才，人才培育需要既办教育，又办公共图书馆。这就把浙江私家藏书楼经世致用的文化灵魂推向了社会化发展的更新更高阶段。一是因为浙东史学流派深知革故鼎新，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刘宗周提出培育人才必须改革学政，改革学政是救世第一义。黄宗羲则进一步主张寓政于教，培养品学兼优、清明政风所赖的新型人才。他创立浙东史学流派，从一开始就注重培育传衍学派的骨干人才。这就促进了清代私家藏书楼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二是因为浙东史学流派吸取了前人书院和学派互联互动培养人才的经验，并且延伸和拓展为书院、学派与藏书楼的互联互动，加强和加快优秀人才的培养，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就促进了清代很多有条件的私家藏书楼兴办私家书院，对子孙施教的同时招收其他学生。有条件的私家书院，则兴办对外开放的藏书楼。三是因为浙东史学流派突出经世致用切合人事而足以后务，既为自己所用，又为他人所用，更为社会所用。藏书和印书相结合，特别是藏书楼和书院相结合，不失为传播文化、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一条有效路径。这就促进了清代不少忧国忧民的私家藏书楼，逐步弘扬和创新经世致用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从立足藏书楼关顾社会转变为走出藏书楼服务社会。

三、藏书精神的应势创新

明清中国在商品经济及其占重要地位的手工业、商业、部分农业等产业中，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在鸦片战争之前，实质上是原生型的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在鸦片战争之后，主要是非原生型的受西方工业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如官僚买办阶层的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洋务经商阶层的进出口贸易业，民族资本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各类企业。原生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也融入了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之中。浙江民族资本工商业虽然实力不强，集中在棉纺业、丝织业、食品加工业、日用化工等轻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农业、矿业，并且延伸到电厂、水厂、银行业，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相对而言，浙江官僚买办工业和洋务买办工商业实力更小更弱。浙江民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私家藏书特别是私家藏书楼产生了相当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不仅少为人知，而且鲜作研讨。或许现在资料搜集整理不足是一个制约性障碍，然而对现存资料开发研究不足更是一个决定性原因。明代杭州清平山堂洪楩是重要的藏书家，并且是重要的出版家。他以清平山堂为名创办了印书坊。编校刻印出售的《清平山堂话本》，收录了大量宋元明话本。现存残本保留了宋代话本12种、元代话本6种、明代话本11种。对吴承恩《西游记》、冯梦龙《古今小说》和《警世通言》、凌蒙初《拍案惊奇》等明代小说的创作或改编，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直接影响乃至原创影响。洪楩编校刻印出售的文献典籍数量多、质量好、印刷精。时人称道:“校印颇佳”，“精致逾于他刻”。洪楩实际上是一个商品经济的优秀经营者。《清平山堂》是当时中国的名牌印书作坊和销售商铺。《清平山堂》编校刻印出售的文献典籍是当时中国的名牌产品。清代杭州八千卷楼丁丙与其兄丁申以修复和保存文澜阁《四库全书》名闻天下。他们收藏、编撰、刻印了大批文献典籍特别是浙江及其杭州文献典籍，诸如《武林先哲遗著》、《武林掌故丛编》、《武林游记》、《武林第宅考》等地方各类志书、文集、专著以及文献丛录。丁丙完成了丁申编撰的《武林藏书录》，记载并且评述了自晋至清杭州藏书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在中国藏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地方藏书史学专著。丁家拥有锡制品生产工场而致富，鼎盛时雇用工匠上百人。丁丙是浙江著名的实业家，同友人合资创办了杭州世经缫丝厂和余杭大纶制丝厂，在国内最早从西方引进技术装备进行机械化制丝。

私家藏书楼及其藏书家历代由两部分构成:一为学而优则仕，二为学而优则文。前者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为官四方，广泛搜购和传抄乃至校刻文献典籍，在承继世家库藏的基础上扩大了藏量并且提高了藏品价值。后者虽然刻苦攻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或屡考不中、或政见不同、或受人牵连、或父母有疾等，以至淡于功名进取。结交四方，广泛搜购和传抄乃至校刻文献典籍，在承继世家库藏的基础上扩大了藏量并且提高了藏品价值。明清两代在两大类私家藏书楼群体之外，一批工商业者、印书业者也就是商品经济经营者构成了第三类私家藏书楼群体。他们经商四方，广泛搜购、传抄、刻售文献典籍，从以往有限家藏的起点出发，着力扩大了藏量并且注重于藏品的提高。

