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特色

第五节　藏书的特色

浙东藏书在宋代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主要是藏书家多，名列浙江前茅，出现承沿数代的家族藏书，形成多层次藏书格局。

一、藏书家名列浙江前茅

宋代浙东地区私家藏书的一个特点是藏书家多，可以说是名列浙江前茅。在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大学古籍所的方建新教授在清人叶昌炽和台湾学者潘美月所提出的宋代藏书家基础上，又增补了百余位藏书家，其中浙江籍的为24位。⁽⁷⁵⁾今列表2-4：

表2-4　宋代浙江藏书家分布表

续　表

综观表2-4，可以清楚地看出，浙江24位藏书家中，居第1位的是明州9人，加上越州1人、台州3人，则浙东地区为13人，占全省藏书家的50%以上。

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家藏书楼》一书中认为宋代浙江藏书家人数众多，以地区论，绍兴、湖州、杭州三地最发达，宁波地区开始崛起，金华、温州、丽水也有藏书活动。我们对其统计分析，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字，全省藏书家有36人，其中杭州10人、绍兴8人、湖州6人、明州（宁波）6人、金华2人，台州、处州、温州各1人。浙东地区藏书家不少，宁、绍、台15人，约占全省的41%。

当然，宁绍地区的藏书家远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几个。据《智者之香》一书统计，仅今天的宁波地区有藏书家29人，其中北宋有6人，南宋有23人。⁽⁷⁶⁾

二、承沿数代的家族藏书

宋代浙东藏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承沿数代的家族藏书。据笔者查阅资料，在宋代，浙东沿袭二代以上的藏书家是不少的。诸如明州的鄞县陈谧、陈禾、陈曦；史浩、史弥大、史守之；越州山阴的陆宰、陆游、陆子遹；新昌的石公弼及其从子石邦哲，这在浙江藏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鄞县陈氏藏书起于陈谧。陈谧，字康公，北宋嘉祐八年（1063）进士。元丰七年（1054）任华亭知县，创议兴学。他死后，浙东名词家慈溪人舒亶为其作挽曰：“尘埃满匣空鸣剑，风雨归舟只载书。”⁽⁷⁷⁾

陈谧之子陈禾，字秀实，元符三年（1100）进士，曾任浑州司法，后迁太学博士，擢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因上疏弹劾蔡京的同党李孝寿和奸佞童贯，获罪罢官。他一生喜欢读书，并在鄞县的东钱湖畔建藏书处“二灵山房”。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曾说：“湖之中一山突然，水四环之，不与陆接，有庵曰二灵，盖以山而名之也。熙宁间，左正言陈禾，字秀实，筑以读书。”

陈曦，字元和，登进士，知休宁，政尚清廉，守法不阿。后改国子正，擢给事中，知濠州，拜翰林学士。他喜欢藏书，并撰《藏书记》，以此告诫后人，勿坠素业。⁽⁷⁸⁾

从《嘉泰会稽志》看，承沿数代藏书的有山阴左丞陆氏，即陆宰及其子陆游、其孙陆子遹。陆氏祖孙三代都是当时全国闻名的藏书家。

陆宰，字元钧，曾任直秘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京西路转运副使等职。金兵南侵时，他隐居山阴家乡，陆宰喜欢读书，更喜欢藏书。陆宰的藏书楼称双清堂、千岩亭，藏书达一万多卷。高宗赵构于绍兴十三年（1143）下诏征求天下遗书，曾到陆宰家录书13000卷，陆宰长子陆淞还参加了校勘工作。

陆宰的儿子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是南宋最著名的爱国诗人，同时也是南宋浙东的著名藏书家。他幼年好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少时遍读家中藏书，而且十分认真刻苦。他说：“余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⁷⁹⁾在回忆他青年时读王维诗的情景说：“余年十七八时，读摩诘诗最熟，后遂置之者凡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昼无事，再取读之，如见旧师友，恨间阔久也。”⁽⁸⁰⁾

家庭的熏陶使陆游不仅从小爱读书，而且和他的父亲一样酷爱藏书。四川是当时全国除杭州、福建以外的刻书中心。陆游购置大批蜀版图书，从而使他家的藏书更加充实了。陆游以“书巢”作为藏书楼的命名，并且作《书巢记》。晚年归隐山阴，命名书斋为“老学庵”。他曾作《题老学庵壁》：“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万卷古今只消永日，一窗昏绕送流年。太平武乐无愁叹，衰老形枯少睡眠。唤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扫地亦随缘。”⁽⁸¹⁾

陆游的儿子陆子遹也喜欢收藏图书，陆游的《渭南文集》卷二九《跋子遹所藏国史补》中称：“子遹喜蓄书，至辍衣食，不少吝也。吾世有其兴者乎嘉泰壬戌（1202）闰月几望，放翁记。”⁽⁸²⁾从陆游给其子所作的跋中可以知晓陆子遹是喜欢藏书的。

