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量的藏书题跋内容

唐代藏书家考述

第二节　唐代藏书家考述

大唐帝国，以它雄伟的气魄，宽广的胸怀，开阔的视野，无比的自信，兼容并蓄着各种文明，经过借鉴、融合、去取，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唐朝除去四位登基不足一年的皇帝，还有二十帝(包括武则天)，其中太祖、太宗、高宗、中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文宗皆为好文之君，都很重视文教事业和国家藏书，而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这对世人藏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武则天以文章选士，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显扬，武则天并躬亲参加编写了一些卷帙颇大的书籍，更直接影响着世人藏书。他们的治国理念、文化政策和各种科举选人招贤纳士的举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使世人广聚书籍，刻苦力学，以博取功名。

太祖李渊甫登基，即于武德元年(618)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招收生徒三百余员。四年(621)，敕诸州贡士。翌年，开进士科。七年(624)，又诏诸州明一经以上未仕者上奏，并令州县乡皆置学。不久，又开童子科，以鼓励孩童读书。

太宗李世民嗣位后，以文德化天下，大兴文教，重用士人。他屡幸国学，广建学舍，增加生员至八千余人，高丽、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弟子前来入学。太宗本人能文会诗，多才多艺，不仅喜爱文史图籍，而且也酷好书法绘画，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高才俊彦，他还不时地奖掖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士人，贞观年间，在编辑书籍方面，有许多标志性的成果诞生。高宗李治亦颇耽坟籍，玄宗为太子时，就留意经籍，为帝后更加关注，促进了秘阁藏书的全面发展。所有这些，都对世人藏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可以说，太祖、太宗为大唐三百年文化政策定下基调，之后的继承者遵循之、弘扬之、完善之。在此背景下，世人竭力购书、藏书、读书、著书，正如杜甫诗所云，“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5]，力读可以求宦成为当时人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讲到他求取功名前刻苦力学时说：“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6]这是当时士人五更起、半夜眠的真实写照。(www.guayunfan.com)当时社会各个方面，如繁荣强盛的经济基础、庶族文人群体的发展壮大、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畅所欲言的文化氛围、文房四宝制作工艺的改进等等，为大规模著书立说提供了极佳的条件。《新唐志序》道：“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仅唐人自著书就有近三万卷，可见其学术繁荣的程度。在此形势下，私家藏书文化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据文献记载，唐代藏书家众多，或为皇室子弟，或为政府官员，或为皓首穷经的儒者，或为才华横溢的诗人，或为青灯苦读的举子，或为隐居山林的处士，或为出家修行的僧道，还有贫穷的布衣平民，而且其地理分布也较为广泛，大江南北，城镇乡村，星罗棋布。在新旧文献中[7]，明确记载的唐代藏书家达数百人之多，而藏书上万卷的大家就有：李泌“积书三万余卷”[8]，苏弁“聚书至三万卷”[9]，王涯“家书数万卷”[10]，李袭誉“余赀写书数万卷”[11]，徐修矩有“插架几万轴”[12]，李承休有“藏书二万余卷”[13]，韦述“家聚书二万卷”[14]，苏并和刘伯刍“皆聚书至二万卷”[15]，蒋“家藏书一万五千卷”[16]，吴兢“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余卷”[17]，掌彻家有“万卷之书”[18]，李元嘉“聚书至万卷”[19]，上官婉儿“缄奇秘异万卷馀”[20]，裴施州有“群书一万卷”[21]，郑绩“有书一万卷藏于家”[22]，徐元隐之父“拥万卷于前楹”[23]，卜元简“书藏万卷”[24]，尹崇“积儒书万卷”[25]，李王进“载籍贯穿，康成之书万卷”[26]，李敬“家藏万卷”[27]，樊縲“箧有万卷”[28]，黎干“笥书万卷”[29]，杜兼“家聚书至万卷”[30]，符载“聚书万卷”[31]，窦群“惟图书万轴耳”[32]，乘著“藏书万卷”[33]，柏学士“年少今开万卷书”[34]，刘言史“架中蝌蚪万余卷”[35]，田弘正“聚书万余卷”[36]542，韦处厚“聚书逾万卷”[37]，刘禹锡“万卷堆床书”[38]、萧颖士“述作万卷”[39]，朱兵曹有“西斋万卷书”[40]，莫宣卿“床头万卷书”[41]，杜牧“唯书万卷”[42]，柳仲郢“家有书万卷”[43]，陆龟蒙“家藏书万卷”[44]，李“家有书至万卷”[45]，张建章“聚书至万卷”[46]，刘轲拥有“杂书万卷”[47]，陆处士藏有“万卷书”[48]。

