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藏书处所

庋藏处所考述

二、庋藏处所考述

西汉政府经过多次鸠集书籍文献，使国家藏书逐渐丰富起来，在此情况下，政府在原有基础上，完善了典藏制度。据《宋书·百官志》“秘书监”条记载：“汉西京图籍所藏，有天禄、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之府是也。”又萧梁学者阮孝绪《七录序》载称：“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36]此外，麒麟阁、太卜、理官等处也有藏书。兹略考述如下：

(一)石渠阁。《三辅黄图》卷六《阁》记载：“石渠阁，萧何造……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37]又，范晔《后汉书·班固传》亦载：班固于《两都赋》中讲，“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谆诲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颜师古注《汉书·刘向传》引《三辅故事》称：“石渠阁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书。”未央宫是西汉最主要的皇宫，高祖七年(前200)造，石渠阁在其内。根据上述记载，可知自汉初至成帝时，政府均于此处庋藏书籍，它是西汉宫中主要藏书处所之一。

(二)天禄阁。《三辅黄图》卷六《阁》记载：“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陈直先生于此条加按语：又《陕西通志》卷七二引《三辅故事》云：“天禄阁在未央大殿北。天禄，异兽也。即扬雄校书处。”《汉书·扬雄传》亦载：“(王)莽诛丰父子，投盞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七录序》亦载称：“会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由上述可知，天禄阁也是西汉宫中主要藏书处所之一，而且它还有另外两大功用，一是整理官藏，二是处置贤才，二者结合，人书均可获益。

(三)麒麟阁。《三辅黄图》卷二《汉宫》“未央宫”条记载：“《汉宫殿疏》曰：‘未央宫有麒麟阁、天禄阁。’”同书卷六《阁》又载：“麒麟阁，《庙记》云：‘麒麟阁，萧何造。’《汉书》：‘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霍光等十一人于麒麟阁。’”同书同卷还载：“《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可见麒麟阁设于未央宫中，其功能与天禄阁基本相同。(www.guayunfan.com)(四)兰台。桓谭《新论·正经》中讲：“《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夏《易》繁而殷《易》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38]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御史大夫……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同书《王莽传》又载：“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颜师古注：“兰台，掌图籍之所。”可见兰台为皇宫中之署衙，由御史中丞掌管。御史中丞本为监察官员，掌管图籍秘书是其兼职。上引材料可证，兰台也是西汉宫中藏书处所之一。

(五)石室。石室作为官藏处所，秦已有之，汉沿袭。《史记·太史公自序》道：“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同处又载：“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贞《索隐》案：“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又《汉书·高帝纪》载：“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颜师古注：“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从上引史籍记载来看，石室多藏档案文献。

(六)延阁、广内也是宫廷内的藏书处所，但文献记载阙如，无从考索。当时政府所藏书籍统称为“秘书”，或称“中书”、“内书”，指的是内府藏书，即宫禁藏书。此外，还有“外书”，指政府机构藏书，如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所藏之书，它们是官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太常。秦时称作奉常，西汉始改称太常。《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条记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前144)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刘向整理官藏时，曾参考了太常的藏书[39]。

(八)太史。先秦已有之，掌管起草文书等事，兼管国家典籍。秦汉时期主管文史星历，但也司图籍秘书，职卑位低。刘向校《晏子》、《管子》等书，曾参考了太史的藏书[40]。

(九)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博士掌书，汉承秦制，汉代也设有博士官，文帝时设有一经博士和诸子博士，景帝有诸博士官，武帝时取消诸子博士，设立了《五经》博士，后员额逐渐增多。汉代博士专掌经学传授，故其藏有图籍。

(十)太卜。太常属官。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初置太卜，掌管祭祀。桓谭《新论·正经》中讲：“《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是知太卜也藏图书，并且多为卜筮之书。

(十一)理官。《汉书·礼乐志》记载：“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颜师古注：“理官，即法官也。”汉之法官有廷尉，此或指廷尉而言。

西汉官藏处所虽设有多处，但典书官员却以它官充任，这说明西汉官藏管理制度仍不够完善。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王莽秉政后，改制维新，结果失败，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天灾加人祸，最终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由于兵燹，遂使西汉官藏惨遭厄运。《汉书·王莽传下》记载：“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西汉官藏处所化为灰烬。王充《论衡·佚文》中亦说：“王莽无道，汉军云起，台阁废顿，文书弃散。”《后汉书·儒林传序》又称：“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西汉二百年之官藏，就这样毁于一旦。

建武元年(25)，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其官藏事业在借鉴以往、开辟新路上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王莽建立“新”朝时，许多文人学者并不认同，不愿与之合作，或弃官归隐，或遁走林薮。《后汉书·陈宠传》载：“及莽篡位，召咸以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其后莽复征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当时如陈咸不与王莽合作者大有人在，《后汉书·儒林传序》有段记述，道：王莽执政时期，“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刘秀在重建东汉王朝的过程中，十分关注官藏建设，他一面“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希望得到鸿生钜儒的支持，一面进行“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征集图书工作。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由于“正统”理念的作用，使许多学者不远万里，“抱负坟策，云会京师”，纷纷向政府献书，东汉官藏开始恢复。当刘秀把政权由河北迁往洛阳时，所收图书装载二千余车。

