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江西私家藏书论略

两宋江西私家藏书论略

⊙虞文霞

宋朝在我国封建文化发展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我国古代私家藏书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藏书成为社会性的群体行为，产生了众多藏书家。藏书行为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传播和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代江西私家藏书的兴盛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这与宋代江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藏书家主体活动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有宋一代是江西古代文化事业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据《中国历代藏书辞》一书统计，宋代410余名私人藏书家中，江西就有89名，约占宋代藏书家的五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浙江。在89名江西藏书家中，其中有8家是沿袭数代的藏书世家，又位居全国第一位。宋代吉州与抚州是江西文化的发源地，与此相适应的是，此二地也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可以这么说，宋代江西的文化名人绝大部分都是藏书名家与刻书名家，如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刘恕、刘敞等都藏有相当数量书籍，而周必大、朱熹等又以刻书名于世。

一、宋代江西八大私人藏书家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和交流工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古代私家藏书具有保存书籍、嘉惠后林的社会功能，它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历史使命。江西的私家藏书事业始于唐末五代，有着悠久的历史。到宋代，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情况下，江西私家藏书呈现出“一高二多”即藏书质量高、藏书人数多、藏书数量多的特点，并远超任何一代，其兴盛达到江西古代私家藏书的巅峰阶段。

宋代江西八大藏书世家中最为著名的是江西新余人刘式传承达六世的墨庄藏书。墨庄刘式崛起于五代宋初，兴盛于北宋。刘式是南唐时人，入宋后，历官秘书丞、工部员外郎等职，49岁时英年早逝。死后家无余财，仅留下图书数千卷，藏书室名叫墨庄。当然藏书的数量并不算很多，但却奇迹般地流传数百年之久。直到南宋，其五世孙刘靖之、刘清之兄弟仍节衣缩食增益墨庄藏书。这和刘式夫人陈氏课书教子，爱护墨庄图书传统很有关系。她常常教导诸子说，这是你们父亲的藏书，要好好保护和学习。倘若其子怠于学，她就以拒绝吃饭的苦行去感化他们。这样，她的儿子及后代都因在墨庄读书，以文章器业成为当时的文化名人。刘式生有五子，除长子刘立本赐学究出身外，其余四子均考取进士。第三子刘立之生三子:刘敞、刘攽、刘放也均为进士。其中刘敞、刘攽是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刘式五世孙刘靖之、刘清之兄弟为南宋著名学者，是江西清江学派的创始人。所以尽管墨庄藏书经过从江西到扬州，又从扬州到江西二次千里大搬迁，又经过多次战乱的考验，由于刘氏诸子孙都能恪守祖训，护书有加，数百年之后，墨庄藏书仍岿然独存。陈氏也被后世敬称为“墨庄夫人”，与陶侃之母、岳飞之母并列称为中国古代伟大母亲。墨庄藏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朱熹写过《刘氏墨庄记》，清代阮元也写过《扬州楼巷墨庄考》，南宋宰相周必大也写过《墨庄夫人赞》。后代许多藏书家如宋代的张邦基、明代的王涛等竞相以墨庄名其藏书楼。张邦基甚至把他所著的十卷笔记称为《墨庄漫录》。

江西高安刘氏也是藏书世家，他们是高安人刘涣、刘恕、刘羲仲祖孙三代。刘涣与欧阳修是同榜进士，欧阳修称其为高士，曾赋《庐山高》诗赞美之。他归隐庐山后，矢志收藏，所留子孙惟图书。其子刘恕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他主持编写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实际上为该书的副主编。他的藏书事迹很感人。其藏书除部分承继其父所藏之外，并散百金收购散亡之书。他求书不辞数百里之远，曾跋山涉水直奔亳州，借阅著名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主人为尽东道之礼，要大摆酒宴为之洗尘，他却坚决回绝，认为会耽误看书时间。于是他足不出户，昼夜口诵手抄，约十余日，尽抄宋氏家的藏书，但付出代价是相当大的，他的眼睛为之却差点瞎掉了。刘恕的长子刘羲仲字壮舆，号漫浪翁，与其父一样，他也长于史学，曾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摘取欧阳修《新五代史》之误，成《纠谬》一书。他藏书的态度也极认真，所购万余卷书籍，珍藏于庐山之阳，并以黄绢为书衣，包藏书籍，新若未触。可惜死后无子，书归南康军官库，数年后散落无余，刘氏三世藏书，很为遗憾的到此终结。

