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文化访谈录

韦　力(著名藏书家)

钟燕辉(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生)

钟燕辉:我读过您的《书楼寻踪》，知道您对中国藏书楼非常关注，那么首先可以谈谈您的这种关注来源于哪里吗?

韦力:在世界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几个文明古国中，中华的汉文化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断裂的文化体系。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汉文字从其产生一直延续到今天，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发展到后来的楷书、隶书，其中字体的变化脉络始终是有迹可寻的，故此文化的连续性应该跟文字变化的连续性有很强的关联吧。传统文化的代代相传，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就是书籍的流传，而使得这些典籍能够保存留存到今的使者，就是这些古代藏书楼。所以中国古代藏书楼在整个文化传承史上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传薪者的角色。

中国典籍浩瀚如海，具有文献记载就有八到十万种之多，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典籍总量，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在整个封建史上产生了多次的毁书运动，但这些人为的破坏，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掉中国典籍的传承。中国历代藏书家为了保护典籍历尽艰辛，与书籍的四厄——水、火、兵、虫进行着抗争。正是他们对文化的炽热之情，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我们祖先的知识结晶。当我们大谈中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时，往往会数典忘祖地忽略了保护和传承这些典籍的藏书家们。在我的藏书历程中，这些想法时时闪现在脑海中，每当我得到了一部流传有序的善本，抚摸着上面代代相传的藏印，我就会感觉到历代藏书家经历了我所知道或不知道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才使得这部书又传到我的手里，即使是我们国家的各大公藏图书馆，以及我们引以为傲的“国图”所藏，哪一部分不是来自历代藏书家的保护传承?当我们赞叹这些流传千年、刻印精美的宝藏时，我们尤其不应当忘记那些书的故主们，因为正是他们的精心保护才有了我们今日的骄傲。

在这种慢慢的思索过程中，我逐渐对藏书家、藏书楼产生了兴趣，很想了解他们的藏书故事、藏书规模、藏书景况等等相关联的问题。十几年前因事到宁波出差，首先朝拜了天一阁，它是一个藏书爱好者心中的圣地。看到它布局合理的庭院、防护严密的措施，也看到了那面积并不如想象宏大的二层楼。在静静地观看这座中国流传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的过程中，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何不到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去寻访一番，从根本上搞清楚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存留现况、坐落位置、面积大小、结构布局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这样做就可以搞清楚我国历代藏书楼的实况，这就是我寻访藏书楼的初始动机。

钟燕辉:您认为中国的藏书楼在中国藏书文化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又表现在哪里呢?

韦力:正如前面所说，藏书楼在对中国典籍保护传承方面其功甚伟。由于中国文字难学难记难懂，故在整个封建社会，文化普及程度不高，文字的使用者及书籍的使用者，始终是社会中占比例较少的一部分群体。这种现象的利弊暂且不论，但是书籍始终没能像西方文艺复兴后那样普及到民众中去，确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的结果就使得书籍在流传过程中极易断档，可以想象，若没有历代藏书家的精心呵护，今天许多我们熟识的典籍早就湮没无闻了。虽然今天很多学者认为藏书楼是落后的、封闭的象征，而认为今天的图书馆才是开放的普及文化的标志，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建立的最早的公立图书馆如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等，其藏书基础均来自私人藏书楼。民国以后，尤其是解放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大量私人藏书楼的旧藏，有如百川归海一样都流入了各家图书馆之中。今日国家大馆之善本、特藏、基藏几乎都可以历数清每一批书的来源，但我们今天却少有人去纪念他们、歌颂他们为传统典籍的流传所做出的贡献。总之，可以说中国古代藏书楼是中国文化流传的重要使者。

钟燕辉:您多年来走访了全国各地上百个藏书楼，通过亲自调查，掌握了许多的资料，并将寻访日记集结出版为《书楼寻踪》一书，那么能概括地说一下您对现在中国藏书楼的印象吗?