明帝即位后，在文化方面继续执行以往政策，大力提倡儒学，他常常亲自讲解儒经。《论衡·佚文》中讲：“孝明世好文人，并征兰台之官，文雄会聚。”于是，研治经学、训解经书蔚然成风。章帝时期，政府采取“诏求亡佚，购募以金”[41]的办法征集图书，集书范围极广，不分学派、种类，凡书即收，目的是“网罗遗逸，博存众家”[42]，以扩充政府藏书。章帝之后的和帝，也很关注国家的藏书建设，史书上说他常“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43]。由于东汉前期政府的努力，使其官藏迅速建立起来，《后汉书·儒林传序》载称：“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三倍于前。”东汉后期，随着经学的繁荣和造纸技术的改进，其官藏更为丰富。

东汉官藏恢复以后，政府很快就构建了多个藏书处所，其管理的系统化程度较西汉又有所加强。通过文献记载，我们知悉东汉藏书处所设有多处。据《后汉书·儒林传序》记载：“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鄊囊。”又《隋书·经籍志序》云：“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按“仁寿阁”，《后汉书》作“仁寿闼”)集新书。”

由上述记载得知，东汉官藏处所共有七处。它们是：

(一)辟雍。辟雍最早建于西周，是周天子所设立的大学，后废。汉武帝时重建，仍作为政府教育部门。东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56)在洛阳城北再建，其功用有所变化，主要为皇帝行礼之处。

辟雍储书，是便于行礼宣教时查阅使用，此处所藏典籍，可能多是礼仪之书。

(二)宣明殿。东汉洛阳城内宫殿名之一，为北宫中之大殿，明帝永平三年(60)建。《后汉书·桓郁传》记载：“帝以郁先师子，有礼让，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宣明殿属内禁藏书，仅供皇帝省览。

(三)兰台。东汉沿袭西汉，仍在兰台储藏秘籍，但东汉兰台，已非御史衙署，仅为藏书之所。《后汉书·贾逵传》记载：贾逵博物多识，“帝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同书《吕强传》又载：“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同书《王允传》再载：“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兰台典书官员为兰台令史，班固、孔僖、傅毅、李尤等文士先后任过此职。

(四)石室。东汉仍以石室贮藏图书。《后汉书·李固传》记载：当顺帝诏询当世之弊、为政所宜时，李固道：“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失德，指鏝变象，以求天意。”同书《黄琼传》又载：黄琼上疏顺帝说：“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灾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可见，石室多藏重要档案文献，平日一般官员不可查阅。正缘于此，所以，当董卓移都关中时，王允才先抢运了兰台、石室所藏的重要档案文献。

(五)鸿都。鸿都是鸿都门学的简称，它是东汉高等学府之一，始建于灵帝光和元年(178)。其建立经过，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这样取仕，遭到士大夫蔡邕等人的反对，认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44]。汉灵帝为使这些人名正言顺地进入政府，遂置鸿都门学，比于太学，并于此藏书。

(六)仁寿闼。有关仁寿闼的记述，仅见于《后汉书·马严传》中，道：“显宗召见，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由此可知，仁寿闼为皇宫内藏书处所之一，或为临时著作之处。

(七)东观。东观建于汉明帝时期，是东汉宫中最主要的藏书处所，李贤注《后汉书·安帝纪》引《洛阳宫殿名》说“南宫有东观”。东观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官员众多，管理完善，成为皇亲贵戚、士大夫们读书的乐园[45]，许多学者相聚于此，从事校书、著述活动，由于这里条件优越，所以当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46]。

东观还是东汉政府的校书中心。东汉前期，整理国家藏书主要在兰台进行，班固、贾逵、傅毅等曾校书兰台[47]，自章、和二帝之后，移至东观。《后汉书·安帝纪》记载：永初四年(110)，“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同书《刘珍传》亦载此事，道：“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顺帝、灵帝时，伏无忌、蔡邕仍于此领导校书活动[48]。

东观也是著作中心，当时许多文人学者，在此著书立说。《后汉书·曹褒传》记载：章帝命曹褒“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同书《崔萛传》又载：崔萛“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同书《刘睦传》亦载：“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同书《马融传》还载：“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同书《蔡邕传》再载：“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史书《东观汉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当代人所撰的当代史，因其编修于此，故而有此名称。所以，《宋书·百官志》云：“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著作东观，撰述国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

《后汉书·和帝纪》载称：“永元十三年(101)，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据此可知，东观官员多为学有专长者。

两汉四百年，为中国古代官藏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所设众多的官藏处所，一方面说明官藏丰富，另一方面也证明其藏书事业较先秦更为发达和完善，它开创了中国官藏文化史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