在明代浙江，三类藏书楼的发展速度都比较快，发展规模都比较大。明末清初以后，第三类藏书楼群体的发展速度更快、发展规模更大。一是因为三类藏书楼群体少有门户之见，相互交流和合作，甚至以签约为保证，不断地并且长期地加快、加大、加强相互交流和合作。而第三类藏书楼群体不仅善于而且精于学习、借鉴、吸收了前两大类藏书楼群体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文化内蕴。二是因为第三类藏书楼群体既是印书业和藏书业之间的中介，又是市场和藏书楼之间的中介，也是藏书楼和藏书楼之间的中介。以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性质商品经济的经营观念、方式、机制，经营藏书楼并且经营中介关系，其时代性和优越性不是前两大类藏书楼群体所能相比的。三是因为在第三类藏书楼群体的影响和作用下，前两大类藏书楼群体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或者引进了第三类藏书楼群体的经营观念和机制，改变了以往的藏书方式。或者全面引进了第三类藏书楼群体的经营观念、方式、机制，实际上转变为第三类藏书楼。明代杭州胡文焕文会堂和清代杭州丁丙八千卷楼都是第三类私家藏书楼。而明代杭州洪楩清平山堂和清代海宁蒋光煦别下斋都是从前两大类私家藏书楼转变为第三类私家藏书楼。洪楩收藏承继了祖父左都御史洪钟之的家藏，清平山堂从第一类转变为第三类私家藏书楼。蒋光煦十岁时父亲弃世，在母亲培育下励志好学成才。家藏极为有限，也只是一些普通书籍。最初编校刻书通过书商积累原始资本，后来自藏、自编、自印、自售得以发展。别下斋从第二类转变为第三类私家藏书楼。

明清两代浙江私家藏书楼三类群体的重组发展，昭示了新旧藏书世家承上启下的蜕变趋势，直接地、迅速地、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私家藏书尤其是私家藏书楼，经济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等藏书精神的应势创新。

第一，藏书楼经济意义从管理保值到经营增值的应势创新。书失楼毁历来莫不归因于水、火、虫、盗、战“五厄”或“五患”，因而莫不加强管理乃至严密管理以保值。但是，在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性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仅仅依靠管理实现保值是不够的。不少明清私家藏书楼书失楼毁，往往因为入不敷出而难以维持，后人往往不得不出售与他人。所以，私家藏书和私家藏书楼的收藏转让，比历代规模大、频率密、风险强。非但不能保值，反倒不断贬值，更谈不上增值。第三类私家藏书楼群体，包括第一、二类转变为第三类私家藏书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分化了收藏转让的损伤和损害，导致藏书楼精神的经济意义特别是文化经济意义的应势创新。明清浙江工商资本进入藏书领域，不仅有效提高了私家藏书楼文献典籍搜求、整编、管理的收藏传承能力，而且有效提高了文献典籍校编、刻印、著述的学术传衍能力，特别是有效提高了私家藏书楼收藏和人才资源商品化、市场化、价值化流动、配置、运筹的自我发展能力。经营是对资源的流动、配置、运筹进行市场化基础性的整合，而管理是对经营整合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保证。正是经营带动管理、管理促进经营的良性循环，赋予了明清两代浙江私家藏书楼藏书精神以新的经济意义特别是文化经济意义，促成而导致了从管理保值到经营增值的应势创新。

第二，藏书楼文化意义从收藏为重到体系构架的应势创新。私家藏书和私家藏书楼历来以收藏及其传代承继为重，学术传衍为辅。官家藏书特别是国家藏书担负了学术传衍的基本职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性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官家藏书特别是国家藏书的学术传衍不仅相当滞缓，而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清浙江私家藏书楼群体由于工商资本进入而重组发展，着力加强收藏传承，着重深化学术传衍，着意完善书楼营造，着眼务实经世致用。

私家藏书楼群体搜求、编撰、校刻了大量文献典籍特别是总集，才使唐诗、宋词、元剧、明话本一部分由分散到集聚、相当一部分由流失到回归。明代海盐好古堂胡震享毕生搜求大批唐人诗集，其中不乏宋元善本、残卷遗篇、秘册异书，并且毕生修治唐诗，编撰了《唐音统签》和《唐音癸签》两大鸿篇巨著。《唐音统签》选录唐诗1000卷，附编引用版本和出处、参考资料和来源，特别是校误考证和评估33卷。《唐音癸签》主要收录唐人诗话，提供唐诗创作和发展的大量社会背景资料、诗人生涯资料以及相关评论。两书在胡震享去世40年以后的清代陆续刻印流传社会。清代朝廷《四库全书》和《全唐诗》，都以《唐音统签》为底本集编唐诗。全国不少地方的志书和资料，在当地无存或已无原件，却在浙江留存至今。天一阁搜求收藏的地方志书和当朝文献，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全国无出其右者。原藏省、府、州、县志书多达435种，比《明史》艺文志中著录的还多。现藏271种，也非当今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可以相比。大量不见经传然而价值连城的地方志书和实证文献不仅留存到现在，不断地发挥了资治通鉴的积极作用，而且改变世人共识和藏书共识，有力地拓展了文献的新门类和收藏的新空间。

