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三迁与东汉礼俗

《三字经》上有一句“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话，说的是是中国文化里广为传诵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并被当作古代教育的典范来加以提倡。但细读分析此故事，多有趣味，现略作小文，希方家指正。

关于“三迁”，在《三字经注解备要》里是这样解释的：孟子与其母仉氏为父守丧，可因居住近于墓地，孟子学了些丧葬痛哭吹吹打打之事，孟母觉得对儿子的发展不利，于是决定迁移，这次迁到了集市和屠户家做了邻居，孟子学会了买卖宰杀，孟母又觉得不利于孟子的身心发育，于是又迁到了学宫旁，这次孟子学到了礼仪，孟母这才放了心，决定定居于此。

既然是“三迁”，就是说孟母携孟子举家迁移了三次，可依《备要》里所述，从墓地到集市，从集市到学宫，满打满算才有两次，还有“一迁”从何而来呢？如果从结果向原因推论的话，从原来的家向墓地迁移应该算作一次，并且从后来孟母对孟子教育如此重视的程度来看，孟母一开始选择的居家之所应该也不错，即便无利至少不会有害，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孟母要迁移呢？《备要》里说明了原因，“昔孟子少时父早丧，母仉氏守节，居住之所近于墓”，可见“守节”是居住“近于墓”的主要原因。“近于墓”当指丧葬中的居丧之礼，在杨树达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里记载：“居丧之礼，未葬，居服舍，及葬则庐墓。”《后汉书》卷六十《蔡邕传》载：“邕性笃孝，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居丧之礼多表现为儿女之孝，没有丈夫死后妻子居丧的礼俗。可依《备要》之说孟母不但为夫居丧，而且以此行为为守节，并当作迁居的主要原因。《备要》的作者王应麟是北宋人，那时还没有形成后来的妇女守节之道，所以此守节当另有所指。《后汉书》卷二十《祭肜传》载：“肜早孤，以至孝见称。遇天下乱，野无烟火，而独在冢侧。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皆奇而哀之。”祭肜的“节”即是“独在冢侧”，当与孟子为其父所守之“节”相同，只不过孟子太小由母亲监护督促罢了。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的丧葬礼俗并未如此完备普及而特征鲜明，居丧之礼到了汉代才真正形成并推广。由此可见，“孟母三迁”的故事必然形成于汉代，确切地说应该是东汉，东汉赵岐所撰的《孟子题辞》里说，“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应该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初型。

在墓地居住，孟子学了些丧葬之事，孟母觉得不好，于是决定迁移。在孔子儒家那里，丧葬之事应属于礼俗，孟子既然学到了丧葬之事，应该是学了“礼”，孟母应该高兴才合乎情理，可她为什么觉得不好呢？先来看孟子在墓地学到了什么。《备要》载：“孟子学为丧葬躃踊痛哭之事”。“躃”同“躄”，《玉篇》云：“躄，跛甚者。”就是两腿一瘸一拐的样子。“踊”，《说文》云：“踊，跳跃也。”表示向上的动作。“躃踊”就是人在痛哭时不能正常行走，一瘸一拐，还不时地跳跃呼天抢地，表示人很悲痛，“礼，凡吊丧者，既哭，兴踊，进问其故，哀之至也。”^[1]，也就是说，这种表现只是一般老百姓家在丧葬时的正常表现，也就是“庶人之礼”。《后汉书》卷八十一《范式传》记载，“号哭而来……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列女传》记述，孟子“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筑埋”就是起坟埋葬。《后汉书》卷二十《祭遵传》云：“遵丧母，负土起坟。”躃踊、筑埋都属于葬礼。既然也是礼，那为什么孟母不让孟子学呢？从后来搬到学宫旁“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2]来看，《三字经》作者借孟母将东汉的社会情理分为“礼”与“俗”，丧葬躃踊即是民间礼俗，俎豆揖让是上流社会倡导学习的礼仪，孟母不停地搬迁是为了让孟子学到统治者尊崇的儒家之礼。再者，上述的丧葬之事，无论是否为礼仪，孟子当时只是觉得好玩就学给妈妈看，这在孩子来说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结果孟母的反应则非常强烈。可见汉代人们已十分重视教育，王应麟说：“陈万年为三公，而教其子以谄；范滂、姜叙之母一妇人，而励其子以义。二汉风俗，以是观之。”^[3]，只不过教育的方式不同罢了。如此重视子孙后代的教育，这或许与察举、征辟的实行有关，也说明汉时的人很重视血脉的绵延。在出土的铜镜上多有这样的铭文：“家当大富乐未央，子孙具备居中央。七子八孙居中央，夫妻相保如威央兮。令吉祥，宜孙子”，“夫妻相爱如威田鸟，长宜子”^[4]。

