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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藏书楼时代

时间:2022-09-1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殷商时代至清朝末期的藏书楼发展时期,是我国图书馆的古代时期,可称为藏书楼时代。中国古代藏书楼泛指我国古代官方机构、民间团体、私人收藏图书文献典籍的建筑物,同时它也是藏书的主人、学者和读书人研读、收录、考订和校雠图书的场所。[6]古越藏书楼已经具有了公共图书馆性质,是中国藏书楼史上的创举,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从殷商时代至清朝末期的藏书楼发展时期,是我国图书馆的古代时期,可称为藏书楼时代。其职能主要是收集、保存和传递文化遗产(即纵向传递)和最初步的教育职能。

中国古代藏书楼泛指我国古代官方机构、民间团体、私人收藏图书文献典籍的建筑物,同时它也是藏书的主人、学者和读书人研读、收录、考订和校雠图书的场所。[1]主要有四种类型,即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互为借鉴,互为映正,互为补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各朝历代的典章制度、科考制度、皇家大事、天文、历史、地理、历法等各类图籍。

藏书楼的历史可谓渊源,杜定友先生曾总结道:“我国图书馆之发现,远在古代。初老子为御(柱)下史,即为藏书之始。孔子周游列国,删书订礼,实为当时各国均有藏书之证。及汉刘向编书目,班固作《艺文志》,对于图书益加研究,以后藏书家板目家目录家,均代有其人。至清之四库全书遂集图书之大成,特建文渊、文澜诸阁以为藏书之用。此则我国藏书略史也。”[2]

由于农耕文明的时代特点,相对于工业文明的时代,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书籍的出版不仅有限而且因为封建社会本身的封闭性特性限制了书籍的流动,这使得图书使用范围很狭小,藏书多为帝王之御用机构、达官显贵及士大夫阶层所专用,所以也决定了古代中国藏书不仅具有“私有”性质,而且具有较大的封闭性,不同类型藏书之间和同类型藏书之间少有关联。故中国传统藏书之特性,可以概括为“重藏轻用”或“藏而不用”。这种现象显然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也与封建社会的封闭社会环境相统一。但我们仍应该看到,即使如此一个以藏为主的中国藏书制度,古代藏书事业还是为我们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对推动古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还能找到其“现代性”因素,即: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并非仅仅是藏书之所,它还是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中心之一。官府、书院及私家藏书楼集编、藏、刻、售于一体,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藏书制度。同时,围绕着收藏典籍与校刻典籍等与书籍有关的学术活动,又产生了与藏书相关之专门学问,其中最突出者即为以版本鉴定文字校勘目录编撰为主的中国校雠学。[3]

明清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增强,书籍的普及和人民思想的日益开放都是以往所没有的,而地处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自然就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在中国历代藏书家4,715人中,浙江藏书家1,062人,江苏藏书家967人。[4]难能可贵的是此时的藏书为读书的意识已经相当明确,藏书开放的思想也逐渐成为私家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到了近代19世纪的晚清末年,不少藏书家受当时拯救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实行维新变法,并受振兴教育,培育人才,开通民智着手的维新思想影响,藏书致用,流通古籍的藏书开放思想已逐渐占主导地位。以笔者熟悉的温州玉海楼为例。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于光绪14年即1888年,在位于温州瑞安城关东北隅,建成一座南北相向、五楹两进的木构重檐建筑,名为玉海楼。玉海楼的主人孙诒让是一代朴学大师、教育家,其父孙衣言在《玉海楼藏书记》中言:“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者,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又言:“十余年间,致书约八九万卷……旧居蝙隘,苦不能容,……乃于金桥北别建大楼,南北相向各五楹,专为藏书读书之所,尽徙旧藏,皮之楼上”。可见孙氏父子已经摈弃了旧有藏书家藏书“子孙宝之”的观念,在建楼之时,就考虑到要为乡里后生提供读书之便,辟专室供人观览书籍,并鼓励后生从事著述。玉海楼具备了较大的藏书开放性,这与孙氏倡导的永嘉经世致用之学,愿以一身开风气之先是分不开的。[5]

比玉海楼创建稍迟,徐树兰在绍兴城西开办了古越藏书楼。徐树兰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国事之强弱,系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视学识之博陋,涉猎多则见理明,器识闳则处世审,是以环球各邦国世盛衰之故,每以识字人数多寡为衡。”“广设学校,此诚育材正本清源之至计也。”他还认为兴办公共藏书楼,与设立学堂相辅相成,不受名额限制,能补其不足,明显优于学堂,因此,他积极倡导,身体力行,捐建了以公开阅览、公共实用为标志的开放式藏书楼——古越藏书楼。[6]古越藏书楼已经具有了公共图书馆性质,是中国藏书楼史上的创举,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而成长,其前进的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从“重藏轻用”到“藏用兼顾”,功能日益发展和完备,这其中,中国社会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无疑是构成了藏书楼功能转化的主要原因。可以预见,按照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藏书楼的各种功能必将日趋完善而日益接近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只不过这种历程可能更漫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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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黄坚中国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轨迹[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3]左玉河从藏书楼到图书馆[J]史林,2007(4)

[4]王兴文,盛旭仁天一阁与玉海楼藏书思想刍议[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3)

[5]曹红军论南京图书馆与古代私家藏书楼的渊源[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3)

[6]曹培根藏书开放思想与实践[J]常熟高专学报,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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