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骥 瞿萍
十二时是一种得名自古代记时法，约于萧梁甚至更早时代产生，原在民间广为流行的曲调形式。此调长期并重于禅俗，历代创制流传着大量佛教和世俗内涵的“十二时”类歌辞。敦煌藏经洞保存了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的大量《十二时》歌辞写本，从体量看，属敦煌歌辞作品的最大一宗。经过近百年的搜剔著录，迄今总计辑得写本31件，按内容可别为14种。
以往包括《十二时》在内的敦煌歌辞研究，基本以文献校理考订和理论研究为主，缺乏对歌辞文本的来源，即写本本身的关注。然近年来，写本研究渐为学界瞩目，一批学者开始尝试从整体性角度探讨作为中古知识信仰主要载体的写本文献，构建研究体系，重估其学术价值。基于此，本文以诸本所抄《发愤长歌十二时》为中心，尝试改变敦煌文学研究的惯用方法，不作纯文本的抽离，代之以细读写本的办法，回归写本文献本身，重点关注正背面全部抄写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等“写本信息”，尽可能恢复作者创作、书手抄写作品的原始现场。在此基础上，推断歌辞创作或抄写的时代和相关人物身份，并串联敦煌学内外其他知识信息，揭示歌辞的基本概况、主要特征，特别是它们与时代、地域和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内在关联，即诸写本的抄写背景和歌辞的抄写动机。
一、录文和内容总说
自从塞北起烟尘，礼乐诗书总不存。不见父兮子不子，不见君兮臣不臣。暮闻战鼓雷天动，晓看带甲似鱼鳞。只是偷生时暂过，谁知久后不成身。愿得再逢尧舜日，圣朝偃武却修文。勤学不辞贫与贱，发愤长歌十二时辰。
平旦寅。少年勤学莫辞贫。君不见朱买未得贵。犹自行歌背负薪。日出卯。人生在世须臾老。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食时辰。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足珍。隅中巳。专心发愤寻诗书。每忆贤人羊角哀。求学山中并粮死。正南午。读书不得辞辛苦。如今圣主召贤才。用尔中华长去武。日昳未。暂时贫贱何羞耻。昔日相如未遇时。凄惶卖卜于廛市。晡时申。悬头刺股是苏秦。贫病即令妻嫂弃。衣锦还乡争拜秦。日入酉。金罇多泻蒲桃酒。劝君莫弃失途人。结交承仕须朋友。黄昏戌。琴书独坐茅庵室。天子不将印信迎。誓隐山林终不出。人定亥。君子虽贫礼常在。松柏纵然经岁寒。一片贞心长不改。夜半子。莫言屈滞长如此。鸿鸟只思羽翼齐。点翅飞腾千万里。鸡鸣丑。莫惜黄金结朋友。蓬蒿岂得久荣华。飘颻万里随风走。
以上录文主要依据原卷图版，并参考任二北（半塘）《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第131页）、《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8页）和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5404页）等已有校理成果。因本文重点不在考校歌辞文字，故只直接移录文本，不出校记。
敦煌所出《十二时》作品，内容上除宣讲佛教义理、演绎佛经故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属演说世俗百态、教示人生哲理的民间俗曲。十二时、五更转等曲调，原为民间广泛流传的歌曲形式，并非专为赞佛所用，这是学界的主流观点[1]。《发愤长歌十二时》（拟题）等多种非佛教内涵，而属民间俗曲性质的敦煌《十二时》作品，正是十二时曲调源自民间的明证。
《发愤长歌十二时》，［三韵、七韵、七、七韵］调式，1组12首。自“平旦寅”始，至“鸡鸣丑”终，通过羊角哀勤学仕楚，然为报左伯桃恩不自生，以及苏秦悬梁刺股、朱买臣家贫好学、匡衡凿壁借光等典故劝导青年学子即使一时贫贱困顿，也要懂得砥砺品行，勤勉向学。除属摘抄性质的P．3821i外，诸本《发愤长歌十二时》前均有七言12句引诗一首，末2句作“勤学不辞贫与贱，发愤长歌十二时辰”，点明其后《十二时》主旨，诸家录文多以“发愤长歌十二时”为此组《十二时》拟题，兹从之。至于《发愤长歌十二时》的创作时间，同样可由引诗中的“自从塞北起烟尘，礼乐诗书总不存。不见父兮子不子，不见君兮臣不臣……愿得再逢尧舜日，圣朝偃武却修文”等语，定在吐蕃时期[2]，而歌辞作者应是当时某位文化修养较高的汉族师长。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自从塞北起烟尘”诗除作为《发愤长歌十二时》的引诗抄于S．4129a、P．2564b、P．2633a外，还单独见于P．2119v、P．3107v，《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765—766页）、《全敦煌诗》（第3238—3240页）等有校录。这里须讨论这两本的抄写时间，作为判断《发愤长歌十二时》诸本抄写时间的一项佐证。
二、分卷细读叙录
《发愤长歌十二时》分别见于P．2564b、P．2633a、P．3821i、S．4129a等4件写本。
（一）P．2564b