藏书万卷以上者，一定不止这四十几人，由于种种原因，在传世文献中缺载漏收的肯定还有一些，像李泌这样的大藏书家，并且入围了正史，而在两《唐书》本传中，居然未著一字言其藏书情况，吴兢也是如此，还有大藏书家徐修矩，其藏书事迹既不见正史记载，也未见稗官野史称述，而是在晚唐诗人皮日休的《二游诗·徐诗》中披露出来的，其他藏书上千卷、数百卷的普通世人不被记录，更不在少数。例如，玄宗朝一代儒宗马怀素“有书数千卷”，此条信息是从他的墓志中获得的，两《唐书》本传中并未提及此事，可见史传漏载之普遍。从我们阅览《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和《全唐文补编》等(后三书亦多为碑碣之文)后、检出一些藏书家之史料看，未被文献记录的确实不少。

藏书数千者有：马怀素和樊凑皆“有书数千卷”[49]，李明远“家有素书数千卷”[50]，赵皀“手抄古今书数千卷”[51]，陈崇“聚书数千卷”[52]，张君“藏书至八千卷而不止”[53]，霍松龄和马长荣各有“书八千”卷[54]，司空图“所蓄图书七千四百卷”[55]，刘应道“得书六、七千卷”[56]，卢绘和孙樵各“藏书五千卷”[57]，藏“乃造写藏经五千余卷”[58]，卢仝“唯有文字五千卷”[59]，柳宗元“家有赐书三千卷”[60]，并藏有大量魏晋人尺牍[61]，赵林亭有“二三千卷书”[62]，韦景骏“家有书二千卷”[63]，柳公绰“有书千卷”[64]，牛僧孺“有书千卷”[65]，倪处士“死留千卷书”[66]，林披“自写《六经》百家子史千余卷”[67]。上述藏书家，文献记载他们的藏书量较为明确。

另外，在文献记录中，有些藏书家的藏书数量，史传中没有明确记述，但常常将他们的藏书与官藏做比较，使我们知晓其藏量巨大。如《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载：方庆“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68]《新唐书·张嘉贞传》附《张弘靖传》记载：“家聚书画，侔秘府。”宪宗评其家藏曰：“图书兼蓄，精博两全。”[69]同书《王涯传》亦载：王涯“家书多与皉府侔。”《柳河东集·东明张先生墓志》又载：张因“聚经籍图史，侔于麟阁。”我们知道，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秘阁或称秘府，一直是国家的主要藏书处所，唐代秘阁究竟庋藏多少图籍，我们无从知悉，但根据国家藏书目录而编的《新唐志》，总共著录书籍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就是说，玄宗开元年间，政府藏书共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上述藏书家所藏或“不减秘阁”，或“侔秘府”，或“与秘府侔”，此言即便是史家夸张，达不到这个数字，但肯定其藏书量也相当可观。

