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藏书400卷

五代十国藏书家考述

第三节　五代十国藏书家考述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战乱不止，官府藏书发展缓慢，难与前代相比，但私人藏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逐渐改进和推广应用，复制、聚集书籍比唐代以前更加容易，因而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私人藏书家，他们在屡遭兵燹中顽强地保存、传承着中华典籍和艺术瑰宝，并且还有数位藏书家达万卷以上，实属难得。南唐藏书家鲁崇范说：“坟典，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这是他考察了千百年来书籍聚散的变化，得出的治乱时期如何使图书获得更好保护的结论，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正确的，此论也使我们深深感到，私人藏书在乱世中为保护、传承典籍文化，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此期，文献所记藏书上万卷者有王都、罗绍威、王师范等人。据《旧五代史·王都传》记载：“都好聚图书……书至三万卷，名画乐器各数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王都是五代时期藏书最多、也藏名画的私藏家。同书《罗绍威传》又载：绍威“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同书《杨彦询传》亦载：“彦询年十三，事青帅王师范，有书万卷，以彦询聪悟，使掌之。”王师范是文献上记载聘请专人掌管自己藏书的第一人。宋人陶岳的《五代史补》云：张昭远“积书数万卷，以楼载之。”[120]《册府元龟》卷六百零一《学校部·刊校》又载：显德二年(955)，“兵部尚书张昭(远)、太常卿田敏，皆文儒之领袖也。或家藏万卷，或手校六经。”张昭远非常博学，于五代时名望甚高，对官、私藏书均有很大贡献。清修《福建通志》卷六二《古迹》记载，五代泉州莆田(今属福建)人徐寅，“建万卷楼”，说明其拥有万卷藏书。清吴任臣《十国春秋·钱文奉传》记载：文奉“所聚图籍、古器无算。”钱文奉是吴越国君钱霮之孙，钱氏家族皆好藏书，钱文奉所聚图书无法统计，说明极多。同书《张洎传》又载：南唐后主“为(张洎)建大第宫城东北隅，及赐书万余卷。”宋郑文宝《江表志》记载：“朱遵度，本青州书生，好藏书，高尚不事。”[121]又《宋史·朱昂传》记载：朱遵度，南唐人，“好读书，人号之为‘朱万卷’。”可见朱遵度拥有万卷藏书。

藏书上千卷的也不乏其人，司马光《涑水记闻·丁度》条记载：“祖凯，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旧五代史·孙鯫传》记载：“鯫雅好聚书，有《六经》、《汉史》洎百家之言，凡数千卷。”同书《梁文矩传》又载：“文矩喜清静之教，聚道书数千卷。”同书《韩恽传》也载：“恽亲狎儒士，好为歌诗，聚书数千卷。”同书《张宪传》还载：宪“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同书《郑玄素传》复载：玄素“避地鹤鸣峰下，萃古书千卷。”同书《贾馥传》再载：贾馥“家聚书三千卷。”又《新五代史·赵匡凝传》记载：匡凝“颇好学问，聚书数千卷。”同书《石昂传》又载：石昂“家有书数千卷。”《十国春秋·暨齐物传》记载：齐物“贮道书几千卷。”同书《王锴传》又载：王锴“家藏异书数千本，多手自丹黄，又亲写释藏经若干卷。”同书《陈贶传》亦载：贶“积书至数千卷。”同书《王景绝传》再载：景绝“时时购四方书钞之，晚年集书数千卷。”同书《钱传瑛传》复载：传瑛“颇敦儒学，聚书数千卷。”《范文正公别集》卷四《窦谏议录》记载：五代人窦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上述之人的聚书行为，被史籍记录下来，构成他们事迹的一部分内容，说明史家对其藏书活动是肯定的。

还有所藏不明卷数者，《旧五代史·张宪传》记载：石州刺史杨守业“喜聚书，以家书示之，闻见日博。”同书《翟光邺传》又载：光邺“好聚书，重儒者，虚斋论议，唯求理道。”同书《刘鮥传》亦载：鮥“从儒学，好聚书。”《十国春秋·钱昭序传》记载：昭序“好学，喜聚书，书多亲写。”同书《钱昱传》又载：昱“尤好学，喜聚书，多所吟咏。”同书《成及传》亦载：成及“家所蓄惟图书药物。”同书《王惠范传》再载：惠范“凡军府大事皆不参预，但以金帛购古书、图画，日披玩为志焉。”这些人的藏书数量虽然不明，但无一例外地皆喜聚书，显然都经过了一番收聚，这也彰显了他们喜好藏书的情怀[122]。(www.guayunfan.com)五代十国在我国历史上仅存续了五十余年，而且政权林立，兵戈不息，在此战乱状态下，私人藏书能够取得上述成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原因有以下数种：

一是传统文化所致，这里包含两层意思，1．在中国古代，民间有喜爱藏书的传统，例如那些经学大师、学问家、医学家、隐居之人等，他们无论世道多么混乱，都以藏书自娱修身。2．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继续藏书、著书、刻书，以宣扬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立言传世。二是唐人留下了大量的书籍文献，包括几万首诗歌，可供五代人搜聚保存，传承至今的唐朝文献和诗歌，就可以说明这点。三是雕版印刷的使用和推广，使大量书籍能够得到快速复制。唐代虽然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但由于早期印工经验不足，技术欠佳，所印出的书籍或字迹模糊，或墨水漫浸，质量较差，因此不被封建政府和士大夫们接受，上流社会依然使用手写方式生产书籍。但在民间首先得到使用，雕印一些与平民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历日、字书、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之类的书籍，寺院雕印一些佛经。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封建政府才使用这种方法，大规模地印制经书，士大夫也出资雕印史书、子书、《文选》等，雕印书籍日益兴旺，为藏书家提供了书籍资源。四是统治者的文化举措，激励着世人竞相藏书。此时虽然战事不断，但割据政府特别是南唐、吴越、后唐诸国，依然聚图书，办学校，招生徒，开科举，印书籍，使世人购书读书，以应科举考试。五是宗教信仰的力量，虔诚的僧人、道士，虽身处战争境况，但依然制造、翻译、庋藏、传播着佛经道典。

上述五点，是致使五代十国私藏在战乱年代，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的主要因素，当然还有其它次要因素，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