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唐朝相位三迁

就在萧瑀被贬河池之际，农民起义已经遍布全国，很快就形成滚滚巨流，各地官军也相继反隋自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太原李渊也乘势起兵。

李渊之父李昞，在北周袭封唐国公，任柱国大将军，与隋文帝杨坚是连襟，即独孤皇后是李渊的亲姨妈。李渊袭封唐国公，入隋后深得隋文帝厚爱，历官谯州、陇州刺史，当时其姨表弟杨广，历官岐州刺史，蒙阳郡、楼烦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隋末大乱，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末，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兼领晋阳宫监。时隋炀帝南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李渊见天下大乱，隋朝将亡，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准备夺取隋的政权，于是命长子李建成在河东（今山西永济）“潜结英俊”，命次子李世民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密招豪友”。李世民结好于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副监裴寂，共谋起兵，时李渊尚犹豫，经李世民反复劝说，终于下定决心，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在太原起兵，十一月，攻入长安，立隋炀帝的孙子、13岁的代王杨侑为帝（史称隋恭帝），遥尊游幸江都的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改年号为“义宁”元年；李渊自为宰相、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唐王，一切军国大事皆自为取决，隋恭帝只是一个傀儡皇帝。

时薛举攻萧瑀于河池不得手，转攻河池东北约200里的扶风（今陕西凤翔），李世民率兵西进大败薛举，斩首万余，又乘胜进兵陇右。

萧瑀的妻子是隋独孤皇后的亲侄女，李渊是独孤家的亲外甥，李渊与萧瑀之妻是亲姑舅表兄妹，所以萧瑀是李渊的亲表妹夫，李渊是萧瑀的亲表大舅哥，而且二人在朝之日的交情也较深。李世民兵攻薛举而过河池，萧瑀和妻子独孤氏设家宴款待。李世民对他夫妻二人格外恭敬地说：

“表姑、姑父，小侄离京时父王特备家书一封，请姑父赴京共商朝政。”

说着，将李渊的书信呈上。萧瑀展开一看，其信有言：瑀弟胸怀万机，才智过人，身为皇亲国戚，危乱之际岂可偏安一隅？请速来京师，共辅社稷，救万民于水火，扶大厦于将倾。详情由世民面陈，万勿推辞。

萧瑀放下书信，对世民道：“社稷危亡，明主有出。表哥相召，怎敢违命！我立刻写信，派专使赴京，我随后就到。”

萧瑀写好复信，派出信使，又召来部下，将全部家产分赏众人，然后把河池兵马交给李世民，自率家人赴京城长安。李渊盛宴款待，立刻授萧瑀为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为民部尚书。

萧瑀别过李渊，回家与几位哥哥相见。可萧府格外冷清，只有五哥萧璟一人在家，哥俩一别两年，一时相见格外亲热。叙谈家事，方知家兄多随皇帝杨广、姐姐萧皇后去了江都，不免感叹一阵，可也无可奈何。萧瑀很想念姐姐，深为姐姐的命运担忧，“大年就要到了，不知姐姐现在正忙于什么。”

是啊，此时的萧皇后和令她完全失望的夫君隋炀帝杨广在江陵干什么呢？这话还得从上一年说起。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七月，杨广不顾天下已经大乱，仍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殿，又聚集工匠重造大龙舟数千，准备第三次巡游江都（今江苏扬州），骄奢淫逸的本性毫无收敛，萧皇后深知如此下去定会国破家亡，屡次婉转规谏，可已无效果，炀帝照常我行我素。

就在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离京之日，奉信郎崔民象以沿途到处是盗贼，在建国门上表，谏阻炀帝不宜巡游江都，可隋炀帝竟然大怒，当即将崔民象处死，处死之前还把崔氏的下巴摘下，恨其多言。一路游乐来到江都。时中原义军蜂起，山东的窦建德、晋北的刘武周等各霸一方，李渊已进入长安，中原的李密攻陷洛口仓，洛阳告急，炀帝自知已无力回师中原，不能回辇京城长安，欲以长江天险为屏障，偏安江南，于是诏命在丹阳（今江苏南京）建筑丹阳宫。随行的文武官员及禁卫军兵，皆中原人士，家眷多在京城，就准备谋杀炀帝，然后率众西归中原。有一宫女闻知这一动态后，立刻奏报萧皇后说：