藏书楼的因凭选址、拟象构筑、审美造境，明清浙江私家藏书楼都有独到的丰富和发展，把书楼营造文化和建筑园林文化融为一体。清代嘉兴朱彝尊的曝书亭情景交融，人境合一，再创藏书有意味的文化时空和审美境界。朱彝尊把从宅第分立出来的私家后花园改建和重组为私家藏书园。不仅累石垒山，而且引水为涧、为河、为湖。傍山面湖的潜采堂收藏文献典籍九万卷，邻桥依水的娱老轩抄读书、精考据、工诗文，花木围绕、堂轩之间的曝书亭既休游又晒书。湖边相对建有东西西区舫。置小船在水上赏景且读书。他最爱曝书亭，以抒收藏传承和著述传衍之情怀、之意味、之境界，而以曝书亭称统藏书园。天一阁落成99年即1665年，范钦曾孙范光文在阁前阁后再筑泉石林园。阁前池南，垒石造山。石态如狮、如象、如羊、如虎，而山状拟福、禄、寿三字，全在似与不似之间。山中石径穿峰越谷，池中石桥越水穿洞。东山林木丛中石构方亭大气挺立，西山逶迤连墙木构半亭挑角欲飞。仅占地半亩，却山重水复。阁后土石假山兀立，比肩高于藏书楼。山上林木森郁，丛竹摇曳，一番山野风光，气势自然天成。

既以经济支撑文化，又以文化开发经济，更把经济转化为文化。正是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赋予了明清两代浙江私家藏书楼藏书精神以新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经济文化意义，促成而导致了藏书文化从收藏为重到体系构架的应势创新。

第三，藏书楼社会意义从关顾民生到重民富民的应势创新。历代私家藏书楼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和顾及周边民生。或者从为官的立场和意义，或者从文人的立场和意义，却不是从藏书楼的立场和意义，真正并且切实地关注和顾及社会。所以，藏书楼始终外在于社会，社会意义并不显著。明清浙江工商资本进入藏书领域，是新兴商品经济的新兴社会阶层兴办私家藏书楼。势必把新兴社会阶层重工商、重民生、重民富的新兴社会立场、新兴社会意义、新兴社会精神带进了私家藏书楼群体及其重组发展的过程之中。从藏书业和印书业、藏书楼和私家书院的互联互动出发，推进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教育事业的兴起，再到走向全面服务社会乃至跳出私家藏书楼实现社会化。私家藏书楼融入而内在于社会。黄宗羲及其浙东史学流派迈出了第一步，黄澄量和徐树兰走上了第二步，丁申和孙诒让完成了第二步并且走向了第三步。张元济和叶景葵则实现了第三步。明清海盐涉园九世孙张元济最早跳出私家藏书楼，创办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发展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收藏、印书、借阅三合为一的新模式。既以商务编辑所编印出书，又以商务涵芬楼收藏善本典籍。他不仅把家族世代涉园藏书，大部分转让商务涵芬楼，一部分捐赠由他与友朋合办的上海民办公共图书馆合众图书馆，而且后来把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成为公共图书馆。不能不提张元济主持涵芬楼，搜求全国藏书楼特别是江浙私家藏书楼散失的善本藏书，并且还到日本搜求宋刻典籍，从而得以编校出版高质量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张元济还主办了本质上不同于私家学院的新式通艺学堂，公开在社会上招收学生。杭州叶景葵毕业于通艺学堂。最初加入官办矿务企业，后来致力于官民合办的浙江商业银行。他和张元济发起创办并且把自己的藏书捐赠于上海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和张元济一样跳出了私家藏书楼，把私家藏书楼提升到社会化的新的发展台阶和发展水平。

以承担社会责任为新使命，乃至跳出私家藏书楼实现社会化。正是重工商、重民生、重民富的新使命和社会化，赋予了明清两代浙江私家藏书楼以新的社会意义特别是社会化发展意义，促成并导致了从关顾民情到重民富民的应势创新。

参考文献:

[1]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

[2]魏桥等:《浙江方志源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3]顾志兴:《浙江藏书楼藏书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4]顾志兴:《文澜阁与四库全书》[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5]滕复等:《浙江文化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6]陈祖武主编:《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年。

[7]陶济:《范氏天一阁私家藏书文化的重大演进新探》(J)，《天一阁文丛》(第4辑)2006年。

[8]陶济:《明清浙江藏书楼的私家藏书文化体系初探》(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