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私家藏书述论

北宋私家藏书述论

⊙康　芬

宋代文化异常繁荣，私家藏书亦蔚然成风，这其中不仅士大夫酷嗜藏书，少则几千卷，多则数万卷，甚至十数万卷，而且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平民藏书家。他们节衣缩食，倾力输财，露纂雪钞，视书如命。这些护书英杰所创设的藏书楼，犹如密布银汉的点点繁星，撒落在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代代相传，多绵延数百十年而不衰，为保存中国古代的文献和播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我们所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统计，宋代私家藏书有事迹可考者四百余名，比以前历代藏书家总和还要多。究其原因，当然与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然而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书籍生产手段的彻底改变。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印书业盛况空前，书籍数量激增，人们得书较易，藏书人数也自然增多。因此，从地区分布来看，那些刻书出版最为发达的地区，如四川、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也是藏书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再从时代先后来看，宋初承五代之乱以后，政权尚未稳定，经济有待复苏，刻书业虽步五代之后劲，刚迈开步伐，但远不够发达。正如苏轼所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得可，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1]既然连《史记》《汉书》这样必备的书籍也难以得到，宋初的藏书家当然不会很多。直到宋真宗以后，“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藏书家的数量才猛然增加起来，因而迎来私家藏书的繁荣时代。

一、北宋初期私家藏书

正如宋初的国家藏书一样，此一时期的私人藏书家亦多来源于所平定的诸国。宋太祖在统一全国的时候，虽然也兵戎相加，但对于诸国的文臣武将一般没有采取大肆杀戮的政策，愿意臣服者，甚至加官晋爵。因此他们中的一些藏书家也连同藏书一起比较顺利地渡过兵燹之厄，和平地进入大宋王朝，如孙光宪，这位出生于五代的著名词人，入宋前曾在荆南官至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由于力劝荆南高继冲降宋有功，受宋太祖嘉许，被任命为黄州刺史。他原藏书数千卷，多手自抄写。直至晚年仍孜孜雠校不倦，可见其藏书未遭任何损失。其他如王溥、杨徽之、李昉、高頔等来自于后周;刘式、江正、胡仲尧、郭延泽等来自于南唐，钱惟演来自于吴越。他们入宋后都位居显要，藏书少则几千卷，多至数万卷。

宋初藏书数量最多的是江南人江正，这个人的人品似乎和藏书这一文雅的事业有点格格不入。《挥麈后录》卷5称其“年少而黠”。他竟是宋王朝打入南唐国的奸细，当时李后主佞信佛教，他即削发遁入空门，为建康清凉寺的小长老，受到后主眷宠，随时出入禁苑，也就将南唐国的虚实打探得一清二楚，情报也就源源不断地送给了宋太祖。江正藏书的来由也有点不光明正大。他曾为越州刺史，时钱氏藏书甚富。江正遂借其书抄写副本。后来却全部占为己有。当宋军攻破南唐时，他又趁火打劫，多掠获其国逸书。通过如此这般的巧取豪夺，他的藏书竟达数万卷。近二百年过后，南宋宰相周必大曾得一卷江氏藏书，他在为此书题跋时，还在怀疑:这到底是江正抄录的书呢?还是原来钱氏的旧书?固然，江正以藏书之富著称于宋初，但人们对于其不光明磊落的藏书之道，还是十分不满的。