P．2564两面抄写，正面是一作品丛抄，行款严整，有乌丝栏，一人抄写，书法较好，未见书手题记。从右至左依次为：
3．首题《太公家教壹卷》，首尾俱全，写本末端上方略有残缺，尾题同，不署作者。《太公家教》又见S．479等41件写本，全篇作四言韵文，依次有序31句、正文281则、跋13句，属家训类童蒙读物。《太公家教》无传世本，又不见于诸家目录。然其名自见于唐代李翱《答朱载言书》以来，历代均有提及，唯其文，元代之后已佚，这一点最早为罗振玉藏敦煌本《太公家教》作跋语的王国维已有详尽考证。王氏同意前人之说，认为《太公家教》“浅陋鄙俚，故馆阁与私家均未著录”，但他对过去以“太公”即曾高祖辈分乡村老叟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太公”是摘录原文“太公未遇，钓鱼渭水”而来[23]。王重民又详尽介绍了罗振玉藏本《太公家教》的来龙去脉，并据P．3454所抄《六韬》认为《太公家教》乃辑录《六韬》等书所载姜尚对文王的进德之言而成。他同意王国维对《太公家教》元代以后佚失正文的判断，但认为这只在南方发生；进而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和法国东方学家古兰（Maurice Courant）的《高丽书录》，考证认为《太公家教》在北方仍长期流传并被翻译成女真文、满文，题《大公书》《太公尚书》等名，传入东北、朝鲜等地[24]。此后，台湾学者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一书，对《太公家教》和《武王家教》分别作了详尽的写本叙录和校勘录文，并将二者与《六韬》进行了综合对比研究，在详细梳理《太公家教》内容、来源嬗递以及传播散佚的基础上，较合理地批驳了王重民关于《太公家教》来源的观点[25]。同期，汪泛舟、高国藩等也对《太公家教》的作者、性质、创作和写本抄写时代有所研究，且均有全文校录[26]。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将《太公家教》列入《家训类蒙书》一节，在前人基础上加以系统校理研究，据原文序跋，他们认为作者“太公”仅指一位“历经沧桑的乡村老者”而已[27]。另据上述诸家辑考，一般认为包含纪年的《太公家教》写本题记有9条，时间跨度有百余年（850—976）。
P．2564背面亦有乌丝栏，但字迹潦草，书手与正面不同，是一杂抄，全卷不署撰人，亦无题记。据内容信息，我们推测其仍出自学校，与正面类似。P．2564v从右至左依次为：
1．阙题佛经1篇，首残尾全。《伯希和劫经录》题《不知名佛典》，《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拟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该经有武周时期佛陀波利、杜行顗、地婆诃罗等译本传世，据原卷内容，最近罽宾僧佛陀波利译本[28]。然与之相比，内容前后次第及字词差别仍较大。可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拟作《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略抄》[29]。
2．阙题《百行章疏》1篇。内含《百行章》“才行章第五十三……”、“准行章第五十四……”、“凡行章第五十二……”、“速行章第五十二……”等内容，多有重复抄写，又间杂其他文字。《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拟题《百行章疏》[30]，兹从之。《百行章》又见S．1815等13件写本，其中首尾俱全的仅见于S．1920，有题记的仅P．2808、BD08668a，据诸家考证，分别抄于923、920年。《百行章》1卷，唐高宗显庆间中书令杜正伦撰，分84章立目，正文作四言为主的杂言体诗歌，前有序文；受《孝经》影响明显，主要阐述忠孝观念，也反映了初唐礼法制度和伦理观念。南宋以前目录书多著录，之后散佚。邓文宽及郑阿财、朱凤玉等曾有系统校理研究，后者又将其归入德行类蒙书[31]。
此外，《百行章疏》文字之上，还杂写有“河西都（僧）统”、“急急如律令”等大字，抄写时间当更晚。
3．线描头像2个，观其相貌特征，显然一为胡人，一为中原士大夫。此二像或与卷背前抄两种内容有关。
4．乙酉年五月八日王定善立契约1行，墨迹较淡，文字不甚清晰。
5．杂账2行：其一记乙酉年□羊人事，文字不甚清晰；其二倒书，曰：“辛巳年二月十日卢博士付生绢一疋长，裁衣尺量得三丈四尺福（按即‘幅’）壹尺七寸三分”。