还有些藏书家的藏量，文献是这样记述的，如李延寿《北史·序传》记载：杨恭仁“家富于书籍”，李大师“家本多书”，延寿不仅承继了这些书籍，而且继续聚书，“既家有旧本……因于编缉之暇，昼夜抄录”；《旧唐书·韩王元嘉传》记载：宗室李父子和李冲“书籍最多”；同书《薛稷传》又载：魏徵“家富图籍”；同书《韦述传》又载：元行冲“常载书数车自随”；同书《段文昌传》附《段成式传》又载：成式“家多书史”；同书《韩愈传》又载：愈“其书满家”；同书《白居易传》又载：居易“书一车，作池北书库”；《新唐书·刘晏传》记载：刘晏“簿录其家，唯杂书两乘”；同书《董晋传》附《陆长源传》又载：陆余庆“有车一乘，而图书半之”；同书《柳公绰传》附《柳公权传》又载：公权“唯研、笔、图籍，自頲秘之”；同书《董昌传》又载：越民裴氏，董昌取其“藏书献之，补秘书之亡”；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三引《唐馀录》记载：倪若水“藏书甚多”；《太平广记》卷一九八《卢照邻》条记载：高祖第十七子元裕，“有书十二车”；又宋王之《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条记载：“唐杜暹家书，跋尾皆自题诗以诫子孙”；又《宋史》记载：孙长孺“喜藏书，号‘书楼孙氏’”[70]；又《唐代墓志汇编》记载：张德操“有蔡氏之书籍，迈韦门之邹鲁”[71]；同书又载：张达“缮缃编而满箧，集青汗而盈架”[72]；同书再载：李护和辛衡卿均“家有赐书”[73]；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记载：田行元“乃硕儒藏书之家”[74]；同书又载：蒋义忠“寰中异书无不在阁”[75]；《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记载：裴虬“唯六经正史，以遗诸子”[76]；同书又载：李皊“室有古人之书”[77]；又《全唐文》记载：李约“富于图书，酷好遐异”[78]；又《全唐文补遗》记载：薛璿“家有赐书，门为艺府”[79]；同书又载：张延绶“蕴蓄百家之书，靡不精确”[80]；又《因话录》记载：“家藏书最多者，苏少常景胤、堂弟尚书涤，诸家无比”[81]；又《全唐诗》记载：韦应物“几阁积群书，时来北窗阅”[82]；同书又载：朱庆馀“黄金都散尽，收得邺侯书”[83]；同书又载：皮日休“积帙列梁木吕”[84]；又《唐才子传》卷五《卢仝》条记载：卢仝“家甚贫，惟图书堆积”[85]，等等。这些人的藏书量尽管记述得较为含糊，但也足可以证明他们藏量不小。

唐人张彦远，其家族五世皆好庋藏图籍、书画，他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中说道：“夫识书人多识画。自古蓄聚宝玩之家，固亦多矣……又有从来蓄聚之家，自号图书之府。”接着下有小字注释，列出开元至元和以来“自号图书之府”的人，有窦瓒、席异、潘履慎、蔡希寂、窦绍、滕升、陆曜、僧紻、高至、晁温、崔曼倩、陈闳、薛邕、郭晖、张从申、张惟素、萧皊、李方古、归登、卢元卿、韩愈、裴瞞、段文昌、裴度、李德裕，总共二十五人，这里有政府官员、普通藏书家、僧人、道士，他们皆因藏书量非同寻常，才敢将自己居处“自号图书之府”。该书在卷三《叙古今公私印记》中，还列举了在唐三十余人的私人藏书印，有刘知章的“刘氏书印”、钟绍京的“书印”、张彦远高祖张嘉贞的“河东张氏”、曾祖张延赏的“鸟石侯瑞”、祖父张弘靖的“鹊瑞”、李吉甫的“赞皇”、黎干的“黎氏”、李泌的“邺侯图书刻章”、王涯的“永存珍秘”、马总的“马氏图书”等，还有“萧公书印”、“褚氏书印”等。1984年春，在河南偃师唐代庐州参军李存墓出土了“渤海图书”藏书印，这些人除已知的如“三相张家”、黎干、李泌、王涯是藏书大家外，其他人恐也都因藏书众多而名闻当时。另外，在《全唐诗》中，有数首诗题含有“书院”字样，如《杜中丞书院新移小竹》、《宿沈彬进士书院》、《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田将军书院》、《题玉真观李秘书院》、《南溪书院》等，这些书院本意指私人住宅或道观，因其既是居处又藏有书籍，故有此称，与后来的官民合办、供人读书治学、兼有教育性质的书院，是不同的。这说明杜中丞、沈彬进士、费君、田将军、李秘等人家中皆有一些藏书。

至于诗文所云，马元会“家有子史”[86]，梁肃“暇则以群籍自娱”[87]，陆端“有书满屋”[88]，苏廷页“有夫子之文章，得吾家之书籍”[89]，石处士“坐一室，左右图书”[90]，王易从“或写或缮，海富山藏”[91]，任君“容膝之外，图书满屋”[92]，郭滔“以礼乐琴书，贻厥子孙”[93]，李嗣本“属纩之后，唯有素书漆琴”[94]，张颜“藻思，缉坟籍”[95]，穆君弘“聚彼群书，该乎百氏”[96]，姚存古“聚蓄百家书”[97]，韦陟“衣书药食，咸有典掌”[98]，王龟“以琴书自适”[99]，李素立“唯赍己之书籍而去”[100]，冯宿“悉以平生书纳墓中”[101]，仲子陵“其家所存，惟图书及酒数斛而已”[102]，萧思亮“综涉群言，手自缮写，盈于简素”[103]，崔程“虽卷帙盈溢，而缮写忘疲”[104]，王维“松菊荒三径，图书共五车”[105]，贾至“闭门对群书，几案在我旁”[106]，陈子昂“图书纷满床”[107]，李峤“独对一床书”[108]，侯钊“左右尽图书”[109]，姚合“诗书满卧床”[110]，卢长史“家贫唯有书”[111]，周繇“异代图书藏几箧”[112]，杜荀鹤“卖却屋边三亩地，添成窗下一床书”[113]，刘绮庄“家多异书”[114]，李勉“魏晋名踪，盈于箧笥”[115]，等等，可以证明，他们皆有一定数量的藏书。