“启奏皇后，宫外传说人人欲反，当奏报皇上，早做准备。”

不想萧皇后却极其平静地对宫女说：“你自己去奏报皇上吧。”

宫女去奏报，炀帝说她有意煽动，命人将宫女拉出去处死。

后又有人向萧皇后奏报说：“戍卫的官兵正在酝酿谋反，应该及早奏知皇上，及早制裁！”

萧皇后却说：“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了。即便奏报皇上，也只是徒增烦恼而已。”

形势危急如此，可萧皇后仍然一言不发，足见其对炀帝的绝望心情早已料定，炀帝败亡只是迟早之事，现在她倒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此时已是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春天。

就在三月间，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中郎将司马德戡、监门直阁裴虔等，率兵入江都行宫，把炀帝勒死在皇座上，将炀帝之子齐王杨暕、赵王杨杲等皇子皇孙一并害死，只留下杨坚第三子秦孝王杨俊的儿子、嗣秦王杨浩，让他继皇帝位。又将平日反对宇文氏的朝臣及诸外戚无论老幼一并处死。

萧皇后见炀帝的惨死之状，毕竟是夫妻一场，难免落下辛酸之泪，命人草草将炀帝在江都埋葬。10余天后，宇文化及率领军队，带着萧皇后和宫女，装着珠宝，乘船离开江都，欲沿运河西归。

江都的这一变故，很快传到了京都长安。宋国公萧瑀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姐姐和随从姐夫隋炀帝到江都的萧家兄弟子侄，他立刻去见唐王李渊。时李渊府上已经聚集了很多文武重臣，正在商议此事。萧瑀知道，不管怎样隋炀帝不仅是自己的姐夫，他也是李渊的亲姨表弟，便对李渊说：“太上皇虽是你我至亲，但昏君死不足惜，只是详情应打探清楚，以便相机行事！”

“萧郎，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准备派人察探了解详情。”

李渊看着萧瑀显得很沉痛样子说道。沉思片刻又说道：“萧皇后确为贤后，可我这位昏君表哥从不接受她的金玉良言，一篇《述志赋》何等精彩，我们都为她担心！你萧家有近半数在江都，不知又该遭受怎样的命运。”

人们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萧皇后的种种好处和杨广的各种罪孽。最后决定多派几批密探，前往江南了解情况。萧瑀回到家中，府中死一般的沉寂，五哥萧璟正在急切地等他回来。哥俩关上房门，偷偷地交换意见，也毫无办法。

派出的密探在从长安赴江都的途中，就得知宇文化及已率队西归。一出江都，宇文化及就将炀帝的六宫妃嫔据为己有，其生活、议事一如炀帝。沿运河行至徐州，水路不通，便抢夺牛车2000余辆装载宫人和珠宝，军士扛着或背着兵器盔甲行走，路途遥远，军士疲惫不堪，三军开始失望怨愤。另一主谋司马德斟也大感失望，便与另几位同谋私下议论说：

“宇文化及庸碌昏暗无能，现在他身边信用的俱是奸佞小人，如此下去必将失败。如今想拨乱反正，只有另选英贤以立之。”

其同党欲以后军万人袭击宇文化及并杀之，另立司马德戡为军主。可事不密，被宇文化及闻知，于是司马德戡及同党10余人皆被收捕处斩。车队、军队继续向东都洛阳进发。

唐王李渊和宋国公萧瑀派出去的侦探陆续回来报告，说法基本相同。并告知萧瑀说，萧皇后尚在人间，只是随从杨广在江都的萧氏子弟多被杀害。萧瑀闻知失声痛哭，李渊只有好言相劝。李渊这才决定禅代称帝，直到此时，在长安的萧氏家人才得知详情，许多女眷的丈夫、子女的父兄皆死于江都之乱，整个萧府顿时悲痛欲绝，哭声一片，乱作一团。作为萧氏家族中长辈的萧璟和萧瑀，家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们两人身上，希望他们俩拿个主意。可两位族中长辈坐在那里长时间地沉默不语，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有把痛苦沉重地压在自己的心头，他们经历过的痛苦亡国之痛与之相比不知要沉痛多少倍。

