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时代

2.2.1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在古希腊时代，泛神论(Polytheism)是对于世界图景的主要认识：“希腊是泛神论的国土。它所有的风景都嵌入……和谐的框格里。……每个地方都要求在它的美丽的环境里有自己的神。”⁽²⁰⁾古希腊的神灵就生活在这个现实的自然之中。因而自然、人、神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自然已然摆脱了使人恐惧的黑暗，是人们获取力量的来源，而人们对自然的开拓与索取也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与威胁。这是一种“黄金时代”式的浑然一体，虽然原始但却纯真。有学者认为：与近现代自然主义相比，古希腊是一种“生活中的自然主义”，即把人自身的所有活动都看做是自然显现的一部分，并以追求对自然本性的符合为最高目的。近现代自然主义则不过是一种“认识论的自然主义”，仅仅限于认识活动之中，一旦踏入行动之中，自然便成为人利用的工具。⁽²¹⁾

希腊的地理环境与大地景观的特征是山脉与其间小块的平原或盆地相互间杂。这使得古希腊人对于景观的认知和理解与生活在广袤平原地带的文化有所不同。他们对于自然景观所具有的空间与结构应该有着更直观和更深切的理解。杰弗里·杰里科指出：“古希腊的景观是山岳、丘陵和岛屿，它们以清晰的形态跳出背景，每个小平原都有其自己的场所精神。神庙通常坐落于所在山冈或山脉的山口或山头上，它从那儿被挖掘出来，而且仍显得与山是如此的和谐。没有轴线式的道路将神庙固定在它所统领的人工环境之上。……无论是神庙、剧场、广场和住家，建筑都是附属于和从构于自然的景观。”⁽²²⁾诺伯格·舒尔茨指出：“地貌特征(topography)一语可以作为希腊圣地的最高概念，它们取决于场所的形态面貌，而不承认任何象征更直接的普遍秩序的几何式建筑群……赖于场所状况，不同形状的建筑群被建造起来。”⁽²³⁾希腊神庙的建造位置往往是在大地景观中特定的关节点(亦即希腊人所谓的“圣地”)(图2-9)。尽管神庙建筑本身所具有的形态与自然景观是异质的，但建筑单体作为一个个组成单元，它们嵌入景观的方式却是审慎地遵循着景观既有的内在结构，占据特定的场址，与自然景观相互映衬，共同塑造着场所精神(Genius Loci)。

图2-9　古希腊位于塞杰斯塔(Segesta)的神庙

而作为古希腊时代最杰出建筑的雅典卫城(Acropolis)，更是建筑与景观完美整合的典范。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写道：“人们在卫城上造了一些庙宇，它们出自一个统一的思想，把荒芜的景色收拢在它们周围并把它们组织到构图中去。”⁽²⁴⁾赖得霖的研究证实：雅典卫城的布局设计，以山门处为基准视点，帕提农神庙、雅典娜神像、伊瑞克先神庙形成了视觉上的均衡，而山门中轴线则向东指向场地上原有的被波斯人破坏的旧雅典娜神殿和祭坛，向西指向远方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萨拉米斯岛(图2-10)。从而，更大范围内的景观对象被组织到一起，以表达一个壮阔深远的纪念性主题。⁽²⁵⁾在这里，尽管祭祀神的建筑是着力营造的对象，但建筑与既有的自然景观形成的整体可能是更重要的。此外从建筑单体的形态上来看，神庙封闭的内部空间四周为柱廊环绕，空透的柱廊形成的光影与空间使得景观空间似乎在向建筑形体中渗透。神庙密排的柱列、细部的花饰、立柱上的凹槽等为建筑增加了一个与景观细部取得和谐的尺度层次。而其坚实的材质则使神庙似乎是山体的一部分。它高高居于山顶，沐浴着金色的阳光，从“下城”仰望，神圣而崇高(图2-11)。

