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私家藏书的文化特征

孙迎庆

【摘要】苏州的私家藏书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典籍，在推动学术研究，促进文化繁荣上，作用不可低估。苏州的藏书活动之所以历代相袭、绵绵流传，与藏书活动中形成的吴地人文精神是分不开的。苏州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汇聚了大量的文献，使得苏州学子和士人得益非浅。同时，众多的典籍又滋养了苏州众多的大学者、大文人，而学者文人的聚书活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地方的风尚，推动着苏州私家藏书风气的愈演愈烈，成为吴地文化史上一种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苏州　私家藏书　文化特征

明清时期私家藏书渐趋鼎盛的态势，私家藏书的人数空前增多。藏书的中心区域在江浙两省，而江苏的中心区域在苏州。苏州私家藏书若以南朝宋国陆澄起，至清末，共有藏书家447人。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列全国藏书家1100人，苏州占40%。苏州藏书家之多，居全国首位。

苏州众多的藏书家、藏书楼，汇聚了大量的经籍和文献，使得苏州学子和士人得益非浅。同时，众多的典籍又滋养了苏州众多的大学者、大文人，而学者文人的聚书活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地方的风尚，推动着苏州私家藏书风气的愈演愈烈。时人云:“吴中文风，素称极盛，俊士荟萃于兹，鸿儒硕彦，代不乏人。以故吴中旧家，每多经、史、子、集四部书之储藏，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拾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椟充栋，琳琅满目。故大江以南，藏书之富，首推苏州。溯自元、明以迄清季末叶，藏书之家，指不胜屈。拥有数千百卷之图籍者，多不胜举。”居民中藏有一二十箱线装书的并不为奇。举目苏州地域，上至豪门高第，下至贩夫走卒，无人敢对经籍轻易毁弃。这种崇尚典籍、重视文化的理念深植于苏州人的观念之中，成为吴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苏州向以士风清嘉、人文荟萃而名冠全国。明归有光说:“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吴地人物“少好学，博学善属文;笃学业，博涉群书”等类似记载不绝于史书。文人在吴文化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天堂之称的苏州，钟灵毓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教育发达，哺育出了众多名彪史册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等，而这些人中好多就是藏书家。号称元初“吴中三君子”的郭麟孙、袁易和龚璛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袁易少敏于学，不乐仕途。据乾隆《长洲县志》记载:“晚隐吴淞之滨，筑静春堂，壅水城池，池上累石为山，堂中有书万卷，悉经手校。”诗文有明初“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高启藏书丰富，当其一室燕坐，图书左右。明中期反对三杨“台阁体”的前七子之一的徐桢卿，其诗“熔炼精警”，为吴地诗中之冠。明末清初的“两朝领袖”钱谦益，其诗文俨然为一代宗主，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其藏书也成为当时常熟派藏书的领头人。.藏书家赵琦美卒后，其“脉望馆”所藏之书，全归于他。其又购得刘凤“屝载阁”、钱允治“悬罄室”、杨仪“七桧山房”等藏书，所藏典籍可与皇室内府藏书相比。清代中期的袁枚“骈体最工，抑扬跌宕，有六朝人体格”。他幼即嗜书，苦于无钱藏书。作官后，以薪俸易书，积至40万卷。古文有归有光，他是明代“唐宋派”的代表人物，他与夫人王氏皆喜收藏典籍。其自述:吾妻以余好书，故家有零落篇牍，辄令里媪访求，遂置书无虑数千卷。筑书室百楹于安亭江上，名为“世美堂”。潘耒、王鸿绪他们通贯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清修《明史》，作《修明史议》，其功尤多。潘氏刻印过其师顾炎武《亭林遗著》十种二十七卷，又《日知录》三十二卷。文史巨擘则数王世贞，其主文坛二十年，全国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奔走门下，惟恐后时，得其片言褒奖，身价骤起。王氏家藏书甚富，自称平生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超过三千余卷，均为宋本精椠。家有别墅“弇州园”，于园后建“小西馆”，贮书达三万余卷，另将经学之书专藏于“藏经楼”中。对宋椠元刊之书，作“尔雅楼”贮之。又于“九友斋”中，藏宋本两汉书，为斋中第一宝。思想家有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他以明道救世为治学宗旨，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焉”的名句至今还在激励着人们。他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无不究览。家世有藏书之习，自言在明正德间，已有藏书7000卷。每遇异书，必厚资相购。收集有不少古碑残碣拓本，写成《金石文字记》。其收集明代史料，仅史录、奏状之类文献至2000本。史学评注家王鸣盛，其所著《十七史商榷》，为清中期三大史评著作之一。其借母丧，居苏州30年，闭户读书，以汉学考证法治史。其在《十七史商榷》中称“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强调目录学为读书入门之学及在治学中的作用，曾广为后人引证。王鸣盛亦喜藏书，多为治史实用之书。考据大师有惠氏祖孙三人，形成“吴派”考据学。“吴派”的代表人物惠周惕为创始者，惠士奇为继承者，惠栋为发展者。史载“清二百余年读汉儒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吴派”与戴震为首的“皖派”并驾齐驱，平分清代汉学秋色。惠氏一门几代均喜藏书。据《苏州府志》载《惠氏百岁堂书目》三卷，惜今不见传本。惠栋尤深于《易学》，主张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编辑考订，以详博称。其雅爱图籍，为购善本，不惜倾囊，校勘亦精详。自魏晋以来，苏州涌现出一大批书画家，蜚声海内外。其中“明四家”的沈周、唐寅、文徵明和仇英，为明代吴门画派的奠基人。沈周喜藏书，以重金购古书一部，藏于西庄“有竹居”。文徵明为苏州藏书世家，有玉兰堂藏书。唐寅藏书亦甚富，文徵明赠诗有:“君家在臬桥，暄阗市井区。何以掩市声，充楼古今书。”其每夜读书一卷，用朱黄识别于书旁。每阅一卷，写山水、人禽、竹木，或书小诗，或记月日。钱谷亦为明代苏州著名画家，跟随文徵明学习书画及诗文，读文徵明架上书，遂有志于藏书，先后购求及手录古籍至几万卷，且多为人间罕见版本。清代词学大家顾嗣立，所辑《元诗选》，自元好问以下汇为百家，后增为三百家，1200卷，且所收各家均有小传。其“秀野草堂”藏书极多。