韦力:通过这五六年在全国各地寻访藏书楼，虽然至今我还没有跑遍全国所有的地方，但就我所走访过的藏书楼的整体现状而言，我感觉自己的心态比较灰暗，除个别藏书楼外，绝大多数保存状况极差。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藏书楼所处的位置大多在一些城镇的老城区内。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内的老城区基本上都是每个城镇重点的拆迁对象。虽然每座城镇都在呼吁保护名人故居，但是由于藏书文化的隔裂断层，使得今人很少知道老城区的某座旧宅是历史上某位大藏书家的藏书楼旧址，由于今日国人对政治、娱乐的兴趣远浓于文化，故对政治名人、军事名人、艺术名人的故居更感兴趣，使得这些故居得以保留，而藏书楼旧址往往成为拆迁对象，我写这本书也是想通过自己微弱的声音来唤起某位大力者的保护，使得藏书楼旧址能够流传下去，使得后来者研究藏书楼还能有迹可寻。

钟燕辉:请您谈谈现在学术界对我国藏书楼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还有哪些缺乏之处吧?

韦力: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藏书楼的研究较为深入，有多部专著出版，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由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初出版，这些作品对推动古代藏书楼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藏书楼的保护和引起民众的注意，都有相当重要的宣传效应。通观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都是史料丰富、条理清晰，对使用者极为方便，但其共同的不足之处都是对藏书楼的坐落位置、存灭状况等等缺乏具体的说明，可以看出这些大著是通过对史料的钩沉而产生的研究成果，甚至提到一些藏书楼究竟坐落在某省某市都语焉不详，更遑论其具体位置。虽然历代都有对藏书楼的歌咏文章，但通过文人的夸张的艺术语言，很难切实地知道藏书楼的实际形状，有许多藏书楼描绘得十分雄伟，而我实际到现场观察时，却与文献中所记载的给自己的印象相去甚远，所以拿语言文学的描述来作为藏书楼的史料是很难靠得住的。虽然早在民国初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用地下出土文物来考证传统典籍，但这种方式难度大，费时费力难出成果，故用者甚少。余不佞，不怕人讥邯郸学步，欲以此法考证藏书楼，虽中令方家风笑之举，然究竟小有所得，至少自己对藏书楼的景况有了深刻的认识。

钟燕辉:说了这么多现状，请您对我国藏书楼保护的现状发表意见，以及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什么建议?

韦力: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寻访藏书楼，然后写成游记式小文发表在多家刊物，欲以引起当权者注意，虽收效甚微，但究竟还是有些反响。有些地方旅游部门辗转找我联系，希望得到更进一步的资料，以开辟成旅游景点来丰富当地的旅游资源。虽然这种心态有很强的功利目的，但我以为这种作法至少是起到了保护藏书楼的作用。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以为附风雅也是值得鼓励的一种行为，因为欲附风雅者至少是认为此风雅值得一附，至少在认识上与传统文化“价值趋同”。这当然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至于是真心喜爱还是作表面文章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我认为首要的是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宣传，使得藏书楼文化能够深入民心，甚至可以用“喻以利”的方式进行鼓动，以鲁迅拿来主义的态度，使藏书楼先保护下来，不至于被拆得荡然无存，至于对将来的使用及规划则可以缓步进行。

钟燕辉:最后请您通过藏书楼这个角度，来说说中国的藏书文化吧?

韦力:我对中国的藏书文化有着很深的情感，不单纯是以己及人的爱屋及乌，而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微弱的坚持。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几乎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扬弃，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家店，对于反封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以为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作法，它将俗文学、民间文学提高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它没有顾及到中国的文化历史现实，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几乎打入地狱，自此之后的藏书风气也为之一变，众多的藏书家如郑振铎、阿英等人都收集弹词、宝卷、戏曲小说、版画箋谱等俗文学史料，这些在传统藏书家之眼中，均难入其楼，更毋论其列目传承了。当然我不反对对俗文学版本的收藏，因为这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中国历代藏书的正经、正史的藏书观才是中国古代藏书楼的主流藏品。我们今天的新一代藏书家应当继承这种经典藏书观，使得中国藏书文化能够延续下去，而不至于走调儿。这就是我对藏书文化的一己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