宋初藏书家中，对后世留下良好印象而影响又极为深远的人，要数刘式和丁顗了。刘式(948—997)，是南唐时江西新喻人。入宋后，历官秘书丞、工部员外郎等职。49岁时，却英年早逝。死后，家无余财，仅留下图书数千卷，藏书室名叫墨庄。当然藏书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奇迹般流传数百年之久。直至南宋，其五世孙刘靖之、刘清之兄弟仍节衣缩食增益墨庄藏书。这和刘式夫人陈氏课书教子，爱护墨庄图书传统很有关系。她常常教导诸子说，这是你们父亲的藏书，要好好保护和学习。倘若其子怠于学，她就以拒绝吃饭的苦行去感化他们。这样，她的儿子及孙子都因在墨庄读书，以文章器业成为当时的名人。其中像刘敞、刘攽是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刘靖之、刘清之兄弟为南宋著名学者，是江西清江学派的创始人。所以尽管墨庄书籍经过从江西到扬州，又从扬州到江西二次千里大搬迁，又经过多次战乱考验，由于刘氏诸子孙都能恪守祖训，护书有加，数百年之后，墨庄藏书仍岿然独存。陈氏也被后世敬称为“墨庄夫人”，与陶侃之母、岳飞之母并列成为中国古代伟大女性。墨庄藏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写过《刘氏墨庄记》，清代阮元也写过《扬州文楼巷墨庄考》，南宋宰相周必大也写过《墨庄夫人赞》。后代许多藏书家如宋代的张邦基、明代的王涛等竞相以墨庄名其藏书楼。张邦基甚至把他所著的十卷笔记称为《墨庄漫录》。

河南开封人丁顗的藏书却远没有这么幸运，顶多传至后来官居相位的孙子丁度，就戛然中止了，但他爱书、惜书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尽其家资聚书八千余卷，筑大室以贮之，并说:“吾聚书多，虽不能读，必有好学者为吾孙矣!”事隔八百余年后，其后代清朝钱塘人丁国典，有感于此，也在杭州梅东里建楼藏书。藏书室即取名为“八千卷楼”。后经过其孙丁丙、丁申时代，藏书已蔚为大观，约有二十万卷(一云六十万卷)，仍沿用“八千卷楼”藏书室名。又有“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等藏书处。八千卷楼也因此与常熟的铁琴铜剑楼、聊城的海源阁、归安的皕宋楼并称为晚清全国著名的四大藏书楼。

刘式和丁顗的私家藏书，在我国的古代藏书事业中具有典型意义。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以家庭为细胞的农业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特色，使中国人对家庭的延续和血缘的承继高度注重。光宗耀祖一直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文化富于“家庭精神”。这种精神高扬下去，由此而表现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极大尊重，并生发出一种巨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来弘扬、传播、保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延续力，成为世界上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典范，作为一种文化实体的藏书活动，也无不贯穿这种精神，而在私家的藏书活动中，这种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大量信息是由文字的形式凝结于书籍中的。在以往悠久的历史岁月里，书籍是人们认识和掌握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因此保存历代典籍就是保存中国历代传统文化;二是当保存书籍是以私人收藏方式出现的时候，它所延续的对象当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或家族成员。当这些人倘若不能保留这些藏书，那么他们必须承担二种罪名，一是对传统文化最大的不敬;二是对自己祖先的最大不孝。这在一个言必称尧舜、言必讲孝道的国度民族里，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罪名。由此而形成二股强大约束力，促使子孙后代精心保护先辈遗留下来的图书。正因此，刘式的墨庄藏书才能流传数百年之久。正因此，丁顗的不知多少代子孙丁国典、丁丙之辈，在相隔七八百年之久，仍要擎起八千卷楼的标志进行藏书。另一方面，从功利目的出发，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的思想，经宋真宗等人一再宣扬，已成为宋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书籍的掌握者，往往是先哲圣人的代言者和诠释者。因此把众多的书籍收集起来，作为无比珍贵的财产留给后代，是使子孙光宗耀祖的最好途径。光宗耀祖并不单单是为了获取功名。宋人庞籍有两句诗:“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2]意思是说掌握万卷图书的一介寒儒比占有万顷良田的宰相更为富有。当然这指的是知识的富有，精神财产的富有。因此，“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田”^[3]，一直成为中国古代许多藏书家的指导思想，就宋代而言，刘式与丁顗堪称这类藏书家的代表。丁顗藏书八千卷不是为自己能读，而是把希望寄托未来——“必有好学者为吾孙矣”。刘式的墨庄藏书，陈氏夫人如此精心保管，也是为了子孙能读。宋代人把这种藏书观形象地称为“保存书种”。陆游就有“传家只要存书种”^[4]的诗句。周密《齐东野语》卷20说得更明白:“裴度常训其子云:‘凡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万乘之相，则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上，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似祖裴语，特易文种为书种矣。练兼善尝对书太息曰:‘吾老矣，非求闻者，姑下后世种子耳。’余家有书种堂，盖取二公之说云^[5]。”从唐代宰相裴度的“文种”到宋人的“书种”，虽一字之易，但更明确地表现了宋人对藏书事业的重视。