再者，背面末端倒书账目中有“卢博士”一名，值得重视。归义军时期，敦煌学校教育较吐蕃时期有很大进步，州县均恢复和发展了官学。现有研究表明，博士一职至少已在州学恢复设立，已知的州学博士有896年前后在任的张思贤和945—959年前后在任的翟奉达2人[32]。关于“卢博士”的身份，我们先从买绢账目本身谈起，大致考察其经济实力。据账载，卢博士裁衣用去了生绢1匹。按同属归义军时期的P．4083《丁巳年通颊百姓唐清奴买牛契》（拟题）载：“五岁耕牛一头，断作价值生绢一匹，长三丈七尺。”而据S．1946《常住百姓韩愿定卖妮子契》（拟题），28岁女子值生熟绢5匹。又S．6064《报恩寺诸色入破历计会》（拟题）载：“粟八石，折纳布一匹。”综上可知：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1匹不到4丈的绢等值于1头成年耕牛，比8石粮食值钱（因绢贵于布，而1匹布等值于8石粟），5匹绢就可以换1名成年妇女。由此可见，卢博士做一次衣服的花费，显然不是一般平民可以承受的。故我们认为卢博士应是归义军时期的一位官学教授官，或即沙州州学或县学博士。按唐制，一般下州州学设经学、医学各1名博士，县学设经学博士1名，但均列九品之末，俸禄相对微薄，然据翟奉达又兼“朝议郎、检校工部员外”等数职（P．2623）例，卢博士可能还有其他更高品阶的加官。P．2564v抄有官学长官付绢款账文字的可能性既明，则其源自学校，原为学生读物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卢博士付绢款时间在辛巳年，归义军时期有861、921、981三个辛巳，据上文指出的两本“自从塞北起烟尘”诗和有纪年《太公家教》的抄写时间，我们认为921年可能性最大，而同为卷背所写的“乙酉”，应是925年。综上，卢博士或为处在张思贤和翟奉达之间的一位沙州州学博士，或为沙州下辖某一县学博士；而包括《发愤长歌十二时》在内的P．2564正面内容的抄写时间当在921年前不久。
（二）P．2633a
P．2633两面抄写。正面是一作品丛抄，行款严整，有乌丝栏，基本为一人抄写，书法较好。从右至左依次为：
原题《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寮》短文，又见S．5558c等写本。S．5558，据《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卷八图版及著录，在S．5558b首题《香严和尚嗟世三伤吟》后，接抄首题《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寮》1篇，实为S．5558正面第三种内容，文字大致同P．2633b本[34]。此本《伯希和劫经录》《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等亦未著录。《宣宗皇帝御制劝百寮》文，《全唐文》及《全唐文补编》未收，又鲜有校理本，兹以P．2633b为原本，S．5558c为斯本，比勘录文如下：
宣宗皇帝御制劝百［一］寮
远非道之财，诫过度之酒。傲慢莫起［二］于心，谗佞勿宣于口。学必近善，交义［三］择友。骨肉贫者莫疎，他门虽富勿厚［四］。常思已过之非，每虑之未来各［五］。克己俭约［六］为先，处众谦恭为［七］首［八］。惭［九］食禄而忝窃［十］，效农力而未有。
校记：
［一］“劝百”，斯本作“百劝”，“劝”右有钩乙号。
［二］“起”，斯本作“去”。
［三］“义”，斯本作“语”。
［四］“虽富勿厚”，斯本作“须富物厚”。
［五］“每虑之未来各”，斯本作“每虽未来之久”。按斯本“虽”当由上文“虽富勿厚”句衍入，又脱“虑”字，盖书手传抄走眼所致；“久”当由“各”讹来。
［六］“约”，斯本作“余”。
［七］“处众谦恭为”，原本作“耻众恭为”，据斯本改。
［八］“首”，斯本作“守”。
［九］“惭”，斯本作“暂”。
［十］“忝窃”，两本均作“忝切”，音近而误。“忝窃”犹“忝居”，谦言愧居其位或愧得其名。
3．首题《酒赋一本》，不另行，同行署“江州刺史刘长卿撰”，首尾俱全，尾题《酒赋壹本》，亦不另行。该赋又见P．2488、P．2544、P．2555、P．3812、P．4993、S．2049等6件写本，或原题作《高兴歌》。关于该赋作者确是大诗人刘长卿与否，学界尚有争议。伏俊琏师据其“壶觞百杯徒浪饮，章程不许李稍云”句中的“李稍云”及题署中多次出现的“江州刺史”一职，断其创作时间上限为乾元元年（758）[35]。《敦煌歌辞总编》（第1764页）、《敦煌赋校注》（第212页）、《敦煌赋汇》（第201页）、《全敦煌诗》（第2425页）等先后对《酒赋》（《高兴歌》）有校理研究。
4．首题《崔氏夫人要女文一本》，首尾俱全，尾题《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题皆不另行。按其文字，基本同S．4129、S．5643两本所抄原题《崔氏夫人训女文》，唯原题中“训”讹作“要”。古代女性教育，要在训导妇女谨守贞节道德，以相夫教子、侍奉公婆为本分。《崔氏夫人训女文》全篇七言，以母亲口吻训导即将出嫁的女儿，言语通俗，当是唐代民间流行的女训教材。篇末又有首题四言《白侍郎赞》1首及七言四句诗2首（关于“白侍郎”，详见下文“P．3821f”）。众所周知，唐代崔氏列一等氏族之首，当时男子多以迎娶崔氏女为毕生梦想与荣耀，而崔氏女便当然地成为集各种美好品德于一身的理想女性之化身。故《崔氏夫人训女文》题作“崔氏”，又称长安“李家印”，多半是附会托名之举。对《崔氏夫人训女文》，学界关注不多，郑阿财、朱凤玉曾将其归入家训类蒙书，并结合传世女训典籍作过系统校理研究[36]；《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290页）亦有校录。