唐王李渊心中窃喜，便于五月逼迫他所立的隋恭帝禅位，自在长安即皇帝位，建国号“大唐”，改年号为“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册封妻子窦氏为皇后，立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六月，又任命：

李世民：尚书省尚书令；

裴寂：尚书省右仆射、知政事；

刘文静：内下省纳言（即侍中）；

萧瑀：内史省内史令（即中书）。

窦威：内史省内史令，与萧瑀同掌中书。

这就是唐朝建国后任命的最早的五位宰相。萧瑀时年45岁。不久，窦威病死、刘文静被免官（次年被处斩），李世民多统兵在外，而事实上唐初的五相只有裴寂、萧瑀二人得以久居相位。

唐朝的宰相，名目繁杂，多不统一。唐初，沿用隋制，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的长官尚书令、内史令、纳言（即侍中）共议国政，此即宰相之职。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仍复内史省为中书省，内史令复称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仍复称侍中。后以唐太宗曾任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因此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又以宰相的权位过重，不愿将重权经常交给三省的长官，而时常委派其他官员参与其间。久而久之，参与的官员变为实际的宰相，而三省长官只存空名，这样唐朝的宰相又有了一些新名。如唐太宗贞观年间，杜淹以吏部尚书之职“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其名不一，皆为宰相。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尚书仆射李靖因疾辞宰相之职，太宗诏准其“疾小瘳（稍愈），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意为与中书令、门下侍中共同商议朝政，故宰相又有“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后又诏以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意为与中书令、侍中相同，故“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宰相之名，始于此，到唐高宗以后，任命宰相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品位高于三品者也是如此（只有中书令、三公、三师例外），否则就不是宰相。

最初，三省长官议事论政，在门下省的政事堂，武则天时，裴炎由门下省的侍中迁为中书令，于是政事堂也移到中书省。从理论上讲，三省的分工：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三省之中，尚书省是行政的总管机构，下治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主持国家的日常行政事务，而尚书省又不能设尚书令，尚书左仆射、右仆射各一人就是尚书省的长官，也是正宰相，又称“左、右丞相”；中书省设中书令二人，又称右相；门下省设侍中二人，又称“左相”。萧瑀所任的中书省，中书令为正二品，辅佐皇帝执掌朝政，承皇言制书敕，凡有以下七事。

一曰册书，立皇后、太子，封诸王，则用之。

二曰制书，重大赏罚，授大官爵，改革旧政，则用之。

三曰慰劳制书，褒奖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

四曰发敕，废置州县、增减官吏、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等，则用之。

五曰敕旨，百官奏请批准施行，则用之。

六曰论事敕书，慰谕公卿，戒约群臣、限制不轨，则用之。

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改旧典，则用之。

凡此，皆经中书负责起草、审核，然后交门下复审，交尚书省施行。萧瑀自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六月至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四月，任中书令达五年之久。时唐朝初建，天下未宁。

唐高祖李渊以萧瑀为心腹，凡朝中内外政务，皆委托给萧瑀掌管。每临朝议事，唐高祖李渊一定让裴寂、萧瑀与他同坐，而且不直呼二人之名，裴寂隋时为晋阳宫副监，故称裴寂为“裴监”，以示尊敬，萧瑀是李渊的表妹夫，故称萧瑀为“萧郎”，以示亲敬。萧瑀也勤奋自勉，尽心朝政。国家的典章制度、朝臣礼仪也由萧瑀负责，纠正违误，检举过失，朝臣上下都害怕他，背后毁谤他的人也很多，但萧瑀一心为政，绝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凡奏事数十事，多被采纳。李渊感其工作勤恳，不计个人恩怨，曾亲手敕书褒奖之：

