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私家藏书楼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历史贡献

徐苏

【摘要】私家藏书楼的历史使命虽已基本结束，它发挥的作用正由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替代，但私家藏书楼对中国文化传承作出的巨大贡献仍不可磨灭，值得进一步去研究和光大。缘此，本文较为系统地揭示私家藏书楼与中国文化传承之间的因果和互动关系，力求多角度地去反映私家藏书楼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私家藏书楼　藏书文化　中国文化

一、私家藏书楼卓有成效的收藏，保存了大量的典籍，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创造了条件

尽管历史上有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及随后的严厉禁锢政策，使古代典籍遭受过一次次大规模的毁损，仍有许多藏书家甘冒杀头危险将大量的禁书藏于自己的藏书楼中，为中国典籍的流传保存了珍贵的火种。也尽管私家藏书楼藏书在递传过程中多次出现天灾人祸毁损惨重的状况，但经过一代代藏书家的努力，许多私家藏书楼总能“薪尽火传”，藏书得以保存下来。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计的宋元刻本，它们往往都是历经众多的藏书家之手，经过众多的私家藏书楼收藏，如同接力赛一般层层传递下来的。以江苏为例，藏书几乎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私家藏书楼非常兴盛，不仅藏书的数量多，而且藏书的质量高。如常熟有名的有:毛晋的汲古阁，以注重收藏宋元版图书而闻名于世。他曾在家门前告示:“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1]于是书贾纷至，藏书大增，最多时达到84000余册。赵用贤父子的脉望馆，号称:“二西五库，联架塞屋。”钱曾的述古堂，自撰的《也是园藏书目》载其藏书3800多种，超过《四库全书》收书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多经部之书、宋元旧椠以及金元两代遗集，并有诒经堂三楹专藏古今诂经之书。瞿绍基及其子孙共同经营过的铁琴铜剑楼，曾不惜重金购进江浙藏家流散各地的宋金元精椠，为清季四大藏书楼之一。昆山的叶盛录竹堂，《潜研堂集》称之:“藏书之富，甲于海内。”归有光的世美堂收藏有许多宋元旧籍。徐乾学的传是楼悉心收藏，“南北大家之藏尽归徐氏。”苏州吴宽的丛书堂以抄书多而精闻名天下。杨循吉的卧读斋购书抄书并举，集书超过了10万卷。顾元庆的夷白堂有藏书万卷。其他如无锡邵宝的容春精舍，淮阴边贡的万卷楼，江阴朱承爵的存余堂，太仓王世贞的小西楼、毕沅的经训堂，南京黄居中父子的千顷堂，扬州马氏兄弟的丛书楼、阮元的文选楼，武进孙星衍的平津馆，镇江陈庆年的传经楼都是江苏境内有名的藏书楼。正是有了这些私家藏书楼丰富的藏书，江苏才有可能同浙江一样，学术研究兴旺发达，文化传承根基深厚，出现了江浙人文甲天下这样的喜人局面。

二、私家藏书楼从藏到用的变化，加快了典籍的传播，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机遇

随着社会的发展，藏书家中不少人对于藏书的观念有所变化，愿意自己的藏书为别人所用。从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末的古越藏书楼，越来越多的藏书家不再为藏书而藏书，开始强调藏书的流通和使用，逐步形成藏书向世人开放的意识。其中私家藏书楼的藏书开始容许他人借阅和借抄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如清康熙时藏书一直秘不示人的天一阁范氏家族，一致同意黄宗羲登楼，允许他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从此，天一阁增加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自著名的藏书家曹溶在《流通古书约》提出私人的藏书可以“有无相易”后，通过互借，传抄私家藏书的风气流行也加快了典籍的传播，使越来越多的私家藏书楼善本得见天日，为读书人观赏。清乾隆时藏书家周永年则干脆叫自己的藏书楼为“借书园”，提出“奇文秘籍，渐次流通”，公开主张私人藏书应该为社会服务，同意读书人借抄自己的藏书，不以珍稀为秘，使一书由此而复制出更多的副本。著名学者黄宗羲不仅想方设法穿梭于多个私家藏书楼间借书读，而且也非常热衷于抄书收藏。他先后从钮氏的世学楼、钱氏的绛云楼、祁氏的澹生堂、郑氏的丛贵堂、黄氏的千顷堂等藏书楼中亲自抄录了许多书籍，作为自己的藏书特色，后来甚至把自己的藏书楼称作“续抄堂”，以明其抄书收藏的乐趣和藏书的志向。这种在藏书界不断兴起和长期保持的借、抄书热，无疑使更多的私家藏书楼藏书得到合理的利用，也进一步扩大了典籍的传播范围。在众多的私家藏书楼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许多藏书楼主不仅喜欢藏书、读书，而且喜欢大量地刊印书籍，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出版业的繁荣。在我国古代出版家中藏书家一直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和重要的地位。从五代后蜀毋昭裔由藏书兴起刻书热以后，许多私人藏书家不仅热衷于私家藏书楼藏书的整理，也热衷于私家藏书楼藏书的刻印和翻印，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如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鲍廷博、纳兰性德、黄丕烈乃至民国的刘承干等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刻书大户，他们各自利用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对古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明末清初时的大藏书家张海鹏曾这样描述过藏书、读书和刻书的关系，他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者，其道不更广邪?”[2]他的话可谓是一语中的。另外值得一说地是，许多私家藏书楼主不仅自己刻书，而且还主动向社会提供自己的珍贵藏书作为刻印的底本或校本，如杭州有名的八千卷楼主丁丙就曾向浙江书局提供过不少刻印底本和校本。清乾隆时能够编纂成巨大的《四库全书》，许多私家藏书楼也功不可没，因为许多私家藏书楼都先后为这部巨书的编纂提供过底本，其中以宁波范氏天一阁和扬州马氏丛书楼提供的最多，达638种和776种，得到过乾隆皇帝的嘉奖。一些藏书楼主个人的著述也纷纷提供出来，为图书的出版补充内涵。如明末时好古堂藏书楼主胡震亨，藏书达万卷之多，其中以收藏大量的唐人诗集为特色，他抓住这一特色，毕生治唐诗，编撰成《唐音统签》1033卷，以后此书被作为编撰清代巨篇《全唐诗》的重要底本。由于藏书家的这些行为，使更多的典籍得以保存和传播。