撰写《路史》的罗泌家族，也是一个藏书世家。罗氏家族是南宋吉州庐陵田南的(今江西吉安县云楼田南)一个以儒学与史学名著于世的大家族。罗泌的祖父罗无竞，字廉中，号遁翁，早年曾为迪功郎，建宁主簿，后厌倦官场，归隐家乡。无竞一生以读书藏书为惟一嗜好，日积月累，藏书达万余卷。建炎年间，金人渡江，过其庐，知其为书香门第，肃然起敬，竞不冒犯，无竞藏书也由此而得以保存下来。无竞长子罗良弼(1108－1165)字长卿，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曾授迪功郎，调赣州会昌县尉。他承继父志，一生广搜博访图书，不限类别，凡百家杂志，下至稗官、虞初之说，无不搜揽。又好读书，朱墨丹黄，累无虚日。尤喜抄书，至千余卷，字画工整，一丝不苟，仿若刻印之书。一生藏书至数万卷。罗无竞特别注重搜集当代名人的字画书帖。南宋宰相周必大《跋罗良弼家欧阳公唐赞草》说:“长卿好古博雅，藏本朝名帖至数十百纸。”罗良弼的长子罗泌(1131－1189)字长源，其所著史学名作《路史》，我们前面已略有介绍，其《路史》所引书达百余种，这与其父所藏数万卷藏书是分不开的。罗泌本人也有藏书。《同治庐陵县志》卷三十二云:“(罗泌)杜门著述，家蓄书数千卷，无不研究，储高积深，著《路史》一百卷。”可见其藏书对其所著《路史》帮助巨大。因此从罗泌祖父罗无竞藏书开始，至其父罗良弼，再至罗泌本人，罗泌家族以三世藏书闻名于世。

上数藏书世家，也都是儒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而吉州安福(今江西安福县)刘氏三世藏书，却是由商入儒的藏书世家的典型。刘彦弼(1091－1142)字英臣，其家长期居安福之西北东冈。自从刘彦弼的高祖因经商成为安福巨富以来，就思量如何改变刘氏家族无儒士的局面。到了刘彦弼祖父刘泳手里，就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用大量的财富投资于文教事业。“创书馆，延师儒，教子弟，买书至万卷”。刘彦弼的父亲刘昱又捐金帛，买书至万卷。这些藏书均传承于刘彦弼本人，其时刘氏家族已彻底改变了商人面貌，家无余财，仅有藏书数万卷，刘彦弼也日日坐拥书城，苦读其中。甚至建炎兵乱其间，刘彦弼为避兵乱，仅携所藏之书，逃至山中。虽仓皇转徙，未尝一日废书不观。经过数代人努力，商人“东冈之刘，彬彬然，多儒其家矣”。