5．首题《杨蒲山咏孝经壹拾捌章》，五言组诗，首全尾缺，存前11首及第十二首题目，未抄完，卷末另行题记曰：“辛巳年正月五日氾员昌抄竟上。”字迹同《正月孟春犹寒》篇末题记，当同为后人追记。按其内容，大类“P．3386＋P．3582”首题《杨满川咏孝经壹拾捌章》。后者题下又注“五言，一名满山”，存全篇18首。该诗依《孝经》次第展开，概括其大意，显示教示青年学子之旨。《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校录全诗，又据诗第九章“从来邦有道，不及大中年”及“P．3386＋P．3582”本题记中“维大晋天福七年”的纪年认为该诗多半创作于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60），而至晚在“P．3386＋P．3582”抄写的天福七年（942）前[37]，近是。
P．2633v是多种杂写，出于众手，书法较差，根据字迹，正面两则题记或是背面某位书手的追记，正背两面抄写时间间隔大概不长。背面有“崔氏夫人训女闻”、“新妇文一卷并”、“酒赋一本，江州刺史刘长卿”、“正月孟春犹寒”等单行重复杂抄，无疑源自正面内容，另有“太公家教”等字，以上都说明背面可能是学生抄写习字产物。其余杂写中有纪年的还有“壬午年正月九日净土寺南院学仕郎书”、“辛巳年十二月壹日”及辛巳年二月十三日慈惠乡百姓康不子贷生绢残契等。其中“壬午年正月九日净土寺南院学仕郎书”颇受关注，伏俊琏师结合李正宇净土寺大致存在于870—979年的结论，认为此“壬午”为922年，而多次出现的“辛巳”则为921年[38]，近是。至于任半塘较早所作的正面题记所见“辛巳”是安史之后第一辛巳的判断[39]，恐因未见背面“壬午年”等杂写致误。然徐俊认为正面书手“氾员昌”屡见于P．2321《癸酉年至丙子年（973—976）平康乡官斋籍》，故“辛巳”是981年。按徐氏所据，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对P．2321的拟题、录文[40]；而同书第二辑在校录P．2633v《辛巳年（二月十三日）康不子贷生绢契》（《释录》拟题）时，又以“辛巳”为921年[41]。事实上，《释录》并未说明其判别上述两处纪年的依据，故可信度不高，不免造成徐氏误判。又“氾员□”还见P．3757《燕子赋》题记，据P．3757v“天福八年（943）岁次癸卯七月一日”杂写，李正宇认为若“氾员□”即“氾员昌”，则P．2633之“辛巳”当为921年[42]。就P．2633正背面各自抄写情况看，正面内容不大可能晚于背面，联系P．2564及两本“自从塞北起烟尘”诗的抄写时间，我们认为P．2633正面《发愤长歌十二时》等内容抄于921年前不久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依据上文对P．2633正面5种内容用途的定性，除《酒赋》外，其余均与道德教育及知识启蒙密切相关，加之背面习字性质的众多学郎杂写，我们认为P．2633的原始用途与P．2564类似，大概也是敦煌学校里的学生读物。
（三）P．3821i
P．3821，册子本，共20页，半页6到8行不等，行10到18字不等，有乌丝栏，是一诗赋、歌辞专集，但基本不署作者，亦未见书手题记。全册书法较佳，字迹前后一致，硬笔书写，从右至左依次抄有如下11类内容：
1．阙题《缁门百岁篇》，首尾俱全。又见P．4525、S．2943、S．5549等本，兹据他本定名。
2．首题《丈夫百岁篇》，首尾俱全。又见S．2943、S．5549等本。
3．首题《女人百岁篇》，首尾俱全。又见S．2943、S．5549、S．5558、P．3168等本。
4．首题《百岁诗拾首》，首尾俱全。又见S．930、P．2748、P．2847、P．3054、P．4026等本。其中P．2748首尾俱全，原题《国师唐和尚百岁书》，又有诗序称诗为悟真70岁以后“思忆一生所作”。
5—9．主要为4组《十二时行孝文》作品丛抄。其中第3、4组间插入《六十甲子纳音》1篇。敦煌所出相同或相近写本尚有十余件，属占卜文献，郝春文等曾作系统校理说明，但并未涉及此本[43]，兹定为P．3821h。
10．曲子词1组，内含《感皇恩》、《苏幕遮》、《浣溪沙》、《谒金门》（其第一首又见P．3333b）、《生查子》、《定风波》等调，计15首，首尾俱全。按原卷《苏幕遮》2首抄于《感皇恩》2首后，均题“同前”（即同“《感皇恩》”），王重民、任二北皆以此2首曲调异于前者，考补调名作“苏幕遮”[44]，其余诸调皆有原题。
11．首题《晏子赋一首》，首全尾缺，未抄完，又或是尾页脱落所致。
以上11类内容，前后相接时多不另行，《百岁篇》《十二时》等韵文，有时空出每行正中心一格，分上下两部分抄写。除《晏子赋》外，其余内容多属曲辞，王重民、任二北、饶宗颐、郑阿财、林玫仪、王小盾、张锡厚等或详尽著录，或校理研究，已有丰硕成果，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据任二北推测，其中曲子词15首，大致应作于天宝间[45]。又因悟真70岁以后所作《百岁诗》的抄入，说明P．3821抄写时间的上限应在9世纪末。至于书手，汤涒认为此本单独成册，以讲唱韵文为主，文体广泛，内容涉及佛教和世俗风情，“抄写者显然系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及文体鉴别能力，而非单纯的佛教徒或普通的义学生”[46]。汤说甚是，同时也反映了该册最初或有讲唱底本的功能。又据P．3821所抄11类内容中仅第一种《缁门百岁篇》阙题以及《晏子赋》抄至末页最后一字便戛然而止等情形，我们推测此本最初很可能还有其他内容，但因年代久远，首尾均有脱页而致不存。