三、私家藏书楼藏书聚散的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典籍的流传，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拓展了空间

私家藏书，鲜有聚而不散的，或遭天灾人祸亡，或为子孙售卖，难能以一家继之。但是，如果从整个私家藏书楼藏书的散聚过程来看，绝大多数的私家藏书散聚中可以发现存在着某种环环相扣的链条关系。一方面某些藏书楼因变故，藏书散失到他处;另一方面他处的藏书楼主又异常兴奋，将这些散出的藏书聚至门下。如清初常熟钱谦益“绛云楼”的藏书，几乎与皇室内府藏书相当，就是因为他得到了明代杨氏、钱氏、刘氏和赵氏四大吴地藏书家的旧藏。而在“绛云楼”失火以前，楼中的大半宋元精本，又已经散出到了毛晋的汲古阁和钱曾的述古堂。以后毛晋的汲古阁和钱曾的述古堂藏书散出后，又大多到了徐乾学的传是楼和季振宜的手中。浙江嘉业堂的藏书宏富，也是因为它曾得到了吴县顾氏艺海楼、吴昌缓双照楼、王氏彊学簃散出的许多藏书。甚至出现了明代绍兴祁氏的澹生堂藏书“三十年来聚而散，散而复聚”的藏书流动现象。在私家藏书楼藏书的散聚过程中，不仅有许多藏书在私家藏书楼之间流动，还有一些藏书楼的藏书实现了整体的跨域流动，其典籍流传的影响就更大。如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售归江南图书馆的事例，不仅促进了江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江浙两地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扩大了典籍的流通和传播范围。所以说藏书的散聚过程，实际上是典籍不断流传的过程，它既体现出一种递传的关系，又反映出一种互通的关系，这种藏书散聚纵横交错的结果，使典籍的流传范围扩大，也使中国文化的传播扩大到天涯海角。清末，浙江有名的藏书家归安皕宋楼楼主陆树藩将自己的珍藏顷数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此事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惊和反响，国人疾首扼腕，痛惜不已，是藏书界多年来一直谈论的世纪悲剧。以后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又用中国“庚子赔款”的银子，将浙江青田藏书家徐则恂的东海藏书楼藏书四万册据为己有;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用了三万元就把陶湘涉园藏书楼藏书中的两万册善本席卷而去……;许多珍贵的私家藏书楼藏书大量东流确实是伤心痛史。但只要这些藏书楼的典籍不灭，中国文化的传承就不止。如果我们从私家藏书楼藏书的散聚过程去分析，这批书的流出客观上也把中国文化的影响扩大到了日本，这批书在传承中国文化方面的作用并没有消失，即使在异地他乡这批珍贵的典籍仍然折射出中国文化的灿烂光辉。

四、私家藏书楼生命的延续，造就了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夯实了基础

进入近、现代以后，众多的私人藏书家顺应形势的发展，藏书服务社会的意识更加强烈，他们纷纷以私藏捐公藏，难以数计的私家藏书汇聚到各地公共图书馆，打开了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从中国公共图书馆的萌芽阶段起，私家藏书楼无私地捐赠和私人藏书家精心地筹划就承担了公共图书馆奠基人的角色。以作为公共图书馆萌芽的焦山书藏为例:清代私人藏书家阮元是其最主要的发起人和筹划者，他曾从扬州文选楼中精选了许多藏书捐赠给书藏。其他有名的藏书家丁丙、梁鼎芬、陈庆年等也都从自己的藏书楼中选书捐赠，才使焦山书藏成为全国有名的第二书藏。以后许多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藏书也都是以私家藏书楼的藏书为基础起家的。如新中国成立初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干即致信浙江省图书馆，提出愿意将藏书楼和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捐献给浙江图书馆永久保存。从此，嘉业堂藏书楼成为浙江省图书馆的一部分。常熟翁氏家族也将自己藏书楼中积聚了200多年的藏书，分批捐献公共图书馆，其中国家图书馆3779册，南京图书馆7924册。曾国藩的富厚堂，藏书多达三十余万卷，现在大部分也都珍藏到了湖南省图书馆。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几乎国内每一个大的公共图书馆都或多或少的从各地私家藏书楼中得到过藏书，这足以说明私家藏书楼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五、私家藏书楼发挥的作用，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活力

