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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与砖石书法

时间:2022-02-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碑刻的书法反映了高句丽与汉民族文化之间的汲取与交融。此碑是高句丽时期为了加强对守墓烟户管理公布法令制度的碑刻。高句丽开始使用瓦当的时间,大约在三世纪中晚期,由于接受中原文化影响。
碑帖与砖石书法_中国长白山文化

第二节 碑帖与砖石书法

一、碑刻

(一)好太王碑[1]

光绪初年,人们在荒烟蔓草中发现了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为其父“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竖立的纪念碑。晋安帝义熙十年(414)立于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东北4000米处。

好太王碑又称永乐太王碑、谈德记勋碑、广开土王陵碑、平安好太王碑等。采用角砾凝灰岩,稍加以修琢而成,此碑高6.34米,四面宽度各为1.43至2米左右不等。碑呈方柱形,四面刻字,计有1775个字,因年久脱落而无法识者141字。该碑继承了秦汉以来的碑刻形式。

碑文主要有三部分内容:一是高句丽民族起源的神话和王位的承袭,二是好太王的战绩,三是好太王时期的烟户情况。

高句丽本无自己的民族文字,碑文全用汉字,碑文的风格特征也全受汉文化影响。好太王碑字体端庄而古朴,书体应当

归类在秦汉。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使高句丽文化呈现出独特风貌:豪放不羁、质朴浑厚、粗犷强悍尽在其中。碑文书法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关于好太王碑的字体,从清末光绪年间起,我国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及书法爱好者均有概括:王志修谓之汉隶,郑文焯谓之分隶,叶昌炽谓之似隶似楷,荣禧谓之篆隶楷皆有,张凤台谓之大抵是东晋的隶书。

我们认为好太王碑字体是隶书,是那一时期早期过渡字体。立碑之年在东晋义熙十年(414),正是汉字大变革时代:一是隶法逐渐楷化;二是佛经、碑碣仍守旧法,都是在本不甚平整的石面上刻书平肩齐首、古朴宽博的早期隶书之体。

好太王碑字体与当时中原的碑刻相比有以下特点:

一是变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

二是变连为断,变多点为一画,笔画多呈方棱,转折崭齐,平磔有力,法度严谨;

三是省繁就简,简化汉字参差其中;

四是书体间架稳重,未有波法。

总之,好太王碑中绝大部分字体都保留着篆书的余痕,以篆笔作隶,笔画长短参差不齐。在体势上,用笔上特别是笔画的转折处,仍然用篆法当中的转笔来写,具有首尾圆浑,笔画藏锋之趣味,属于篆书向隶书的过渡。在书体风格上属于方整类隶书,方整不是呆板拘谨,相反是一种结体严整、风格古拙的表现。

碑字结构具有多种变化,同时也具有不同的书写形式,艺术效果明显;碑刻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排列整齐、疏密得当,属于纵有横,横有列布白,体现出刻碑人的匠心独运和一定的书法意识。

关于好太王碑在碑碣历史阶段中的定位,属于早期立碑阶段的碑碣。因为:

其一,好太王碑属环刻形式,是直接继承了秦汉以来的早期碑刻形式;

其二,界格刻于碑身中。这种在碑碣上画有界格的形式在秦汉时期出现多些,南北朝时期不多见;

其三,早期刻碑多不载刻碑人,撰书人姓名,好太王碑即属此类;

其四,好太王碑书体与秦、汉时期书体相类。

好太王碑刻字结体以隶为主,融合了篆书笔意,于沉着平衡中求变化,属于浑穆高古一路的书法风格。用笔当中,直线弧线相结合,碑文为界格所囿顺依石势书刻,显得自然古秀。结体法度紧凑绵延,碑石与镌刻所显示的金石味是浓厚的,整个碑沉雄大气。

碑刻的书法反映了高句丽与汉民族文化之间的汲取与交融。

(二)集安高句丽碑[2]

集安高句丽碑出土于集安市麻线乡麻线河西岸,这是继好太王碑后又一重大文物发现。

麻线墓区处在高句丽故都国内城西,鸭绿江右岸,当年有高句丽人居住在这一地区。集安高句丽碑发现于麻线墓区中心地带,距离千秋墓最近,应该是为千秋墓所立的碑。千秋墓是高句丽第十八代王故国壤王(384—390)的陵墓,故国壤王是好太王的父亲。该碑是好太王为其父所立的碑,年代在好太王时期(391—412)。此碑是高句丽时期为了加强对守墓烟户管理公布法令制度的碑刻。它的出现,对于深入研究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高句丽文字瓦当