P．3821抄有4种《十二时》，皆题“行孝文”[47]，是迄今所见抄写《十二时》组数最多的单件敦煌写本。以下逐一介绍：
P．3821e，首题《十二时行孝文一本》，不另行，首尾俱全，自“夜半子”至“人定亥”，计12首，抄25行，未见别本。歌辞全篇作［三韵、七韵、七、七韵］调式，主要内容如王重民所言，分12个时辰讲述干将造剑、许由让天下、神农尝百草、荆轲刺秦、汉初三杰等12个历史故事，属民间俗曲性质，唯主题与“行孝”不符，故任半塘拟题作“咏史”。主要校录本有：《敦煌歌辞总编》（第1276页）、《全敦煌诗》（第5403页）等。
P．3821f，首题《白侍郎作十二时行孝文》，不另行，首尾俱全，自“平旦寅”至“鸡鸣丑”，计12首，抄22行，句间有空格但行不分上下，格式与前抄内容不同。据篇题所示，作者当为“白侍郎”。该辞又见上博48，是其第36种内容，首尾俱全，首题《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歌辞全篇作［三韵、七韵、七、七韵］调式，题明辞意，全篇劝人事亲悌兄，及时行孝，属民间俗曲性质。该辞主要校录本有：《敦煌歌辞总编》（第1301页）、《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192页）、《全敦煌诗》（第2616页）等。
原题之“白侍郎”，学界颇关注且对其身份识见不一。敦煌所出题署“白侍郎”的作品，除本篇歌辞外，主要还有：P．3597首题《白侍郎蒲桃架诗》（据卷末题记，抄于乾符四年即864年），S．619等抄附于原题《碎金》（一种字书）之后的诗《赞碎金》及《寄卢协律》，S．2633d《崔氏夫人训女文》所附《白侍郎赞》及诗2首。王重民径以白侍郎《十二时》与《景德传灯录》所载宝誌《十二时》皆为伪托[48]。任半塘则以《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之白侍郎即白居易，所据即上述几种敦煌所出署名“白居易”的作品[49]，似未深入考察。陈祚龙校录本径题《十二时行孝文》，署“佚名”作，又加按语称“原本作白侍郎作十二时行孝文”[50]；关于《训女文》所附诗、赞，陈氏通过细致考证，也认为“白侍郎”是会昌间长安“俗儒”攀附白居易盛名的伪托[51]。徐俊在以往诸家考证的基础上，对上述4种“白侍郎”作品的作者问题有精到研究。他认为“白侍郎”应指白居易，但这与作者即为白居易是两回事，进而考证指出《白侍郎蒲桃架诗》即姚合《洞庭蒲萄架》诗，《碎金》P．2058本又题“郑氏”而非“白侍郎”，其后所附之诗托名迹象也必较明显，又对陈祚龙《训女文》诗、赞皆为托名的结论表示赞同。至于《十二时》之类作品，他认为唐代文人作家虽亦有创作，但出于托名的可能性仍很大[52]。此说很有可取之处。然徐氏又推测P．2566、P．4525、P．2841等写本题记所见“白侍郎”也指白居易，且是浅薄学郎攀附白居易盛名而自称“白侍郎门下”，敦煌历史上并无“白侍郎”此人[53]。这一观点却缺乏实据。
涉及“白侍郎”的题记有以下3则：（1）P．2566v原题《礼佛忏灭寂记》题记云：“开宝九年（976）正月十六日抄写《礼佛忏灭寂记》，书手白侍郎门下弟子押衙董文受记……”（2）P．4525v阙题“一生爱酒不惜钱”诗末题记云：“太平兴国七年（982）壬午岁二月十八日白侍郎门下学士厶乙。”（3）P．2841首题《小乘三科》题记云：“太平兴国二年（977）丁丑岁二月廿九日白仕郎门下学士郎押衙董延长写《小乘三科》题记。”
“董文受”另写一则观音画题记曰：“信（心）弟子兼技术子弟董文受一心供养。”李正宇据此认为董文受是伎术院学生，而白侍郎是伎术院师长[54]。又3则题记中有真名实姓的两人均任押衙，已是小吏身份，这既符合李氏对伎术院有培养归义军在职官吏功能的判断[55]，又说明董文受等人并非年轻浅薄的学童。再者，上述3则题记时间集中在976至982几年之内，而此前百余年，敦煌文献中未见有“白侍郎门下”的说法。因此，白侍郎确有其人的可能性很大。据其至晚在976已任伎术院师长，白侍郎当出生于10世纪中叶以前。同时，《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也有可能是此伎术院师长“白侍郎”所作，而与白居易无关，创作时间应稍晚于10世纪中叶，即白侍郎任职伎术院前后。上述推测的依据在于迄今仅见的2件《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写本，一是上博48册子本，我们已有另文考证它很可能是937至980年间陆续编成的，其中《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应抄于作品创作后不久。至于P．3821的抄写时间，因其属行款格式比上博48更趋严整规范的册子本，显然不会很早，又其上限在9世纪末，故很可能也是10世纪中叶以后所抄，同样稍晚于《白侍郎十二时行孝文》的创作时间。