以上为宋代江西三世以上的藏书世家，而父子相传的二代藏书家，宋代的江西也不在少数。如江西崇仁李彦华(1112—1192)和李琥(?—1214)父子藏书万余卷，藏书楼名藏修堂。庐陵(今江西吉安)李尧辅、李公佐父子也以藏书名世。孔子后裔孔延之(1014—1074)、孔文仲(1037—1087)父子是江西新余(一云峡江)人均好藏书，父亲延之，虽常家食不足，仍常以俸禄以聚书，至老未尝一日废读书。子孔文仲因劳疾病逝，死之日，家无余贮，惟有藏书五千卷，皆手自校定。江西宋代父子二代藏书最著名者，为晏殊、晏几道父子。晏殊有“图书盈一室”，他所藏的《世说新语》《达奚盈盈传》《诂训柳先生文集》，都曾经过他仔细校勘而成为当时流传之善本。他的儿子晏几道，不但继承了乃父之词风，以大小“二晏”之称驰骋词坛，而且聚书之痴劲，胜过乃父。他聚书甚多，每当迁徙搬家，他的眼里只有书，总是忙前忙后，搬书不停。其妻厌之，说他搬书是犹如乞儿搬漆碗。于是晏几道以诙诣的笔调写了一首《戏作示内》，劝说妻子，中云:“生计惟兹碗，搬擎岂惮劳。……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

上述以刘式为首的八位宋代江西藏书世家，不仅在我国古代藏书事业中，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充分体现了宋代江西文化家族性的特征。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以家庭为细胞的农业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宗法制度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特色，使中国人对家族的延续和血缘的承继高度重视。光宗耀祖一直成为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文化富于“家庭精神”。这种精神高扬下去，由此而显现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极大尊重，并迸发出一种巨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来弘扬、传播和保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延续力，成为世界上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典范。作为文化实体的藏书活动，也无不贯穿这种精神。

在私家的藏书活动中，这种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大量信息是由文字的形式凝结于书籍中的。在以往悠久的历史岁月里，书籍是人们认识和掌握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因此保存历代典籍就是保存中国历代传统文化;二是当保存书籍是以私人收藏方式出现的时候，它所延续的对象当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或家族成员。当这些人倘若不能保留这些藏书，那么他们必须承担二种罪名: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大不敬;二是对自己祖先的最大不孝。这在一个言必称尧舜，言必称孝道的国度民族里，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罪名。由此而形成二股强大的约束力，促使子孙后代精心保护先辈遗留下来的图书。正因此，陈氏夫人对刘氏墨庄藏书才会精心保管，以便子孙能有书读。正因此，上述江西藏书世家才能将藏书流传保存数代甚至数百年之久。所以宋人将这种数世藏书文化现象，称为“保存书种”。宋代江西文化也就在“保存书种”的藏书观念中，得以繁荣起来。

二、宋代杰出藏书家欧阳修

两宋时期江西藏书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欧阳修。这位诗词文赋无一不能的北宋文坛杰出领袖和风云际会的政治人物，早年却颇不幸。四岁时即丧父，家境贫寒如水，母亲不得不用荻画地，教其识文断字。也就在这个时候，养成了欧阳修对记载文字的书籍的偏爱。十岁那年，他在随州童年好友李尧辅家的弊筐中，发现一部《昌黎先生文集》六卷残本。这是欧阳修第一部藏书。当他读了这部韩愈文集以后，感到是那样的“浓厚而雄博”“浩然无涯”。于是下定决心，要高擎韩愈之文、之道的旗帜，来反对号为时文的颓废文风。30多年以来，他四方寻求收藏韩愈文集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补缀，成为当时最为完善之本，并由此为契机，与当时著名文学家尹师鲁等人互相倡导，学作韩愈式的古文。当然，欧阳修对这部改变他整个人生和牵动整个时代的第一部藏书，怀着如此深厚眷念之情，30多年，他一直随身携带，百倍珍惜之。

欧阳修藏书到了晚年已有一万余卷，但这是他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依靠自己并不宽裕的财力，费尽几十年心血，孜孜以求而成的规模。他曾在《六一居士传》中作过形象地描绘:“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