得公之言，社稷所赖。运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纳谏者之言，以金宝酬其德。今赐金一函，以报智者，勿为推退。

萧瑀坚辞不受，上言说：“臣受陛下厚恩，惟有勤政以报，岂敢再受高赏！”

唐主李渊也优诏不许退还，称之说：“萧卿一心为国，替陛分忧，不避恩怨，不计得失，社稷安危，赖卿扶持，朝廷秩序，得卿匡正，其功其德，其才其智，非函金可报。卿若不收，莫非以其少吗？”

就这样，这一袋金子才被萧瑀收下。李渊每发下诏敕制书，下到中书后经常被扣押多日不能及时下发宣达。李渊深为不满，责备萧瑀办事迟滞。萧瑀对李渊解释说：

“隋大业年间，中书省宣发诏敕，有的内容前后不相一致，有的还相互矛盾，颁发下去之后，承办的有关部门接到诏书以后不知如何是从。古语所说‘易必在前，难必在后。’臣当年在中书侍郎的任上时间很久，这些弊端看得很清楚。现在陛下的千秋基业刚刚开始，每事皆关涉国家的安危，诏敕到达远方边关，如内容前后不能一致，就有可能贻误战机。因此，臣每接受一道诏敕，一定要勘察审核，使其和前面诏敕的内容不相矛盾，然后才敢宣发施行，这样就造成了延缓迟滞的过失。但臣以为，‘难必在前，易必在后’。”

李渊闻听此言，大受感动，称赞道：“萧郎为朕如此用心，朕还有什么忧虑担心呢？朕不了解情况，错怪你萧郎了！”

萧瑀前在河池时，把自己关内的家财全部用来奖赏其部下有功人员，李渊下旨，凡萧瑀旧日田地、房财一律收回，赐还给萧瑀。失而复得，萧瑀并未据为己有，他把宗室子弟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

“我兄弟八人，目今得活者仅五哥（萧璟）和我，可你们都是我萧氏子孙，今皇家将旧日田财赐还于我，今一并分给你们，作为生活之本，进学之资，惟有家庙暂由我来管理。凡我萧氏子孙，不应有一分侥幸心理，人人皆当自强奋进，使学有所成，业有所终，不要辱没列祖列宗！”

京城之中一时传为美谈，怨恨他严苛的朝臣也无不敬服。然而，萧瑀心中最惦念的还是自己的姐姐萧皇后的命运。自姐夫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害死的消息传到长安之后，萧氏子侄女眷聚在一起哭作一团，萧府上下悲痛欲绝。萧瑀和哥哥萧璟不断地派人追踪打探。

且说宇文化及率部前往洛阳，就在唐王李渊在长安篡隋称帝建唐的同时，隋东都洛阳留守元文都和左武卫大将军王世充一起，拥立隋炀帝的孙子越王杨侗为皇帝。宇文化及即不得入洛阳，便占据滑台（今河南滑县），北渡黄河，攻占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但在黎阳屡遭惨败，部下纷纷叛降，其只好率余部两万余北去，又占据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宇文化及知自己必败，悲叹道：

“人生既然已经不能避一死，何不做他一日皇帝呢？”

于是杀死他所立的皇帝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时在九月间。又攻魏州（在魏县东北），可40天也没有攻下来，反而败还，又往东北占据聊城（博州首府，今山东聊城东北）。唐帝李渊曾遣使安抚山东，并召宇文化及归降，可他不肯。

当时占据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夏王的农民义军领袖窦建德得知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已进驻聊城，便对左右说道：

“我是隋朝的子民，隋室皇帝是我的君主。如今宇文化及弑君叛逆，就是我的仇敌，我岂能不加讨伐！”