P．3821g，首题《十二時行孝文一本》，不另行，首尾俱全，自“夜半子”至“人定亥”，抄歌辞12首，计17行。该辞另有6件写本：（1）S．5567b，阙题，抄在同卷第一种内容《圣教十二时》（首题）之后，仅存“夜半子”之前12字，下残。（2）P．2690vf，从左往右抄写，首尾俱全，左端首题《十二时》，右端尾题《禅门十二时赞》，自“平旦寅”至“鸡鸣丑”，抄歌辞12首。（3）P．2690vk，恢复从右往左抄写，首尾俱全，右端首题《十二时》，左端尾题《禅门十二时赞》，自“平旦寅”至“鸡鸣丑”，抄歌辞12首。P．2690vf与P．2690vk，是相同内容在同件写本背面的重复抄写，但字迹、行款不一致，非一人所抄。又P．2690v卷首有杂写干支纪年“甲戌年”。（4）P．3604，首题《十二时》，首尾俱全，自“平旦寅”至“鸡鸣丑”，抄歌辞12首。卷末题记曰：“维大宋乾隆德捌年岁次庚午正月廿六日燉煌乡书手兼随身判官李福延因为写十二时一卷为愿。”因知此本抄于970年。按P．2690v抄于甲戌，或为临近的974年。（5）P．3116b，首题《十二时》，首尾俱全，自“平旦寅”始，正面抄至“鸡鸣丑”前4字，一纸已完，故于背面接抄1行，同行尾题《禅门十二时》。（6）罗振玉《敦煌零拾》五《俚曲三种》之三，首题《禅门十二时》，首尾俱全，自“夜半子”至“人定亥”，抄歌辞12首。罗氏《跋》称同卷3组歌辞前抄《斋荐功德文》1篇，文后有“时丁亥岁次天成二年七月十日”题记1行，因知此本抄于927年。
以上诸本《十二时》，均作［三韵、五韵、五、五韵］调式，内容基本同P．3821g《十二時行孝文》，演说佛教四大皆空思想，又引《法华经》“火宅”等譬喻，劝人“发意断嗔痴”、“努力早出尘”，“端坐观心”，皈依佛门，有一定的禅宗观念，故有多本原题《禅门十二时》。此种内容，显然与P．3821g原题“行孝”不符，当以他本为是。又该组《禅门十二时》，与见于S．427等2件写本的原题《禅门十二时》相比，尽管主旨均属佛家劝信，但内容完全不同。该辞主要校录本有：《敦煌曲校录》（第130页）、《敦煌歌辞总编》（第1375页）、《全敦煌诗》（第5404页）等。
（四）S．4129a
S．4129两面抄写。正面是一作品丛抄，一人抄写，书法较佳，从右至左依次为：
背面是一杂抄，书法一般，字迹前后一致，出自同一书手，但与正面不同。从右至左依次为：
1．“乙酉年正月”5字。据上述其他《发愤长歌十二时》抄本，此乙酉或为925年，而包括《发愤长歌十二时》在内的正面内容应抄于925年前不久。
2．“阇梨身姓王”等杂写。
4．阙题七言诗1首，上端稍有残缺。该诗残存部分内容言“阴学郎”勤学等事，与正面《发愤长歌十二时》《崔氏夫人训女文》等均为劝诫后学青年的教育性质文本。由此可见，S．4129同样与学校教育有关，最早用途也是学生读物。诗有《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校录本（页883）。
5．“高保深”3字1行、“社司转帖”4字1行。
三、结 语
通过上文对《发愤长歌十二时》4件抄本（包括多件相关写本）及大量有关校理研究成果的细读叙录和梳理考证，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即除摘抄性质、抄成时间较晚的P．3821i外，P．2564b、P．2633a、S．4129a均与920年前后即曹氏归义军初期的敦煌学校教育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写本的原始用途很可能是学生读物，正面书手大概是书法较好的师长一类身份，而背面则往往是一般学生习字抄书、记事杂写甚至信手涂鸦的产物。
我们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除正背面主要抄写内容多带蒙书性质外，还有大量极有可能是学生所写、带有纪年的题记和杂写。事实上，绝大多数题记和杂写出现的月份是十二月、正月、二月，这是另一个证明写本本身源自学校的有力证据。每年冬季的农闲时间，秋收已过，正是敦煌寺学、义学等学校开办冬学，百姓子弟结束劳动、入校求学之际，因而学生的题记、杂写自然就集中于这几个月。总之，《发愤长歌十二时》与学校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其实正反映了该辞乃至十二时曲调本身源自民间，作为一种自古以来民众热衷传唱、民间广泛流行的俗曲歌调的原本面貌。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文学作品叙录与系年”（项目编号12JJD770007），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法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项目编号12JZD009）。
作者简介：郑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瞿萍，文学硕士，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编辑。
【注释】
[1]参见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3号，1929年，第476页；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69页；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第427页；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年，第6页；等等。