二、北宋承平时期私家藏书

宋初以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北宋王朝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然而拉开承平的帷幕，你就会发现这个时代确实不平凡，继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所领导的庆历新政以悲剧画上句号之后，一场波澜壮阔的、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在文学方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诗文革新运动开展得极有声势，并取得了彻底胜利，在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的同时，产生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等作家。他们和欧阳修一起被称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在这之前，还有晏殊的词也达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这位年少时期，即以神童面目出现在政治和文学舞台的太平宰相，他对时间飞逝的淡淡的莫名惆怅和人生变幻的无从把握，都在词这门艺术形式里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之后，还有以黄庭坚为领袖的江西诗派，他们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特色，不仅在宋代文坛上风靡一时，而且也影响到元明清诗坛。直至清末，同光体诗人还专宗江西诗派。

这些在政治上、文化上杰出人物，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江西，如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等人。宋代是江西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而尤以北宋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名士硕儒的推波助澜。当然，同时也带动了江西私家藏书的繁荣。因为很大一部分藏书家，就出自于这些人当中。据我们所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一书统计，宋代410余名私人藏书家中，江西就有89名，约占宋代藏书家的1/5强，其中江西大部分藏书家都集中在北宋这个时期。如晏殊有“图书盈一室”，他所藏的《世说新语》《达奚盈盈传》《诂训柳先生文集》都曾经过他仔细校勘或抄写而成为当时流传之善本。他的儿子晏几道不但继承了乃父之词风，以大小“二晏”之称驰骋词坛，而且聚书甚多。每当迁徙搬家的时候，他总是忙前忙后，搬书不停。其妻厌之，说他搬书是犹如乞儿搬漆碗，于是晏几道以诙诣的笔调写了一首《赠妻诗》，劝说妻子，中云:“生计惟兹碗，搬擎岂惮劳。……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6]。继晏殊之后，在神宗元丰年间，江西浮梁(今景德镇市)又出了二位神童，他们是兄弟俩，一个名叫朱天申，能背诵十经，年仅十二岁;一个叫朱天锡，十岁，能诵七经。二人均赴汴京，受试于礼部，得到神宗各赐五万贯钱嘉奖。回家后，天申就要求父亲建一座藏书楼，名叫赐书阁，又以五万贯钱尽买书藏于楼上，日夜苦读其中。因此可以说朱天申是宋代最年轻的藏书家了。

宋代流传最久的江西私家藏书，除前面所述的新喻刘式墨庄外，还有刘氏藏书世家，他们是高安人刘涣、刘恕、刘羲仲祖孙三代。刘涣和欧阳修为同榜进士，欧阳修称其为高士，赋《庐山高》诗赞美之。他归隐庐山后，矢志收藏，所留子孙者惟图书。其子刘恕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他主持编写魏晋南北朝隋五代部分，实际上为该书的副主编。他藏书的事迹很感人，其藏书除部分承继其父所藏之外，并以百金收购散亡之书。他求书不辞数百里之远，曾跋山涉水直奔亳州，借阅著名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主人为尽东道之礼，要大摆酒宴为之洗尘，他却坚决回绝，认为会耽误看书时间。于是他足不出户，昼夜口诵手抄，约十余日，尽抄宋氏家的藏书，然而眼睛却差点瞎掉了。刘恕的长子刘羲仲，号漫浪翁，与其父一样，他也长于史学，曾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摘取欧阳修《新五代史》之误，成《纠谬》一书。他藏书的态度也极认真，所购万余卷书籍，珍藏于庐山之阳，并以黄绢为书衣，包藏书籍，新若未触。可惜死后无子，书归南康军官库，数年后散落无余。刘氏三世藏书，到此终结。