以上分析，足见南宋山阴陆氏祖孙三代在浙江乃至全国藏书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此外，鄞县的史浩、史弥大、史守之三世藏书，王应麟、王昌世、王厚孙三代藏书，袁韶、袁似道父子藏书；新昌的石公弼及其从子石邦哲藏书；上虞的李光、孟传父子藏书；会稽的藏书家诸葛行仁及其子孙也能世守其书而勿丢失等。这些藏书世家成员的代代相传，使他们自己及其子孙后代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成为世宦大族。鄞县的史氏家庭就是例证。

三、形成多层次藏书格局

与前代相比，宋代浙东的藏书发展很快，形成多层次的藏书格局。这就是官府藏书、书院藏书、私家藏书与寺院藏书。当然，藏书格局在唐代也有存在，但在浙东的并不明显。浙东形成四大系统的藏书格局中，各个系统之间或多或少有其关联或影响，尤其是官府藏书与私家藏书之间关系更为明显。这两个系统的藏书互有影响。

从藏书来源看，官府藏书与私家藏书各自从对方处获得补充和支持。从一定意义上说，私家藏书是皇家藏书和官府藏书的补给来源。两宋时，皇室藏书与官府藏书依然相当单薄。由于五代战乱，宋初官府藏书仅12000卷。⁽⁸³⁾宋太祖赵匡胤就下诏求书：“凡进书者，先令史馆点检，须是中所厥，即与收纳，仍送翰林学士院引试，验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得具以名闻。”⁽⁸⁴⁾“靖康之难”后，图书又散失。因此，宋高宗赵构曾多次下诏求书。浙东藏书家纷纷献书。比如，南宋初年的官府藏书与皇家藏书就向山阴、会稽等地的民间众多藏书家征集典籍。越州的藏书家对南宋秘书监皇室藏书贡献很大。据《嘉泰会稽志》卷一六所载，绍兴五年（1135），越州的藏书家诸葛行仁进献所藏之书8546卷，而被赐为进士。绍兴十三年（1143）宋高宗赵构下诏征求天下书，首命绍兴府录朝请大夫直秘阁陆宰家所藏书3000卷进献。而私家藏书也通过获得朝廷赐书或借抄皇家秘阁藏书和官府藏书等途径不断地扩大藏书规模和丰富藏书的内容。这些事例也很多。比如，陆游曾在成都、嘉州、蜀州、荣州等地任过职，他一有空闲，就到官府有关部门抄书。

在藏书的技术与藏书的管理方面，私家藏书从皇家或官府藏书中得到借鉴，诸如藏书的分类、目录、排架、整理等方法，不断地效仿官府藏书，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私人藏书家的书目编制、藏书鉴跋等又反过来影响和完善了皇家和官府的藏书。

除私家藏书与官府藏书之间的相互影响外，寺院藏书与书院藏书对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之间也有着密切关系。以寺院藏书对官府藏书来说，两大系统也有影响。皇室、官府的藏书对寺院藏书的支持，通过御书、御赐和捐赠的形式扩大了寺院藏书的数量和内容，使浙东佛寺藏书更为丰富多彩。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明州阿育王寺熙宁三年（1070）建宸奎阁。在南宋舍利殿宋高宗赵构御书“佛顶光明之塔”匾额，其藏经也有来自皇室、官府所赐与捐赠。越州新昌大佛寺在北宋天圣五年（1027）从京城请回《大藏经》全藏。但浙东寺院所刻的经书也流至官府及皇室。寺院藏书的整理、编目，也会丰富官府目录学的内容。无论是收录范围、目录类型、著录方式、疑伪辨别都对官府、皇家藏书发生影响。

【注释】

(1)乐承耀：《宁波古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32页。

(2)乐承耀：《宋代绍兴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浙江省历史学会《浙江史学论》，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3)〔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四二，《湖上作》。

(4)漆侠：《中国经济通史》宋代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6页。

(5)〔宋〕王安石：《慈溪县学记》，《王文公文集》卷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宋〕《乾道四明图经》卷六，《象山》。

(7)〔宋〕吴潜修、梅应发纂：《开庆四明续志》卷一，《学校》，《宋元方志丛刊》第6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8)〔清〕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7页。

(9)〔宋〕罗璿撰：《宝庆四明志》卷十，《宋元方志丛刊》第5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10)〔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

(11)〔宋〕《嘉泰会稽志》卷一七，《纸》。

(12)〔宋〕《嘉泰会稽志》卷一七，《纸》。

(13)〔宋〕高似孙：《剡录》卷七，《纸·敲冰纸》。

(14)贺宇红：《宁波与中日海上书籍之路》，李英魁主编《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346页。