[2]参见《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90页。
[3]《法门名义集》一卷，据题署为初唐李师政撰，有佛教辞典性质，无传世本且历来未见著录，独赖P．2119、P．3009等十余件敦煌写本得以保存，《大正藏》册54据P．2119本全文录于“事汇部”下。
[4]参见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5]参见伏俊琏《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97页。按曹议金原名、改名问题，学界讨论颇多。据荣新江等考证，曹议金原名曹仁贵，仅见一兄且名“仁裕”或“良才”，并无作“曹义‘某’”的兄弟，若此则曹义通、曹义成或为偶合，与曹议金并无关联。然“仁”、“义”本近义连用字，以此种同义、近义字作相同或邻近辈分“排辈字”的现象较常见，这可能也是曹议金由“仁贵”改名的根据之一。因此，我们仍认为曹义通、义成为10世纪初曹氏统治集团内部人物。
[6]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合刊。
[7]伏俊琏《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质特征》，《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第110、112页。
[8]参见伏俊琏《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第101页。
[9]参见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敦煌俗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10]参见颜廷亮《关于〈晏子赋〉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11]参见李文洁《敦煌写本〈晏子赋〉的同卷书写情况》，《文献》2006年第1期。
[12]参见伏俊琏《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质特征》，《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第117页。
[13]同上。
[14]参见刘复《敦煌掇琐》，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影印《敦煌丛刊初集》，第15册，第125—129页。
[15]参见王重民《说〈十二时〉》，原刊《申报·文史》（上海）第22期，1948年5月8日，今据郑阿财、颜廷亮、伏俊琏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479页。
[16]参见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58—862页。
[18]参见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第1197—1206页。
[19]参见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35页。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1216、1220页。
[20]参见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第421、427页。
[21]参见郑阿财《敦煌写卷定格联章〈十二时〉研究》，《敦煌文献与文学》，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113—114、117、118页。
[22]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3]参见王国维《〈太公家教〉跋》，据郑学檬、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献卷（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24]参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219—224页。按王氏以《太公家教》入子部。
[25]参见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明文书局，1986年。
[26]参见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汪泛舟《〈太公家教〉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汪泛舟《〈太公家教〉考补》，《兰州学刊》1986年第6期。
[27]参见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9—376页。