苏州自明清以来，文才独多，名流辈出，称冠全国。究其原因:首先，当时的吴地，属全国首富之区，光苏州一府的税粮，居然多于湖广布政司的征输。这种状况，历明迄清一直未变。明廷将苏州倚为“外府”，清朝则视之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胸腹”。苏州气候条件极好，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作物栽桑和植棉。丝织业、棉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又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也正是经济的发达，为苏州文人学士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无论是攻读应举、创立学派、著书立说、吟赋填词，还是搜罗古籍彝器、校刻群集，都需要较大的财力。其次，优良的地理条件是人才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基础。苏州依靠大运河贯通南北，境内更是水条域网。便利的交通，信息传递快捷，文人学士结社兴会，切磋交流往返便利。第三，便利的交通又为书肆林立提供了重要条件。宋代藏书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已有“姑苏书肆，比于京师”的说法，认为苏州是全国四大书肆之一。清乾隆年间，苏州人徐扬绘制的《盛世滋生图》中，依稀可见“六大雅”、“古今书籍”等反映苏州书业繁荣图景的市招。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山塘街的“萃古斋”。书肆林立，册籍充栋，翻检容易，购买方便，上至三代鼎彝、秦汉玉石，下至宋元珍本，鲍校毛抄，无所不有，这又为藏书家收藏典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社会风气关乎文人的消长。明清以科举取士，读书人一旦登第，便畀以高官厚禄。而读书人的藏书，则成为他们科举应试的第一要务。明清两代，苏州人成为最擅长科举考试的应试高手，在全国罕有其匹。苏州在明代89科的会试中，录取进士1075名。清代统治的268年中，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状元有114名，其中江苏得49名，苏州就有26名，清代四分之一的状元出自苏州一府，以至康熙年间的苏州人汪琬将苏州状元夸为“土产”，令揶揄苏州少特产的同僚张口结舌。康熙末年的江苏布政司杨朝麟也感叹道:“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兢丽增华，海内称最。”

苏州人才的形成与发展，有明显的特点。具有时间上的承续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从春秋战国开始直到近现代，几乎每一个重要时期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才，成为那个时代各个文化领域的标志，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成就。领域上的宽泛性和代表性、人才的众多构成了人才的群体性。苏州历代涌现的人才，不是一位两位，而是十几位、几十位，每个领域都以杰出人才组成为人才的群体，成为文化领域中的群体力量，因而能形成有影响的冲击效应和辐射效应。这种多领域兼持续性的整体力量，势必对苏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产生强劲的驱动作用。苏州得天独厚先天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人才优势，人才优势又成为苏州得人特厚的后天条件，反过来促进了苏州的发展。张慧剑编著的《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收江苏各地文人5420人，苏州一地就有1290人。虽然状元、举人未必都是人才，但应当承认，这也是一个地区文化发达、人才众多的标志。人才的集中和数字的庞大，体现的是人才的优势和文化传统的深厚，以及由人才优势和文化传统转化的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社会力量。徐扬的《盛世滋生图》就有反映苏州人读书的诸多场景。灵岩山前一家书塾，一老先生正在考查学童，旁有仆役在洒扫。此即徐扬在自跋中所谓“万卷书香，或受业于先生之席的场景”。同在灵岩山岭之西，则有一座藏书楼坐落于茂林修竹之中，一长者正在挥毫，另一人正在冥思苦想，这就是毕沅耗资四十金在苏州灵岩山南西施洞下营建的别业曰“灵岩山馆”，内有“御书楼”，藏御书墨宝及字画法帖;有“经训堂”为其藏书之所，中多校勘精善之本。苏州文人就是在这种幽静的环境中读书、完成考前学业。苏州人莫旦夸张地形容苏州是“家家礼乐，人人读书”。“家弦户诵”，纺车声伴着读书声，其情景何等别致。一般百姓耳濡目染，见多识广，居然也能道一两句《诗经》、《论语》，谈谈《百家姓》，诵诵《千字文》，这种读书风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苏州人，也正是在这种读书风气影响下，显者世世相袭，穷居者纷起效尤，苏州人文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苏州自明清以来，经济繁荣，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以及历史上早有藏书家藏书的社会风气，两项因素相激相荡，使苏州成为全国藏书之都。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其《藏书纪要》中已作了清晰的阐述: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苏州府吴县、长洲县)、(常熟县)、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其中特别是苏州府常熟县的藏书风气，在明代晚期已蔚为当地的特别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到清代前中期。“汲古阁”和“绛云楼”二处藏书楼，更是知名全国，对明清两代藏书风气有推波助澜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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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