透过唐代的数万文人学者[116]及其所著的三万余卷书籍[117]，透过《全唐文》所载的四万余篇文章[118]、《全唐诗》数万首歌诗，通过存世文献对唐代文明全方位的记述，我们能够感觉到，那是一个文教事业十分发达的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一个各领域学术普遍繁荣的时代，一个稍有文化既有藏书的时代，当时的藏书家和藏书爱好者，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多，例如，时人张固所著《幽闲鼓吹》中记道：“张长史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笔记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爱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曰：‘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由此可见，这位不知名的老父，家中既藏图书，也藏书法作品。当时，此类人恐怕很多。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丙中记载：“(唐)李肇自尚书郎守澧阳，人有藏书者，卒岁踀焉，因著《经史目录》。”这位民间藏书者，容许李肇观赏自己的藏书长达年余，使李肇著出《经史目录》，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所以，可以讲，唐代的著名诗人、知名学者、文职官员、高僧道士、文化门风较浓的簪缨世家、注解经书的儒学大师、普及文化的私塾先生、苦读不辍的莘莘学子、淡薄名利的退隐之士、受过教育的布衣百姓，甚至一些商贾、武人等等，为了诵读、研究、创作、教学、自娱、借鉴、理政、贩售，他们都会有些藏书的。

唐代有的藏书家，不仅藏书，还收藏一些书画作品。此时的书籍是卷轴形态，和书画形制基本相同，而且两者单位数量皆以卷称，所以书画成为私藏家藏书的一部分。且看《旧唐书·王方庆传》所记：“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繤、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同书《钟绍京传》又载：“绍京雅好书画古迹，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可见当时书画量是用卷数来称谓的。《新唐书·颜师古传》载：师古“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亦性所笃爱。”同书《惠文太子范传》载：“范好学，工书，爱儒士，无贵贱为尽礼。与阎朝隐、刘廷琦、张谔、郑繇等善，常饮酒赋诗相娱乐。又聚书画，皆世所珍者。”惠文太子李范所聚书画，得于薛稷。薛稷是唐初名臣薛收之后、魏徵的外孙，《旧唐书》本传记其“古博雅，尤工隶书。自贞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自后罕能继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探古迹”。而薛稷所藏书画，又是从武则天宠臣张易之手中得来，张易之利用职权，通过画工摹肖秘阁所藏，以假乱真，将赝品留于秘阁，“窃其真藏于家”。张易之也算是一位书画收藏家，不过，他之所得，手段较为卑劣。张易之被诛后，“悉为薛稷取去，稷又败，范得之”。《新唐书·张嘉贞传》附《张弘靖传》记载：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先第在东都思顺里，盛丽甲当时，历五世无所增葺，时号‘三相张家’云。”这三代宰相都是书画的爱好者和收藏家，岁月流逝，代代积蓄，至其后胤张彦远，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著出《历代名画记》一书，流传至今。又《旧唐书·萧皊传》记载：“皊博雅好古，尤喜图画。前代钟、王遗法，萧、张笔势，编序真伪，为二十卷。”同书《钱徽传》亦载：“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后来，这些珍贵书画，由杨凭之子杨浑之“尽以家藏书画献(段)文昌，求致进士第。”段文昌时任宰相，也是一位书画收藏家，但其书画所得不够光彩。同书《王涯传》又载：“涯家书数万卷，侔于秘府。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王涯凭借权力，以官爵换取法书名画，其以权谋私之行为，也和段文昌相差无几。

通过以上考述，不难看出，唐代的私人藏书十分兴旺，这和国家的昌盛、统治者的政策导向、文教事业繁荣发达是密不可分的[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