于是，在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二月，率军往攻聊城。时齐州（治今山东济南）有贼首王薄者，宇文化及用珍宝引诱他来降。王薄听说宇文化及有很多珍宝，便率部诈来投诚，谋夺其财。且说窦建德兴兵来攻，宇文化及出城迎战，结果一战大败，退守聊城。窦建德四面围城，又在夜里发起猛攻，王薄一面督军守城拒战，一面派人速报宇文化及，请他亲临城头，安抚激励将士。去人回报说：

“皇帝已经和宫女入寝，命我们拼死坚守。”

王薄闻报后怒道：“今夜是什么时候？危在旦夕，尚去贪恋女色。这种酒色狂徒，与杨广有什么区别？”

当即出城投降，复引建德军入城，搜捕宇文化及，将其俘获。建德入城，请萧皇后出来相见，萧氏整装而出，建德恭行君臣大礼；复立隋炀帝杨广灵位，穿着白色孝服哭悼杨广，哀痛至极，又在灵位前处斩叛党同谋主犯宇文化智、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等，并请隋室旧臣集体监斩；收取皇帝的传国玉玺和金銮仪仗，安慰抚恤隋室百官；将宇文化及和他的两个儿子装上囚车，行到邢州境（治今河北邢台）而斩首。

建德每次攻克一城，所得财物全部分给将士，自己毫无所取，又不吃肉，经常吃蔬菜、粗粮，妻子曹氏，不穿绸缎，所使的奴婢妻妾才十余人。及攻克聊城，得隋宫人数以千计，立即将她们发放遣散，只有萧皇后，国破家亡，无从遣送，便留在营中，另辟一室居住。建德复连克河北邢州、赵州（今河北赵县），八月，又克洺州（今河北永年），于是迁都洺州。隋义成公主自突厥派使来洺州，欲迎萧皇后及隋室成员去大漠。建德问萧后是否愿意出塞，萧后怕早晚不能自保，便表示同意。

建德命人为萧后整备行装、资用，又派兵马千余护送。萧后便带着幼孙杨政道（后子齐王杨暕的遗腹子）和娘家孙子萧嗣业（萧钜之子、萧珣之孙），祖孙三人共赴塞外大漠。

义成公主，前面已经提到，她本是隋朝皇室之女。文帝杨坚时，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臣服，岁岁朝贡。沙钵略死，后传位于弟弟莫何，莫何有子名染干，向隋求婚，文帝便以安义公主嫁之，随赐甚厚。莫何死，传位于沙钵略之子都蓝，都蓝即位后疑忌染干，兴兵袭击，染干逃入隋朝，文帝封为启民可汗，赐居长城外的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胜州（治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南）之间，安义公主卒，又将义成公主嫁之。不久，东突厥内乱，都蓝可汗被杀，启民北归为突厥主，事隋极恭顺。启民死，子始毕继位，突厥风俗，父死子可以父妻为妻，故始毕仍以义成公主为妻，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率萧皇后及众嫔妃、文武百官、甲兵几十万巡游塞外，停驻榆林（治今内蒙准噶尔东北十二连城），向突厥炫耀天朝的武力。时启民可汗尚在世，率义成公主及各部酋长3500余人前来榆林行宫朝拜炀帝，并设盛宴款待炀帝、萧皇后和文武百官。萧皇后本性仁德娴静，亲自拜会了义成公主。义成公主远居塞外大漠，得见娘家亲人已是悲喜交加，皇后亲自过帐拜访，更使她感激涕零，而萧皇后待她谦和亲密，更让她倍感亲切，有情同姐妹之感，二人结下深厚的情谊，分手时难舍难分。萧后又厚加安慰和赏赐，挥泪而别。当隋炀帝遇害的消息传到大漠，义成公主悲恸欲绝，其夫始毕可汗多加安慰，派侦探赴中原探问。不久，始毕死，弟处罗继位，仍以义成公主为妻，时窦建德通好称藩于东突厥，突厥使者赴建德处，闻知萧皇后在此，回报处罗可汗和义成公主。公主便与处罗商议，这才有迎请萧后之事。