“子不学，断机杼。”一般认为孟母见孟子不好好学习，“取出刀来，将织机上未织完的布割断，以教导孟子为学不能半途而废之理”^[5]。《列女传》中也说，“孟母以刀断其织”，并教育说，“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6]。《韩诗外传》也记载，孟子在学习时陡然中辍，“其母引刀裂其织”^[7]以为诫。问题在于，孩子中断了学习，母亲为什么要割断布来教育呢？文献记载各有不同，有“割织”与“断机”之别。《备要》载，孟母“割断其机”，并说“子之所学，犹如我之织机一般，累丝成寸，累寸成尺，成丈成匹，才为有用之物。今子所学，必要加累年累月之功，无分昼夜，方有进益。尔今懒学厌倦，乃自弃其功也。我断机，亦如汝自弃其功也”。“杼”，《备要》解为“机之梭也”；《说文》释为“机之持纬者”；《说文段注》：“今人训织具者，用为杼字也。”就是织布机上引纬线的工具。秦汉之际一般老百姓的家里普遍使用足踏织机，经线提前挂好，纬线用梭子往来穿引，织布的关键在梭子。在安徽麻桥幕中出土的梭子长31.6厘米，宽3.1厘米，中间有一长12.8厘米、宽2.6厘米的槽口。也就是说，孟子逃学回来，孟母一气之下将织布的梭子给砸坏了，因为梭子坏了，布也就没法织了，才不能“累丝成寸，累寸成尺，成丈成匹”，才不能“有进益”，上世纪80年代曾有首流行歌曲，“金梭和银梭，日月在穿梭，时光如流水督促你和我”，也是在用梭子告诫人们要惜时如金，和孟母断机的意蕴是一样的。可见，孟母是“断机”而非“割织”。

分析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东汉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非常讲究孝道，那为什么孟母不愿意携子在墓地守孝的行为却受到了关注和褒奖了呢？这或许和始作俑者赵岐有很大的关系。《后汉书》卷六十四《赵岐传》说，“娶扶风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与融相见”，马融是东汉有名的大儒，但多有蔑视礼教的行为，东汉联姻多讲究门当户对，所以赵岐与马氏联姻也有意气相投之处，赵岐不见马融只是名士气节使然。如在对待丧葬问题上，两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马融“遗令薄葬”^[8]，而赵岐则说，“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既然赵岐如此对待丧葬之礼，那么他在撰写《孟子题辞》时让孟母无视居丧之礼而搬迁便在情理之中了。同时也一窥东汉时民众对于“礼”及“丧葬之礼”的认识。两汉时期中国的制度处在创制与接受之中，没有完全定型。西汉的独尊儒术导致了东汉时期对儒的过度信仰，也出现了蔑视礼教的反动之力。余英时先生在考察汉代的名教思想时发现，汉时不守居丧之礼的行为^[9]，是由于在“情”与“礼”的矛盾纠缠下，人们逐渐倾向“缘情制礼”，礼不可违背人之常情，所以才出现了“生孝”与“死孝”之辩。这样的行为的出现绝非个别现象，就连戴良、阮籍这样的大族名士都敢公然蔑视礼法，那么赵岐笔下的孟母，普普通通的一介草民，不守居丧之礼应该可以理解了。所以，“礼不下庶人”有一定的道理，正如陈寅恪所讲：“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屆，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似可不必讨论，此意昔贤亦有论及者矣。”^[10]

（原载于《文史知识》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