在高句丽文化遗存中,高句丽瓦当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秦汉瓦当向来为世人推崇,多有专家学者研究,故

世人多有了解,秦汉瓦当的研究多于齐、鲁、燕及东周瓦当的研究。高句丽当亦是一个独特的世界。这里展示的地域、年代、宫殿建筑、寺庙、祠堂、冢墓及其所载文字,让我们了解瓦当以外的人和事,从直观的瓦当文饰中可以窥见千百年前已消逝的历史面貌。

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是建都初期,生产力尚不发达,建筑上没有使用瓦当,建筑基本上是草庐或规模较大的木结构草房。高句丽开始使用瓦当的时间,大约在三世纪中晚期,由于接受中原文化影响。模仿和学习了汉代建筑艺术,才有瓦当的可能。

高句丽瓦当从纹饰上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文字瓦当、莲花瓦当、兽面纹瓦当、忍冬纹瓦当。这里以集安出土瓦当为主要研究对象。

铭文瓦当共七种十件,现出土的只有极少几件完整,余则不同程度残损。均为黑灰色,烧制火候相当高,饰卷云纹,纹饰风格、构成极相近,制作年代相去不会太远。

“太宁四年”瓦当两件,一件完整,一件残损。其上铭文可补正为“太宁三年〔太岁□□〕闰月六日己巳造吉保子宜好”;

“泰”字瓦当两件,一整一残。其上中间乳突上有阳模“泰”字,连弧中有阳文“岁□戌年造瓦启记”八个字;

“丁巳瓦当”两件均残缺。将两件拓片对照,其上铭文可读出“四时璺诣□□□□万世太岁在丁巳五月廿日”。

“十谷民造”瓦当一件,残损。上有模印阳文“十谷民造”,系此瓦当为十家谷民所造。时高句丽民和谷民两种:

“己丑”瓦当一件,残损。其上铭文只留“己丑”二字;

“顊作”瓦当一件,残损。其上有铭文八字,现仅存“顊作”二字。“顊”同颐,或为造瓦者之名;

“月造记”瓦当一件,残损。其上铭文残存“月造记”三字。

上述十余件瓦当,年代大体上是晋愍帝建兴二年到晋穆帝升平元年,即314—357年间。

文字瓦当的艺术特色:文字瓦的造型以线为主,其形象以中心的日形为主,环以放射形线,间以云纹,每一间隔单位内有相对两云纹或一云纹辅以圆点,射线两端均连有一凹形弧线,形成纹饰的主体,瓦当外缘多饰以三连续图形,成为一圈连续饰带,在饰带与主体形之间多饰以文字、饰以云纹。构成文字瓦当整体图形。

文字瓦当的主体形象:日形、放射线,云纹及凹弧形组成的图形又极似雪花的复合形象。雪花的表现,绝非偶然,正是北方民族对雪花的独特感受在瓦当上的表现,雪花是美丽的,祥云、吉语、记名、年代图文组成优美的图案式的纹饰,显示了高句丽文字瓦当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文字瓦当中出现“夫夫”符号,且云纹、忍冬、莲花不仅图案化,且具有符号的简约与神秘。在莲花瓦当中有的莲花形象与高句丽壁画中的莲花图案一模一样,可见其艺术形象的程式化和符号化的表现,也是高句丽艺术成熟的表现。

在文字瓦当上所有文字的运用所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书写文字不妨碍图案的布陈,文字是图案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如中国画所讲的“墨不碍色,色不碍墨”的理论,文字、纹饰相映成趣,相互辉映,水乳交融,天成意趣。

文字的疏密、构成形态与纹饰的疏密、结构形态完全一致,若不细观,很难发现哪是文字哪是纹饰,二者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韵律美和节奏美。

高句丽瓦当,当面尺寸不大,这小小的方寸之地,却容纳着、承载着高句丽人的追求、理想,展示着高句丽族的文化,显示着高句丽人的聪明才智,艺术创造力。

“太宁四年”瓦当,当面直径12.5厘米,当面平,饰四分之一卷云纹,浅雕式,卷云外有一周模印阳文“太宁四年太岁□□闰月六日己巳造吉保之宜孙”,计26字。拳头大小的当面不仅有精美的浮雕纹饰,且有书写古朴、整严、优美的文字,文字记载了造瓦当年代又道出保子宜孙的愿望,小小一瓦当,所载何其多!“丁巳”瓦当,直径16.5厘米,浮雕纹饰更精美、复杂,线条劲利,造型繁复,饰内向连弧卷云纹,八等分浅浮雕式,中部有圆形乳突,外缘有一周模压阳文,文曰“丁巳□□□□岁□□□□□□万世太岁在丁巳五月廿日”,计二十四字。