他还从事金石文献收藏工作。金石文献被人们称为铜铸的书和石刻的书，收藏金石文献是一项浩大的工作。在纸张和印刷尚未发明或未被广泛应用以前，先人是借助金石等器物作为文献的物质载体来保留古代文献的，但是如此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宝库，在欧阳修以前远未被人重视和发掘。朱熹说:“集录金石，于古初无，盖欧阳文忠公始。”是欧阳修开创了这项工作，欧阳修采用拓印的方法，集录了金石古文凡一千卷之多，“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涯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自从欧阳修以后，收藏金石之风气，以极其浓烈之态势流行于宋代文人士儒中间。自欧阳修《集古录》之后，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都是宋代金石学研究的结晶。从此以后，中国藏书事业史上又开辟了一条图书收藏的新途径。

欧阳修藏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书种”，将书籍作为永恒增值的遗产留给子孙，而是为了研究学问和进行著述。因此他们多是优秀学者和文人。欧阳修可以算是这类藏书家典型代表。在文学方面，他收藏的各种韩愈集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点燃了第一缕星火。他所留下的汇集珠玑、神采飞扬的作品，曾令后人多少回味，啧啧称道。他在收藏金石文献的同时，又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写了400多篇题跋，考订出宋以前史书300多处错谬，由此而成为金石学的开创者。在史学方面，他编撰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等皇皇巨著。在目录学方面，他主编了宋代第一部官修书目——《崇文总目》。在校雠学方面，他不仅对自己和国家藏书进行了多次校勘，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位通才式的人物，能在文化学术的多种领域里，取得那么多丰硕成果，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他的图书和金石文献的收藏工作。

三、宋代江西的藏书楼

到了宋代，随着雕版印刷普及，私人藏书无论在人数和收藏数量上相应大为增加。而为了便于收藏和保管图书，私人藏书楼相继出现。宋代江西藏书家也大抵建有自己的藏书楼，选址多在山岩、水溪之际，既有利于保护书籍，又可营造一个静心读书的氛围，非唯远避市人尘嚣，抑且启发灵思雅兴。现将宋代江西私人藏书家所建藏书楼略列举如下:

新喻县治东有集雅楼，王安石子王雩曾在此讲学，并藏书万卷。广丰县有赵氏书楼，是广丰人赵不迂所建。广丰原无藏书，文人士子为书所苦。鉴于此，赵不迂建了此楼，藏书数万卷，分经史子集四部而立，并委派一人掌书楼钥匙，有来者，皆导之登楼，设几席，使之纵观群籍。临川城西十五里有林秘丞书屋，为林梦英所建。林梦英字叔虎，淳熙二年进士，官至秘书丞。后迁居于此，建楼藏书，耕读其间。在南城麻姑山仙都观之西有藏书山房，淳熙十六年知建昌军江自任为国子主簿何同叔所建，此楼建于山中，“缥缈飞动，若出天半，椟经史百氏于其中”。庐山有陈氏的甲秀堂，中藏字画图书，“号为天下第一”宋初南丰刘元载曾在安禅寺南筑长堤，架层阁，建成藏书楼，名曰江楼，藏有刘氏手钞本近千卷和其他书籍。吉水有二座书楼:一为“万卷楼”，乃邑人罗敬夫建于山中。罗氏除每月出山看望母亲外，其余时间均在此“流鉴简策，追琢词章”;一为桂林书斋，有诗云:“尝闻云盖下，聚书为大富”。说的就是此书楼。南昌也有二座藏书楼:一为东湖书屋，都御史艾德润建，储书数千卷;一为学古堂，为南昌胡子器筑。他在所居之西架小楼以藏书。乐平有三座藏书楼，一为遗书阁，在原儒学讲堂后。宋杨简曾为乐平县令，后调任，其门人袁甫命人画其肖像，并杨简所留书籍均藏于此。一为儒福庄，在洞山乡，为李翔藏书处。马廷鸾有记云:“叔翔既筑儒福庄，余往过焉。缥囊缃帙，鱼鱼雅雅，其崇如墉”。一为登瀛台，在县东南永善县乡，程通叔筑，跨池为阁，高伟壮丽，聚书其中，以教子孙;浮梁县有赐书阁。元丰七年，县有神童朱天中，年十二，能背诵十经，受到皇帝嘉赏，赐钱五万贯。朱天中父亲以此钱建“赐书阁”，尽购图书，藏于其中;都昌县原排门旧址上，刘野塘建楼以藏书，江万里见其图籍之富，礼文之盛，故为之取名为“文献堂”。北宋时期清江县，有肖氏所建的“家宝堂”，藏书甚富。苏辙有诗赞美道:“高人不解作生涯，惟有中堂书五车。竹简多于孔氏壁，牙签新似鄴侯家”。孔文仲《题家宝堂》诗句:“四座巾箱森武库”，“图书谁似吾家富”，叹其藏书之多。南城吴伸、吴伦兄弟，家境富有，以钱百万创为大楼，名为吴氏书楼，“储书数千卷，会友朋，教子弟”。