图2-10　自雅典卫城山门西望

图2-11　仰望雅典卫城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古希腊时期神庙、圣地建筑与景观的整合达到了相当和谐的境界。然而正如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建立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对“天”与“人”的粗浅认识基础上，古希腊时期建筑与景观的这种和谐同样只能属于人类文明早期“黄金时代”的纯真。纵然今天它始终是难于逾越(或者准确地说是难于重现)的高峰，但历史的发展和转向是不可避免的。

古希腊时代后期，柏拉图(Plato)的哲学思想的出现是一件大事，标志着自然主义哲学向形而上学的转变。柏拉图认为，一种抽象的、先验的“理想形式”(Ideal Form)或曰“理式”是世界的本体。“理式”的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现实的存在不过是对于“理式”的模仿，而艺术则是对于模仿的模仿。因而对于“理式”的追求成为一切创造活动的目的和评价标准。在柏拉图的哲学和美学世界里，自然处在一个次要的位置：“我说的形式美，指的不是多数人所了解的关于动物或绘画的美，而是直线和圆以及用尺、规和矩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体形……这些形状的美不像别的事物是相对的，而是按照它们的本质就永远是绝对美的。”⁽²⁶⁾柏拉图的“理式”的概念直接影响了后世普罗丁(Plotinos)、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对于哲学而言，这种由原始的自然主义哲学向形而上学的转变是其成熟的表现，标志着人们对于客体世界的本质规律认识的加深。而从指导实践的角度，这也意味着认为一种抽象化的、理想化的图式高于真实世界，从而能够指导对真实世界的改造。这为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和有效的指导工具，尽管它所带来的某些结果后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

古罗马时代，对于希腊的优秀文明存在着先艳羡而学习、后敌视而排斥的态度。⁽²⁷⁾总的来说，古罗马(尤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较之希腊时代要更为完善、严密和世俗化。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征服使得自然的地位已不再如古希腊的黄金时代那样超然。殖民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一种固定的、独立于场地之外的指导性图式成为必需。罗马人在建城过程中将方位的图式投射到大地之上。根据诺伯格·舒尔茨的描述，殖民者每建立一座新的城市，都是在南北向的cardo(代表世界轴线)和东西向的decumanus(代表太阳的运行)的基准控制下形成的(图2-12)。⁽²⁸⁾古罗马的建筑及其群组的规模较之古希腊时代要庞大和复杂得多，再延续希腊时代建筑群组之间那种没有严格几何秩序的组织方式无疑是困难的，也不符合古罗马的社会结构和集权体制的要求。古罗马人将存在于单体建筑中的轴线控制和几何秩序扩展到建筑群的组织中。古罗马的大型建筑群组都有着严整的几何秩序，而景观则通过建筑秩序而被组织起来。四方形的殖民城市、凌空而架的输水道显现在大地之上，人工秩序成为景观的统领。杰弗里·杰里科将其描述为一种“有序性与旷野自然之间的对比式的和谐”，一种“帝国本性”。⁽²⁹⁾

图2-12　古罗马的方位图式

而在另一方面，在古罗马这样一个较为世俗化的社会，对于自然风景的审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留存至今的大量描绘自然风景之美的诗歌和壁画，是欧洲文明史上这方面较早的实例。古罗马时代对于自然风光的欣赏，基本上和贵族阶层在郊外别墅的享乐生活联系在一起。从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对他海滨别墅的著名描述以及庞贝城住宅壁画中表现的场景来看，与自然相异质化的建筑被放置在景观之中，人们在建筑中观赏远处的风景。在这里，与人们对自然之美的欣赏相关联的，是对于自然景观的一种“利用”的态度，似乎它是一种可供使用、可使生活为之增色的资源。然而作为建筑与自然形成的整体景观，其面貌则似乎被忽略了——在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后世(文艺复兴时期直至现代主义建筑)建筑介入景观的态度的一些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