此一时期江西藏书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欧阳修。这位诗词文赋无一不能的北宋文坛杰出领袖和风云际会的政治人物，早年却颇为不幸。四岁时即丧父，家境贫寒，以至于母亲不得不用荻茎画地，教其识文断字。“欧母画荻”成为我国古代母教的典范。因此欧阳修对记载文字的书籍十分偏爱。十岁那年，他在随州童年好友李尧辅家的弊筐中，发现一部《昌黎先生文集》六卷残本。主人将此赠送给他。这是欧阳修第一部藏书。想不到这部藏书却改变了他整个人生道路，并影响了的宋代文坛。当他读了这部韩愈文集以后，感到它是那样的“浓厚而雄博”“浩然无涯”。于是下定决心，要高擎韩愈之文、之道的旗帜，反对号为时文的颓废文风。30多年以来，他四方寻求收藏韩愈文集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补缀，成为当时最为完善之本。并由此为契机，与当时著名文学家尹师鲁等人互相倡导，学作韩愈式的古文。“其后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达到“学者非韩不学”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述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也因此成为名垂千古的散文大家，并形成了以他为领袖，以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为中坚，以复归韩愈古朴自然风格为宗旨的作家群体。他们以绚烂斑驳的文学色彩和深刻浩博的为文之道，风骚流韵了近千年之久。当然，欧阳修对这部改变他整个人生和牵动了整个时代的第一部藏书，怀着如此深厚眷念之情。30多年，固然他已家富万卷，固然有多少风风雨雨，宦海浮沉，南北转徙，他一直随身携带，百倍珍惜之。

欧阳修藏书到了晚年已有一万余卷，数量并不算很多，但他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依靠自己并不宽裕的财力，费尽几十年心血，孜孜以求而成的规模。更令人感动不已的是欧阳修对收藏图书的那种痴迷的态度。他曾在《六一居士传》中作过形象地描绘:“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7]而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以同样痴迷的态度，开展了规模浩大的金石文献收藏工作。金石文献被人们称为铜铸的书和石刻的书。在纸张和印刷尚未发明或未被广泛应用以前，我们的先人是借助金石等器物作为文献的物质载体来保留古代文献的，但是如此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宝库，在欧阳修以前远未被人重视和发掘，至使这些珍贵文献经过漫漫岁月的风霜兵火，或湮沦磨灭，或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无人光顾。是欧阳修开创了这项工作。朱熹说:“集录金石，于古初无，盖欧阳文忠公始。”欧阳修采用拓印的方法，集录了金石古文凡一千卷之多，“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涯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8]”。自从欧阳修以后，收藏金石之风气，以极其浓烈之态势流行于宋代文人士儒中间，虽然这些庙堂重器，山林古碑曾以古朴凝重的气势震动着人们的心灵，而更多的是人们在审视这些鸟篆蜗书，摩挲钟鼎古彝之后所产生对悠悠远古文化之遐思和油然而生的崇敬心情，这种思绪情愫更勃发了宋人去鉴识品题，去探索研讨的兴致。由此而使金石之学兴盛起来。自欧阳修《集古录》之后，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都是宋代金石学研究的结晶。因此，许多藏书家也把金石和金石文献作为收藏的主要内容。从此以后，中国藏书事业史上又开辟了一条图书收藏的新途径。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丁顗和刘式等藏书家相比，欧阳修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藏书家。他藏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书种”，将书籍作为永恒增值的遗产留给子孙，而是为了研究学问和进行著述。因此他们多是优秀学者和文人。欧阳修可以算是这类藏书家典型代表。在文学方面，他收藏的各种韩愈集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点燃了第一缕星火。他所留下的汇集珠玑、神采飞扬的作品，曾令后人多少回味，啧啧称道。他在收藏金石文献的同时，又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写了400多篇题跋，考订出宋以前史书300多处错谬，由此而成为金石学的开创者。在史学方面，他编撰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等皇皇巨著。在目录学方面，他主编了宋代第一部官修书目——《崇文总目》。在校雠学方面，他不仅对自己和国家藏书进行了多次校勘，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位通才式的人物，能在文化学术的多种领域里，取得那么多丰硕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他的图书和金石文献的收藏工作。