萧皇后与义成公主相见，二人抱头痛哭，诉说别后情思和隋室灾难。处罗可汗对萧皇后也十分礼遇，封杨政为隋王，辟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为其安居的领地，隋朝前后归入突厥者皆编入隋王领地，有士众万余人，又设置百官，一如隋朝制度，一并寄居定襄城。从此，年已54岁的萧皇后便带着幼孙杨政道和萧嗣业等及隋朝遗民，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其中辛酸自不待言，但总还有人身自由和自己的臣民。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处罗可汗欲兴兵攻取并州（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以安置隋王和萧皇后，其群臣多谏止。

处罗说：“当年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正准备出师，不幸身亡。义成公主更立处罗之弟颉利为可汗，仍为颉利之妻。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颉利受人蛊惑，复兴兵南进，屡攻唐境。时中原未靖，唐朝以厚金相赠，且臣侍之。

时唐秦王李世民正围攻洛阳，自上年七月至本年五月，凡10个月，破洛阳，活捉窦建德，萧瑀参赞其事。至此，中原已定，复发兵平定江南。十月，江陵萧诜兵败出降，被押解到长安。李渊看在萧铣叔父萧瑀的面上，本不欲处死，可萧诜见到唐帝李渊后却不肯屈服，李渊心气难平，盛怒之下竟下诏将其处斩。萧氏上下一时惶恐不安，经族人会商，决定将萧诜开除族籍，萧瑀又上表请罪。故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不载萧铣之名。李渊对萧瑀并不猜忌，反而任命其兄萧璟为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为正三品官阶，为门下省的副长官，侍从皇帝左右。又以参预平定洛阳、擒获窦建德之军功，为萧瑀增封邑2000户。

越年，即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四月，迁萧瑀为尚书右仆射，与裴寂同执掌六部，典领百官，总理尚书省，国家政务，实际上就是国家首相之一，为百官之首。萧瑀在中书令位5年整，此再迁为右仆射，班次仅在左仆射裴寂之下。

萧瑀由决策转为总领百官，主管政务，唐帝李渊把考察朝廷内外文官武将的政绩皆委托给他，日常政务皆由他总掌。他对下要求极为严厉，主管的六部官吏既怕他又在私下非议他。

时天下初定，可宫廷之内的矛盾却日益尖锐。这矛盾主要来自李渊的三个儿子，即太子李建成、次子秦王李世民、四子齐王李元吉。

唐朝的创建，秦王李世民的功业最大，战功赫赫，被李渊任命为天策上将，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尚书令，加司徒，深得李渊的器重，朝臣多归心于他。这使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常不自安，有太子之位不稳的恐惧。他的弟弟齐王李元吉也有夺嗣之志，可李元吉自知不除掉二哥李世民，他永无出头之日，于是他决定先联合大哥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然后再除掉李建成就容易了。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建成擅自把骁勇之士2000余人用作东宫的卫士，分别屯驻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被人告发。李渊把李建成召入皇宫，严加斥责，惩处东宫有关人员，诏令解散长林兵。李渊将临幸仁智宫，命李建成居守长安，李世民、李元吉随从。李建成让李元吉乘机图谋李世民，又部将朱焕、桥公山发现送盔甲给文书为李建成私自募兵的杨文干。朱、桥二人便上报说：太子让杨文干起兵，欲内外呼应；时宁州人杜凤举也到仁智宫奏报太子欲乘机谋反的情状。李渊异常恼恨，假说有其他事，亲手写诏书传召李建成赴仁智宫相商。李建成接到诏书后极为恐惧，不敢前往，其左右或劝他在长安起兵，或劝他去向皇上谢罪，最后他采纳了后者，只带10余骑赴仁智宫，在李渊面前叩头认罪，又跳起自投于地，几乎气绝。可李渊怒气仍然难平，下令将李建成监禁起来。杨文干闻讯，在庆州（治今甘肃庆县）起兵造反。