“太宁四年”是吉林省出土的唯一完整的纪年文字瓦当,十分珍贵。这件文字纪年瓦当说明东北边疆的高句丽国家亦使用东晋年号,更加让我们了解边远地区与中原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高句丽文字砖

在集安出土的高句丽时期建筑材料,除瓦当外,还有一批铭文砖、纹饰砖,皆为汉字,很有特色,有着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太王陵铭文砖

1960年出土于太王陵南侧。此砖已残,呈三角形(原砖为长方形)。残长13.4厘米,宽9.8厘米,厚2厘米。烧制火候较高,呈表灰色,质地均匀。窄面有模压阳文,仅残存“愿太王陵安如山”,竖行,字间和四周均有界格。

太王陵附近常出这种铭文砖,大都不完整。清末,碑贾李云从曾得到太王陵铭文砖的全拓,文曰“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

人们据此得知高句丽平安好太王陵墓之所在。

此砖铭文工整、古朴,书体近汉隶,笔画粗细变化不大,若篆之笔画写法,隶的结体,有的字尚有篆意,是研究高句丽时期文化、建筑和陵寝制度诸方面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太王陵铭文砖是专门为修建好太王陵而烧制,其年代下限不会晚于好太王葬年,为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烧制。

(二)“千秋万岁永固”铭文砖

1957年出土于洞沟古墓群麻线墓区千秋墓侧。

砖为扁平长方形,长27.7厘米,宽10.7厘米,厚3厘米,两端呈现斜坡,颜色青灰、均匀、敲之有声、烧制火候较高。窄面一侧有模压阳文“千秋万岁永固”六字,竖行,字间及四周均有界格,千秋墓因此得名。

此砖边角微有残痕,平面上有烧造时留下的凹痕两处,是集安出土较完整的铭文砖,还有一些残块,一种砖体较薄,字体纤细,文字两端饰以四瓣花纹。另一种残长11厘米,宽11厘米,厚3厘米,窄面两侧都有文字,一侧残存“千秋”,另一侧残存“永固”。千秋墓铭文砖字样,花饰不统一,说明制砖的模具、规格及文字印相同。然而文字皆工整、古朴、流畅,文字在界格内的空间位置舒适,不拥挤,不松散。

高句丽时代的铭文砖出土数量不多,完整者殊为珍贵。

(三)“保固”铭文砖

1957年出土于洞沟古墓群麻线墓区千秋墓侧。

出土多件,均不完整,烧制质量较高,表里颜色均匀,青灰色。残砖窄面一侧有模压阳文,残文为“保固”“相毕”。

解放前曾在千秋墓旁出土过完整的铭文砖,全铭六字“保固乾坤相毕”。

“保固”铭文砖与“千秋万岁永固”铭文砖同出于千秋墓附近,砖的烧制,文字的书体,纹饰均相同,当为修千秋墓时烧制,烧制时间不详。是高句丽时代王陵特制铭文砖。

(四)菱纹砖

1972年太王陵南遗址出土。菱纹砖为灰色陶,质地坚硬,出土时大多较完整。其形制、纹饰大体可分两种类型:第一种长26.5厘米,宽15.5厘米,厚6厘米,窄面相邻两侧有菱形格内菱形凸纹组成的图案;第二种长24.6厘米,宽12.2厘米,厚5厘米,窄面一侧饰双菱形浅雕纹。

(五)蟠虬纹砖

早年集安县城内出土。砖为扁长方形,长28.6厘米,宽16.4厘米,厚6.7厘米。颜色火红,烧制火候适中。稍残损。窄面一侧饰有浮雕式蟠虬纹,整齐流畅。

高句丽文字砖的出土,展示了高句丽建筑上砖瓦作为建筑材料的应用。高句丽文字砖、纹饰砖,在文字行文、书写、纹饰的造型方面有着同高句丽瓦当相同的审美取向,高句丽菱纹砖,蟠虬纹砖的纹饰有着原始文化的痕迹和影响。显然是高句丽全面学习汉文化并与之融合的产物,展示了高句丽众多艺术式样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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