宋代江西还建有多处藏书阁，专藏宋历代皇帝御赐的图书、字画及手迹等。可算是当时的特藏库了。如庐陵有御书阁，阁十一楹，藏熙宁赐书一百一十八幅，章圣封泰山芝草二本，皇祐新乐图一卷，绍兴宸翰十幅等;新喻县南一里有肖燧所建云章楼，专藏孝宗所赐御书;崇仁县也有御书阁，藏宋理宗之翰墨;贵溪县有二座御翰楼，专藏朝廷所颁赐的图书、诰敕、字帖等;南昌东湖旁，宋枢密使吴居厚建有褒贤阁，藏皇帝赐书。德兴县有二座御书楼，一在八都，为敷文阁待制董乂所建，藏哲宗累赐御札;一在二十七都丁山，藏宋高宗赐进姜夔宸翰。据上所述，宋代江西藏书，可谓富矣。

四、两宋时期江西藏书业发达之原因

赵氏统一天下后，统治阶层在政治上最大的特色是推行文官治政，这也为私家藏书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宋朝有两个很重要的执政措施。一是对隋唐以来的科举官僚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科举制度激发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同时也导致书籍社会价值的激升上扬。二是在全社会倡导尊孔尊儒，大力发展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体系。儒学的兴起，引导了讲学研经的高潮，许多大儒及各地官员竞相创建书院，在培养人才、广开言路、刊刻著作、保存典籍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两宋民间藏书活动之所以如此活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当时政治、经济、科技有关，也是这一时代文化底蕴的体现。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宋代社会普遍的读书之风与文人人生情趣的影响。宋代立国之初，统治者借鉴晚唐五代藩镇害割据、弱干强枝的历史教训而采取兴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兴文教，抑武事”，“欲以文化成天下。”为此，统治者改革科举制度，扩大科考录取名额，吸引大批读书人入仕参政。这一政策引发了社会群体“以文为贵”的文化心理，从而也激起了全社会各阶层读书为文、崇尚儒雅的浓郁风气。史载:“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策”可以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已成为宋人普遍的社会心态。这种浓厚、普及的读书之风，提升了宋人的文化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搜求、收藏图籍的意识。文人学十们藏书、读书不仅能够实现科考入仕的人生理想，而且在藏书的过程和形式中求得精神上的享受和内心的平静。北宋大诗人苏轼在《送刘道原归舰南康诗》中赞扬嗜书如命的十子刘恕云:“青山白发不自叹，富贵在天那得忙。十年闭户乐幽独，百金购书收散亡。”青灯黄卷，甘于幽独，自是人生的一种大境界。苏轼的这种人生追求也为陆游所继承，他在其《示儿诗》中自道:“人生百病有己时，独有书癖不可医”。其藏书动机几近于一种自我陶醉，对于他来说，书籍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