此一时期的江西藏书家虽人数众多，但藏书数量上不如其他地方的藏书家。藏书最富者是宋宗室荣王赵宗焯。他年少时就与还未继承皇位的英宗一起就学于邸府，每得异书，两人必转以相付。英宗当上皇帝后，多赐给他大量的书籍。他凭着皇亲国戚的优越地位和丰厚的财力，更主要的是有爱书惜书的精神，才夺得此一时期藏书之魁，蓄书至7万卷，仅写本书就有23836卷。仁宗时的宋城人王钦臣是公卿士大夫中藏书最富者。王氏藏书至43000余卷，而像大型类书如《太平广记》之类却因卷帙浩博尚未算在其中。这是和他父亲王洙两代人持续辛勤搜集的结果。他们的藏书不仅以数量称，而且有独具特色的保管方法。王洙每得异书，即改变原来的装订方式，由线装变为糊粘。这种方法能长久保存图书，多为当时藏书家宋绶等人仿效。王钦臣却是以抄写复本的方法来保管图书。他每得一书，首先以废纸抄写一遍，再求其他版本参校。在认为准确无误之后，又重新缮写一遍，所抄写的纸张皆选用紧慢厚薄都适中的鄂州蒲圻纸。在装订成册之时，均以每册三四十页为准。因为装订过厚，书籍很易损坏。此类书专供子弟朋友阅览。最后还要精抄一部，以绢素装背，专供自己阅读，人称“镇库书”，共有5000余卷。这样，王钦臣每一种图书就抄写了3本副本。这种保护藏书的方法被宋代和宋以后诸代的藏书家视为最好的方法。

士民中藏书最富者是荆南田氏，即江陵人田伟、田钧父子，他们的藏书楼名博古堂。有书凡37000余卷(一云57000余卷)。黄庭坚曾游遍江南诸名藏书家之后，认为江南图书之富，未有谁能比得上荆南田氏。他在诗中说:“田郎杞菊荒三径，文字时追二叟游。万卷藏书多未见，老夫端拟乞荆州。”^[9]表达了他为了能阅读田氏藏书，甚至愿意到田氏家乡去做官的急切心情。像这样以普通百姓身份而藏书富有者，在北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有亳州祁氏、鄱阳吴氏、濡须秦氏、历阳沈氏、大梁蔡氏等人。从藏书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北宋的文化普及程度，它已从公卿士大夫阶层走入了寻常百姓之家。

由于私人藏书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因此这类藏书方式往往存在一种“秘而不宣”的保守思想。这极不利于知识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当然也有许多藏书家能冲破这种思想的樊篱，以“传布为藏”为宗旨，把自己的珍藏公之于同好。他们不愧是私人藏书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往往受到人们异口同声的称赞。在北宋这一段时期中，河北赵州人宋敏求与江西建昌人李常可算是这类藏书家的代表。李常字公择，他少年时期在庐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刻苦攻读。后中了进士，游宦四处，就把自己所读之书存放在白石庵。在外地为官时，每得异书，也往往送至该寺宝藏，共有9000余卷藏书，以供山中读书人自由阅读，被人称为“李氏山房”。李氏山房的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打破了封建社会私人藏书那种保守的自我封闭的普遍现象，向全社会开放，无疑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先声。所以他的好友苏轼专门撰写了《李氏山房藏书记》，赞美了李常化私为公的慷慨精神。文中说，李氏山房藏书“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因此，庐山脚下一个普普通通的白石寺院，也因藏有李氏藏书，而名扬千秋。