私家藏书楼的主人大多具有渊博的知识，不少人本身就是各方面的行家。他们利用自己丰富的私家藏书，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取得过许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和传承做出了贡献。如“士礼居”藏书楼的主人黄丕烈，不仅收藏有大量罕见的宋元版本，而且毕生致力于所收藏古籍的整理研究，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多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成绩。他一生先后批校过700多种古籍，并写了大量的题跋，在当时古旧书业中流传有“顾批黄跋”的说法，凡是经他题跋或校勘过的书，马上就身价倍增。他撰写的《荛圃藏书题识》、《荛圃藏书题识续录》、《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在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再如“曝书亭”藏书楼的主人朱彝尊，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藏书进行学术研究，又通过抄录的方法从无锡秦氏、昆山徐氏、钱塘龚氏、宁波范氏的藏书楼中获取了丰富的典籍，进一步满足自己进行深层次学术研究的需要。他撰写的《经义考》取材宏富，辨订群书，识断通核，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重要工具书。大量的事实证明，凡是私家藏书楼发达的地区，学术研究就兴旺，学术成果就丰厚，学术人才就众多，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就更有力量。私家藏书楼丰富的藏书还为校勘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校勘学人才。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代典籍中很少不出错讹的。因此，许多私人藏书家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以清代为例:卢文弨的抱经堂藏书数万卷，他以此为基础，博览群书，研究经学，考证典籍，在校勘学上取得建树。他每校一书，必搜罗众本，反复钩稽，不断补阙订讹，才使众多的古籍善本，还历史旧观，展时代风采，终成清代一流的校勘家，同时也促成了校勘学的发展。其点校成就以精深见称于世，与顾广圻并称“卢顾”。再如顾广圻的思适斋中，也藏书无数，为他点校书籍提供了便利。顾广圻一生校勘过很多书，如《说文》、《礼记》、《仪礼》、《国语》、《战国策》、《文选》等，以校勘精确为人称善。许多名家如黄丕烈、孙星衍等，他们想要刊刻的书多委其精校，以确保刻书的质量和提高刻书的声誉。夏宝晋在顾广圻的《墓志铭》中称其“雠校最精，为当世所贵。……补亡纠缪，顿还旧观，有功于古人甚”[3]。

清代藏书家中精擅校勘的还有钱大昕、吴槎客、周叔平、严可均等人，均“藏书甚富，考核尤精”，在校勘学上取得过显著成果。私家藏书楼藏书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目录学研究的深入，培养出众多的目录学家。私家藏书楼拥有大量的藏书，需要编目，通过目录来加强管理。而藏书家在藏书过程中，通过编目实践，加深了对目录学的认知和理解，取得了显著的目录学成果。以宋代为例:最典型的目录学家有晁公武、尤袤和陈振孙。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私家藏书楼的藏书，在目录学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和研究成果的。晁公武曾在四川转运使井度属下为官，帮助井度校刻藏书，井度死后，把私家藏书全部赠给了他。在此基础上，晁公武汇集原有家藏，编成了有名的《郡斋读书志》书目，这是现存最早同时并具书名、类序、提要的书目，在目录学史具有重要的地位。尤袤藏书极富，有抄书多、善本多、史书多、法书多四大特色。他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在分类体系上有所创新，增设了许多新的类目，突出了列类方法，体现了图书分类“从总到分”的原则。同时该目开始注重著录图书的版本情况，从时代、刻书地域、刻版行款、刻书人等多角度揭示图书，反映各地刻书状况，为版本目录学的兴起开了先河。陈振孙对自己的藏书5万余卷进行了系统地整理，编成《直斋书录解题》。该目不仅记录书名、卷数、撰人，还注意分析学术渊源，著录各种版本的类别、款式、版刻经过和得书来由，评其优劣，考辩谬误，多有独到见解。在版本著录上比《遂初堂书目》更加细致和广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不仅私家藏书楼中涌现了一批目录学家，许多学者也得益于自己的藏书活动和与藏书家的交往，在目录学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著名的目录学家章学诚，本身爱好藏书，他在访书、藏书和与藏书家朱筠的交往中，得以纵览群籍，开展目录学研究，总结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目录学理论，又提出了互著别裁在书目著录中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发展。

注释:

[1]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第1127页

[2]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朝议大夫张君行状(卷4)

[3]肖东发，袁逸.中国古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9(1):47—48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2]陈东辉.清代江浙地区学术研究昌盛与私家藏书兴旺之关系，第36页

[3]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宁波出版社，2003

[4]曹培根.常熟藏书史略.中国藏书文化研究.宁波出版社.2003，第338页

[5]王兵，曹红军.吴地藏书文化传统初探.江苏图书馆学报，2002(3):62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镇江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