其次，官方重视图书典籍政策的引导。政府的重视和扶持是图书典籍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民间藏书活动积极开展的保障。早在北宋时期，统治者就设立了专门管理国家图书的机构——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网罗天下典籍，鼓励民间献书，凡献书者，“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数年之间，献图书于阙下者，不可胜计，诸道又募得者数倍”。南宋朝廷不但重建了国家图书机构，而且多次下诏以奖励的形式征集民间藏书。绍兴五年(1135年)九月，大理评事诸葛兴仁，献书万卷，诏官其一子。这一政策对民间藏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再次，宋人尚议论，著书立说以求不朽的风气为民间藏书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政治环境有利于开启言路，发挥议论;政府为控驭文臣武将，特别鼓励台谏议论朝政，纠弹官吏，当局甄拔人才专设“能言极谏科”。另外，宋代儒者摆脱汉唐窠臼重新解经，学派分立，思想活跃，传统儒学趋向哲学化，发展了文士的理性思辨。在这样一个政治与学术较为自由的环境中，当时士大夫不仅惯于议政、议兵、谈学、论文，而且常就宇宙、历史、人生等幽玄的课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究，加之国耻连绵、山河破碎，使得文人士大夫们纷纷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时政、天道人心的见解，抑或宣泄一己之政治忧愤。“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记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清人赵翼说得更为透辟:“历朝以来，宋史最繁。且正史外又有稗乘杂说，曾见叠出。盖其时士大夫多尚名誉……而又有如《朱子名臣言行录》之类，扬光助澜，是以宋世士大夫事迹传世者甚多，亦一朝风尚使然也。”宋人的著作大量流布于世，丰富了民间藏书家的藏书种类。

私家藏书活动作为两宋江西社会士庶的一种群体性行为，构成了江西文化景观中一道亮丽风景，具有独特的多元文化价值。

第一，私家藏书活动赋予文献典籍新的生命，使得文献典籍得以薪火相传，历久弥新。中国古代的藏书形态主要是官方与私家两类。官方藏书由于自然与人为因素，特别是易代之际兵燹之祸，常常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历史上国家藏书遭受的劫难有所谓的“五厄”“十厄”之说。相较之下，私家藏书远离政治中心，分散于民间，具有分散零藏的特点，受朝代更替带来的灾难性破坏要小得多。另外，每当战乱时期，官方藏书受到破坏之际，往往是由藏书家们接纳流散于民间的图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图书典籍遭受灭顶之灾。

可以说，每一场政治浩劫过后，官方藏书损失殆尽，而许多典籍的生命却在民间藏书家手中得到延续。因而，在新朝甫立之际，朝廷总是要向民间征书，充实新朝的公家藏书。宋代也是如此。北宋时期，朝廷就曾下诏大规模地从民间征集图书，至宋室南迁，这一传统未曾间断。据史书记载:从北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到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230年间，除去宋初统一过程中征集的十国政权的藏书不计，仅私人向朝廷所献书籍共约52600余卷篇，宋代国家藏书也由宋初的仅13000余卷，上升到南宋宁宗时的119900余卷。两宋国家藏书的迅猛增加，私人藏书家的献书居功至伟。所以说，私家藏书正是通过对国家藏书的补充，保持传递前代文化典籍，使得原有典籍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保存或进一步的整理和传播。

第二，私家藏书活动扩大了图书典籍的利用价值。由于种种原因，古代普通士子进入官方藏书楼中一览群书的可能性相当小，而私家藏书楼则可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或者开放藏书楼，供四方学子登楼阅览，或者慷慨外借所藏图书。江西私家藏书数量巨大，大多数的藏书家都能坚持重在利用的原则，向读者开放。广丰人赵不迂，有感于广丰无藏书，学林士子无书可读，出资兴建赵氏书楼，藏书万卷，给学者读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有的藏书家还集书籍收藏与刊刻于一体，将善本图书刊刻于世，发行流布，供士人阅读，由于他们拥有刻印书籍的重要资源，很多藏书家往往就是一时一地的著名出版家。这种现象对于典籍的延续与传播以及普及文化知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陈起就是重要一例。陈起，字宗之，临安人，曾高中乡试第一，人称陈解元。其家藏书颇丰，藏书楼称“芸居楼”。他在临安棚北大街睦亲坊开设陈解元书籍铺，集编书、刻书、买书于一体，名著一时。另一藏书家周必大于庆元二年刊刻了欧阳修的《欧阳文忠文集》153卷，《附录》5卷。此书不仅校雠认真，而且刻印精良，对后世影响很大，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他还曾费时四载，刻印了北宋四大类书之一《文苑英华》，结束了此书历经200年无雕版印刷的尴尬局面。在南宋民间藏书活动中，像这样有公益心的藏书家还有许多人，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嘉惠士人的精神值得肯定。