宋敏求出生于官宦和藏书世家。其祖父宋皋、父亲宋绶曾同时在馆阁任职。皇上每次赐书，必得二份。宋绶也是当时的藏书名家，共有书籍2万余卷，后多传之于宋敏求。敏求又多方寻求，增至3万余卷。敏求的藏书颇具特色，一是他所藏的唐人诗集特别完备;二是所藏的书籍最为精审。他常常重复其父亲的名言:校书如扫尘，随扫随生，因此尤重校勘。退朝之余，别无他嗜，唯与子侄共同校书为乐事。大部分藏书都经过三至五次的校雠，人称善本。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藏书喜借与人，一时名俊英杰常与之交游。欧阳修曾多次向他借书。在给宋敏求的信中就有“欲告借少书籍，承不为难，今先欲借九国史，或逐时得三两国，亦善”的记载。王安石更长期借阅他所藏的唐人诗集，编成《唐百家诗选》一书。刘恕曾在其家抄书十余日。王钦臣曾和他私下约定，如有对方所缺之书，则互相写寄。如此这般，以宋敏求藏书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读书群体。他曾居住在春明坊，那些士大夫纷纷迁居于这里，以便能借阅其书。这样造成了春明坊的房租陡然猛涨，常比它处高出一倍以上。由此而成为艺林一大趣话。

三、北宋末期私家藏书

继百年歌舞升平之后，北宋王朝走入暮年。正如我们常说书籍典藏之荣枯是国势之盛衰主要标志一样，即将翻开的北宋末年藏书史，是极为沉重的一页。如果说，最终导致北宋王朝彻底覆灭的靖康之乱，曾使千百万生灵涂炭的话，那么保存着中国文化的千百万卷珍贵书籍，在这次动乱中，更是在劫难逃，大多灰飞烟灭。在这里我们只想介绍一对夫妇藏书家——赵明诚和李清照，他们家庭生活和藏书事业，都是从极乐走向至悲的典型，也恰恰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21岁的赵明诚与18岁的李清照共结琴瑟之好。这是一对在文化事业上比翼齐飞的夫妻。他们都擅长诗文，赵明诚尤精金石研究，李清照更为词坛女杰。对于金石、书籍的收藏与研究更成了他们共同志趣。他们经常典当衣饰去购买书籍和金石。倘若遇到无法购买的亡诗逸史、珍本奇书，两人即连夜抄录，忙至深夜也欲罢不能。每获一书，必整集签题，共同校勘。所得书画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他们的业余生活也充满着高雅的文化氛围。每至饭后，即茗瓯烹茶，相对而坐，环顾四周堆积书史，以所读诗文事典为题，能言某事出自于某书、某卷、某页，甚至某行者为胜，以胜负输赢来决定饮茶先后次序。常是胜者即举杯大笑，以至茶水泼洒一身。可惜的是，这无穷的欢乐、何等情趣的生活，却被金人来犯的铁蹄所踏破。建炎元年(1127)春三月，虽然温煦的春风照样吹拂人世，百花一如既往地争奇斗艳，但却是使李清照回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季节。先是闻金人已占领京师，她不得不把藏于青州故第归来堂书屋的古籍金石之精华捆载起来，装满15车，准备南迁，但仍然留下十几屋的书籍。她望着那盈箱溢箧的遗书，似乎预感到它们的命运凶多吉少。真是回顾茫然，且恋恋，且怅怅，只得挥泪而别。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十余屋书籍即成战火煨烬。却未料世事多怪，建炎三年五月，赵明诚病死，新寡的李清照只得带着尚存的二万卷书籍和二千卷金石文献投奔在洪州任职的妹婿，冬十二月，金人攻陷洪州，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李清照只能在病痛之余，把残存的少量书籍字画，去回忆那往昔如花的美好岁月。此后这位乱世佳人在颠沛流离的孤苦生活中竟不知所终，留下了十分的遗憾，十分的谜疑，更写下了典籍聚散史上十分惨痛的一页!

参考文献

［1］《欧阳文忠集》，《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

［2］朱熹:《朱文公集》卷八十。

【注释】

[1]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6点校本，第2册，第359页。

[2]《宋诗纪事》卷九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

[3]苏辙:《寄题蒲传学士阆中藏书》，《栾城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4]陆游:《杂题》，《陆放翁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第926页。

[5]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中华书局1983年，第380页。

[6]晏几道:《戏作示内》，《宋诗纪事》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42页。

[7]欧阳修:《六一居士传》，《欧阳诗文选读》，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01页。

[8]欧阳修:《集古录目序》，《欧阳诗文选读》，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01页。

[9]黄庭坚:《戏赠李材叟兼简田子平》，《黄山谷诗集》卷十五，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