李渊闻奏，与世民商议，世民建议派一位将领征讨即可。李渊让世民亲往，且说：“待你凯旋归来，立你为太子。但我也不想效法隋文帝，诛杀自己的儿子，当废李建成为蜀王，蜀中兵弱，将来他肯臣服你，你也当保全他，他若不肯臣服，取之也不难。”

李世民出征后，李元吉和后宫妃嫔相继替李建成说情，中书令封德彝又在暗中设法解救，李渊于是改变了主意，以兄弟之间不能和睦相处斥责李建成，然后仍命其回京驻守，而归罪于东宫、天策府的官吏，将东宫的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的兵曹参军杜淹一并流放。当时，朝中的正式宰相只有封德彝、裴寂、萧瑀三人，封德彝对李元吉说：

“陛下最信重裴、萧二人，然裴寂与秦王交深，只有萧瑀从不结私情，素有耿介之名，他若能为太子开脱，必然无事。”

李元吉亲自往见萧瑀，说道：“太子素重萧公，而秦王则心甚轻您，他若得立，您便难立朝堂。父皇并无废太子之意，只是一时生气，此时正是您有功于太子之时。父皇素来信重于您，何不在父皇面前为太子解脱一二，太子怀得于心，君临之日定能厚报，否则……”

萧瑀当即挥手制止道：“齐王殿下，不必往下讲了，此事萧瑀心中清楚。萧瑀深受陛下厚恩，只有一心图报，不敢有私，言与不言皆为大唐社稷，不计个人利害。殿下不必多言。”

在李渊面前，终不肯进一言。

时突厥经常兴兵入侵唐北境，屡犯关中，有人劝李渊迁都，李渊纳其言，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赴山南樊城（今湖北襄阳）、邓州（今属河南）寻找迁都之地。李建成、李元吉、裴寂都赞成，萧瑀不同意迁都，婉言谏阻，又与李世民商议，李世民极言谏止，与李建成当朝争辩，李渊最后接受了李世民的意见，停止迁都。

李建成、李元吉及后宫妃嫔，皆在李渊面前诬陷李世民，说：“突厥虽然屡次成为边患，可他们得财即退。秦王外以御敌为名，内则欲总揽兵权，实为篡权夺位之本。”

李渊心中颇多不悦。李渊出城围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皆奉诏随从，且命其三人骑射角逐，以比胜负。李建成有一匹烈性良马，尤喜尥子，便对李世民说：

“此马奔驰迅疾，能越过数丈山涧。二弟善骑马，何不试试？”

李世民不知其中诡计，骑着它追逐野鹿，不想马奔驰中突然尥蹶子，李世民跃下站在数步之外，复再骑上，如此者三次。

李世民回头对宇文士及说：

“他想借此马来害我，可死生有命，岂能害我！”

李建成闻此言，便让皇帝的妃嫔在皇帝面前诬陷李世民，说：“秦王自称‘有天命，当做天子，哪里会死呢？”

李渊对李世民已有猜忌，先召来李建成、李元吉，问明虚实，他二人异口同声陷害李世民。李渊勃然大怒，立刻传召李世民，痛斥道：

“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你想获得，何必如此之急！”

李世民摘下帽子叩头，自请交付执法部门案查验证。李渊怒气不消，时突厥突然再入侵，萧瑀急忙入奏。李渊素畏突厥，且知惟有李世民可以退敌，便向右仆射萧瑀问计。萧瑀乘机进言道：

“陛下欲退敌，只有消雷霆之怒。”

李渊点头，立刻再次召见李世民。李世民心怀恐惧，入宫后不料父皇一改日前怒容，好言慰劳勉励，命他戴王冠，系好腰带，然后与他谋划抗击突厥之事。最后决定：李世民、李元吉率军出豳州（在长安西北，治今陕西杉县）抵御突厥，李渊在兰池（在今咸阳市东）亲为饯行。每有战事，李渊就命世民征讨，可战事平息后对他就更加猜疑。