第三，私家藏书活动推动了中国古代治书之学的发展。两宋时期，随着私家藏书活动日渐繁荣，私人藏书家和刻书家分散进行的民间图书整理事业日趋发达，个体化、专门化的图书校勘整理活动逐渐增多，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水平极高的校勘学家、版本学家、考据学家和目录学家。他们以自家藏书为研究对象，集平生之力校勘、整理图书，对中国古代治书之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尤以私人编纂的藏书目录成就最高。两宋藏书家所编的私家藏书目录，有书名可考的在百余种以上，有的已亡佚，有的流传至今。

吴晗先生对古代私家藏书家们的开拓、奠基文献学之功有着极高的评价:“自版刻兴而私人藏书乃盛，其中风流儒雅，代有闻人，宿史枕经，笃成绝学。甚或连楹充栋，富夸琳琅，部次标签，搜穷二酉，导源溯流，蔚成目录之学。其有裨时代文化，乡邦徵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巨。”

总而言之，宋代江西私家藏书，具有地域相对集中、藏书家多、藏书丰富、校雠精湛、书目完备、藏书楼涌现等特点，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为江西明清时期私家藏书的兴旺与鼎盛，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并对江西古代优秀文化典籍的传承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宋代江西文化的繁荣大大得益于图书文献的典藏与刊刻，盛大的图书事业是盛大文化事业的典型征象。两宋时期图书的典藏事业在江西地区最为活跃与繁荣，几乎近半宋代私人藏书家也出自于上述地区。因此人们不难发现，由以上地区书林重镇和藏书楼为中心，同时又自然地形成了宋代文化最发达区域，在这些区域内，不仅是图书的典藏与刊刻等方面排在全国前列，而且像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史学，甚至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因此，书籍的生产与典藏的中心，其实就是中华文化能量集聚和辐射的中心，作为知识渊薮的书籍，它既保存千百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成果，也记载了当时所创造的文化伟绩，当丰富多彩的文化成就被驮负在书籍文献的载体的时候，它犹如翩翩起飞的惊鸿，穿过漫漫时空，无论落在哪儿，停在何时，都要撒下一丛知识绿荫，结出一片硕大的文化金果。

参考文献

［1］周必大:《文忠集》卷十六，四库本。

［2］王庭珪:《故保义郎刘君墓志铭》，《卢溪文集》卷四十六。

［3］王庭珪:《故县尉刘公墓志铭》，《卢溪文集》卷四十四。

［4］历鹗:《宋诗纪事》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欧阳文忠全集》卷七十三，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6］欧阳修:《六一居士传》《欧阳修诗文选读》岳麓书社，1984年版。

［7］朱熹:《题欧公金石录序真迹》卷八十，咸丰十年紫霞祠堂刊本。

［8］文德翼:《求是堂集》。

［9］陆游:《吴氏书楼记》，《渭南文集》卷二十一。

［10］陆游:《吴氏书楼记》，《渭南文集》卷二十一。

［1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12］(宋)赵与时:《退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3］(宋)叶适:《水心别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14］(宋)苏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15］(宋)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16］(宋)程俱:《麟台故事》，中华书局，2000年版。

［17］《宋史志》第一百五十五，艺文一。

［18］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