[28]参见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正藏》册19，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349页上—352页下。
[29]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册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0]《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册16，第17—19页。
[31]参见邓文宽《敦煌写本〈百行章〉述略》，《文物》1984年第9期；《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敦煌蒙书研究》，第330—348页。又《敦煌蒙书研究》页322著录P．2564背面第三项内容为《新合孝经皇帝感词一十一首》，按《敦煌蒙书研究》著录P．2564背面第二项内容为白文《百行章》，盖误以原卷续抄之《百行章》疏解文字为《新合孝经皇帝感词》。
[32]参见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
[33]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254页。
[3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卷八，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35]参见伏俊琏《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第93页。
[36]参见《敦煌蒙书研究》，第409—422页。
[37]参见《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253—263页。
[38]参见伏俊琏《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第97页。
[39]参见《敦煌歌辞总编》，第1290页。
[40]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39—245页。
[41]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13页。
[42]参见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43]参见郝春文《〈六十甲子纳音〉及同类文书的释文、说明和校记》，《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
[44]参见《敦煌曲校录》，第70页；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修订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47页。
[45]参见《敦煌曲初探》，第233—234页；《敦煌歌辞总编》，第645页。然饶宗颐认为《感皇恩》一类词应作于朱梁开国之际，参见《敦煌曲》，《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
[46]《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第24页。
[47]王重民《说〈十二时〉》一文著录称“十二时行孝文，一卷，伯三八二一”，另又著录P．3821作“白侍郎作十二时行孝文，一卷”，当是P．3821f。按王文又说前者“是讲了十二个历史上的故事”，因知是P．3821e。参见《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一），第479、481页。
[48]参见《说〈十二时〉》，《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一），第480页。
[49]参见《敦煌歌辞总编》，第1302—1303页。
[50]参见陈祚龙《敦煌古抄中世释众唱导行孝报恩的歌曲词文集》，《敦煌文物随笔》，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0页。
[51]参见陈祚龙《唐代西京刻印图籍之一斑》，《敦煌资料考屑》（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61页。
[52]参见《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276—280页。
[53]同上，第280—281页。
[54]参见《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55]参见《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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