突厥颉利可汗、突利可汗举全国之兵来侵，连营南进，两可汗率万余骑兵掩至豳州城外，列阵叫战。李世民让李元吉与他一起出战，李元吉害怕不敢，李世民说：

“你不敢出，我可独自出战，你就留在城上观战吧！”

李世民率百骑驰到阵前，以计使两可汗相猜疑，最后突厥主动请求与李世民结拜为兄弟，结盟而退，另派使入京朝见唐帝李渊。唐朝也派左仆射裴寂出使突厥。然突厥仍在远疆不断用兵，抢夺民财，继而又大举入侵，又被相继击退，然唐朝也多有损失。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假意为世民庆贺，邀请李世民东宫夜宴，置毒酒加害。宴罢，李世民回到府中，药性发作，吐血数升，卧床不起。李渊闻奏，亲赴秦王府探问，李世民哭诉情由。高祖长叹数声，说道：

“朕有天下，多得力于你，本欲立你为太子，可你固辞，才立李建成。现在储位久定，不便轻易废立。如今，你们兄弟不能相容，同居京都，争斗日烈。为今之计，只有让你出居洛阳，自陕西以东全由你做主，可建天子旌旗，一如汉梁孝王故事。朕实不愿见到你们兄弟相残。”

李世民召集僚属部将，整顿行装，等待诏敕辞行上路。可旬日已过，诏书始终不发。原来是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闻知此事，以为如果李世民得治洛阳，大权独掌，势更难制，留在长安尚可设计除之，因此暗中命心腹朝臣数人，对李渊谎奏说：

“秦王左右皆山东人，既知将赴洛阳，高兴得相庆流泪。此去洛阳，恐不能再为朝廷效命了！”

李渊本来就猜忌李世民，故而将此事搁下不提。李建成、李元吉又诬陷李世民左右文武，先欲害大将尉迟敬德，说他谋反，唐帝李渊欲杀之，幸得李世民为其极力辩白，方得免罪；复下诏令将其大将程咬金、谋臣房玄龄、杜如晦等调离天策上将府。李世民及其左右人人自危，多劝李世民早定大计。恰逢突厥再次犯边，李建成推荐李元吉率兵出征，李元吉请调尉迟敬德为先锋，并择选李世民手下的精兵从征；又闻知李建成、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昆明池为齐王北征饯行时，杀死李世民，然后胁迫父皇李渊让位李建成，立李元吉为皇太弟。于是，李世民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张公瑾等决计抢先下手。

六月初四，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先行入朝，在皇城内的玄武门埋下伏兵。不久，李建成、李元吉一同入朝参拜，李世民、尉迟敬德率伏兵突起，将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斩杀。

时皇上李渊正在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的陪同下泛舟海池（宫内湖）。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保卫皇上。尉迟敬德身披铠甲，手持长矛，率武士径直来到皇上的身边。李渊惊问道：

“今天何人作乱？你来此做什么？”

尉迟敬德答道：“太子、齐王谋乱，秦王已率兵将他二人诛灭，恐惊动陛下，特派臣来护卫！”

李渊对萧瑀等说：“朕最不愿见到的事情今天终于见到了！该怎么办呢？”

尚书右仆射萧瑀、门下侍郎兼侍中陈叔达等说：“陛下在太原起兵之初，李建成、李元吉本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定谋，后来一被立为太子，一被封为亲王，也没建立什么大的功绩，可他二人忌恨秦王功大望高，屡设奸计，久欲谋害，祸乱朝堂。秦王的功绩覆盖天下，内外归心，正可立为太子，委以军国大事，陛下便能垂手而治天下了。”

李渊自知大势已定，便顺水推舟，六月初七，正式颁诏，册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自即日起，一场军国之事，皆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一场宫廷内战、兄弟相残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七月初六，诏任：萧瑀为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为中书令，高士廉为侍中，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次日又任命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早在正月间，裴寂已被任命为司空，不再过问朝政。

尚书左仆射、右仆射官品相同，然左仆射班次在前。萧瑀由右仆射晋为左仆射，成为百官之首，是地地道道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