(15)沈津：《美国所藏宋元刻佛经经眼录》，《文献》1989年第1期。

(16)〔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本》。

(1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甲戊纪事附记。

(18)〔宋〕罗璿：《宝庆四明志》卷二，《赐书》。

(19)〔宋〕罗璿：《宝庆四明志》卷二，《赐书》。

(20)〔宋〕李闶：《修九经堂纪》，乾道《四明图经》卷九，《宋元方志丛刊》第5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21)〔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六，《求遗书》。

(22)傅振照主编：《绍兴县志》第33编，《文化》第4章，中华书局1992版。

(23)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第34卷，《图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版。

(24)《宋史》卷二○，《徽宗本纪三》。

(25)《宋史》卷二○，《徽宗本纪三》。

(26)〔宋〕罗璿：《宝庆四明志》卷二，《赐书》。

(27)〔宋〕戴觉：《重修御书阁记》，《乾道四明图经》卷九，《宋元方志丛刊》第5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28)〔宋〕高闶：《州学御书阁记》，《乾道四明图经》卷九。

(29)〔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

(30)罗璿等：《宝庆四明志》卷二《书板》，《宋元方志丛刊》第5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31)方建新：《宋代私家藏书家藏书楼》（上），《文献》1988年第1期，第223页。

(32)同上，第238页。

(33)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34)〔宋〕舒亶：《舒懒堂诗文存》卷三，《宋故上护军致政罗公墓志铭》。

(35)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36)同上，第58页。

(37)方建新：《宋代私家藏书家藏书楼》（下），《文献》1988年第2期，第232页。

(38)〔宋〕楼钥：《以六经左氏传庄子遗伯中弟有诗来谢次韵》，《攻媿集》卷。

(39)〔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40)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卷），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41)〔清〕全祖望：《湖语》，朱铸造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42)〔宋〕旋宿：《嘉泰会稽志》卷一六，《藏书》。

(43)〔宋〕陆游：《跋京本家语》，《渭南文集》卷二八。

(44)〔宋〕陆游：《跋尹耘师书刘随州集》，《渭南文集》卷二六。

(45)〔宋〕陆游：《书巢记》，《渭南文集》卷一八。

(46)〔宋〕陆游：《老学庵诗自注》，《剑南诗稿》卷三三。

(47)〔宋〕陆游：《跋子聿所藏国史补》，《渭南文集》卷二九。

(48)〔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石邦哲照明》。

(49)〔宋〕罗浚：《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人物》。

(50)徐三见：《台州藏书家传略》，《天一阁文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249页。

(51)《阿育王寺新志》二《沿革·大事年表》。

(52)〔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四，《版籍门二·寺观》。

(53)《佛祖统纪》卷一二，《四明法智师法嗣》。

(54)〔宋〕赵成：《宋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佛祖统纪》卷四九。

(55)〔宋〕晁说之：《宋故明州延庆寺明智法师碑铭》，《景迂生集》卷二○，《塔铭》。

(56)李富华：《雪窦寺与雪窦重显》，《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4期。

(57)〔宋〕罗璿：《宝庆四明志》卷九，《叙人中·仙释》。

(58)〔宋〕苏轼：《育王广利寺宸奎阁记》，《乾道四明图经》卷二。

(59)〔宋〕罗璿：《宝庆四明志》卷一三，《寺院·阿育王山广利寺》。

(60)《延庆观宗讲寺志》，香港巨龙时代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61)贾汝臻：《七塔寺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62)〔宋〕晁说之：《宋故明州延庆寺明知法师碑铭》，《景迂生集》卷二○。

(63)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64)〔宋〕罗璿：《宝庆四明志》卷一三，《十方律院·慈福院》。

(65)〔宋〕罗璿：《宝庆四明志》卷一一，《禅院·吉祥院》。

(66)李广志：《明州吉祥院的“宋版一切经”与日本平泉佛教文化》，载《天一阁文丛》第8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192页。

(67)丁天魁：《国清寺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页。

(68)〔宋〕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卷七，《寺院·圆通妙智教院》。

(69)顾志兴：《浙江藏书史》（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25页。

(70)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71)同上，第11页。

(72)〔清〕全祖望：《长春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页

(73)〔宋〕文及翁：《慈湖书院记》，《延祐四明志》卷一四。

(74)〔宋〕罗璿：《宝庆四明志》卷八，《叙人上·王说》。

(75)方建新：《宋代私家藏书补录》（上），《文献》1988年第1期。

(76)虞浩旭：《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77)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7页。

(78)虞浩旭：《智者之香：宁波藏书家藏书楼》，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79)〔宋〕陆游：《跋渊明集》，《渭南文集》二八。

(80)〔宋〕陆游：《跋王右丞集》，《渭南文集》卷二九。

(81)〔宋〕陆游：《题老学庵壁》。

(82)〔宋〕陆游：《跋子聿所藏国史补》，《渭南文集》卷二九。

(83)周小川：《藏书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8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