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穿军装的上将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非要武汉大学经济学家杨端六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杨端六推脱不掉，无奈之下，他提出三个条件：不离开学校，不离开讲台，不穿军装。蒋介石悉数答应，他才勉勉强强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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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夏天，中法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清政府不战而败，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年的端午节，湖南长沙东乡一个杨姓读书人家中，艾叶粽香氤氲，一个上天的礼物即将降临。第二天，孩子呱呱坠地，是期盼已久的男孩，一家人欢天喜地，母亲用“端六”作他的小名。日后为了怀念母亲，他就以端六为名，行走天下。

动荡的晚清，苍茫中欧风美雨淅沥不断。地处中国腹地的湖南，像历经风雨仍傲然挺立的松柏，充满生机和活力。曾国藩湘军的成就，坚定了湖南人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三湘子弟怀揣救世热忱，欲展济苍生于水火的抱负。魏源、郭嵩焘、曾纪泽、谭嗣同，这些闻名于世的洋务人才，都是湖南人，湖南成了一个求新求变讲真性情的地方。读书人更是纷纷抛弃了“圣贤书”，讲维新，谈新学，上新学堂。杨端六就在善化学堂和湖南省师范学堂接受了维新和革命的思想。

二十岁那年，杨端六在亲友资助下前往日本留学。在东京求学期间，他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危难，需要有志者挺身而出，于是，他满怀革命热情，参加了同盟会。学成归来后，他回长沙任《长沙时报》编辑，竭力宣传共和。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要为革命储备人才”，杨端六在黄兴资助下取得湖南官费留学名额，又一次开始了海外求学生涯。他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别人登记硕士博士学位，他不登记，他不为学历读书，只渴望学到真才实学，他选择自己喜爱的货币银行学，希望将来为国理财，实现“国强民富”的理想。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杨端六如饥似渴，博览群书，一读就是七年。

1920年8月，出于对东方中国的神往，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就中国问题发表看法。国人异常兴奋，“烟斗之烟，缕缕而上，罗素博士之思潮，亦如涌而至，所发之议论，均细微静切，为常人所未曾道所不敢道”。报端刊头，推崇罗素的言论，比比皆是，希望他做“孔子第二”，为炎黄子孙指点迷津，提供安邦治国大计。罗素的思想也激起了中国思想学术界颇大反响，给刚刚兴起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新风。第二年，罗素抵达长沙，他的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刚从英伦学成归来的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第一次演讲的翻译。罗素离开后，杨端六在长沙作了题为“和罗素先生谈话”的演讲，他主张要理性地对待罗素的学说，不可盲从。杨端六的观点被时任新民学会领导人兼长沙《大公报》特约记者的毛泽东记录下来，并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刊登在当年的长沙《大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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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读书时，杨端六已二十八岁，这个年纪的男子尚未结婚，在民国简直是“齐天大剩”。到伦敦后不久，他结识了同乡女孩袁昌英。袁昌英有一双玲珑的大眼，配着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笑时嫣然动人，给人一种端庄而流丽的感觉，她又是一位典型的英国式淑女，讲究礼节，注意仪容装饰，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熨得平平整整。袁昌英小他十岁，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她的父亲是湖南名士、理财专家袁家谱，杨端六在国内就极受他的赏识。袁昌英对杨端六也早有耳闻。这次异国相逢，才子才女一见钟情，杨端六爱上温文尔雅的袁昌英，袁昌英也心仪淳厚博学的杨端六，两人所学专业虽不同，但志趣相近，他和她成了彼此的“人间四月天”。在异国他乡，他们相互照顾，砥砺学业。异乡的苦读岁月，充满了爱情的甜蜜。七年后，他们学成回国。完婚那年，杨端六三十六岁，袁昌英二十六岁，是一代学人中晚婚的典范。

杨端六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一同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杨端六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当时中国只有账房，没有会计，商业记账是流水簿。他对前来考察的胡适说：“馆中无人懂得商业，馆中最大的弊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许多不相干的小买卖，编辑所中待遇甚劣，终年无假期。”不久，杨端六对商务印书馆的会计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以新式记账方法推动近代化管理，从而使商务印书馆的财务扭亏为盈，他也被外界誉为商务印书馆的“金柜子”。在商务印书馆，杨端六和王云五是董事长张元济的左膀右臂，时人称他们仨为商务印书馆的三大名人。

杨端六与袁昌英结婚照

袁昌英执教于北平女高师，教授莎士比亚，成为中国第一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后经蔡元培推荐，杨端六出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30年筹备成立新武汉大学，杨端六是筹备人之一。后来，他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当教授和院长。妻子袁昌英在文学院当教授，作为学者，她“像图书馆一样”，对莎士比亚有着色授魂与的倾倒与领悟。从莎士比亚、希腊悲剧，到法文和英语翻译，她独讲七门课。袁昌英曾声情并茂地给师生们讲授《奥赛罗》，她穿着浅蓝色的西装套裙，胸前别着一对白兰花，颤抖着举起双手，朗诵男主人公的独白，忽然又倒退几步，扮演起女主人公的忧伤和恐惧，银边眼镜里闪烁着迷蒙的泪光。

这一时期是他们夫妇俩人生中阳光灿烂的日子，生活稳定，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和希望。这也是他们的著述丰收季，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均有卓越建树，杨端六的学术专著《货币与银行》和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相继出版。袁昌英诗人般的浪漫气质，杨端六儒雅浑厚的学者风范，吸引了一大批社会科学及文艺界的硕儒时彦朋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几对令人钦羡的学者夫妇：建筑学家伉俪梁思成和林徽因，生物学家吴文藻和文学家谢婉莹，文学家夫妇陈源和凌叔华，社会学家陶孟和妻子沈性仁，杨端六和袁昌英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人的存在，让那些孤单上路的人，更笃定在不远的路上，会遇上自己的“同类”。于是雨横风狂的人生路，充溢着希望的星光，散发着温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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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一个直接固定的依附对象，成为一个随时都可分化流动的自由阶层。杨端六由于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国民党元老，因此他的选择范围和途径更宽泛，进可入仕成为政要，退可清逸做隐士，但杨端六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既不做纯粹官僚，也不做清净无为隐士，而以知识学问服务于国家社会建设，行走于清议与亲政间。

人生诡异的是，有人削尖脑袋想做官而不得，有人千方百计拒绝做官而不能。因杨端六在经济学领域声名卓著，蒋介石请他前去讲了两次经济学的课，杨端六由此得到一个“蒋介石的老师”的名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成员以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家为主，杨端六出于爱国热忱，加入了国防设计委员会，成为向蒋介石讲过学的二十三位著名学者专家之一。1934年，蒋介石又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审计厅）厅长，授予他上将军衔。杨端六十分苦恼。他一向不喜欢做官，总是千方百计躲避政治，他不为名利，更不喜欢附势。他曾告诫女儿：不要粘上政治，政治就像恋爱一样，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他喜欢当老师做学问，特别喜欢武汉大学珞珈山静谧的校园。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一批有骨气且学问深厚的人。他们“好玩”又“有趣”，有时如孩童般天真，有时对于世事，却有惊世骇俗之举。杨端六就是其中之一。他找出种种借口推辞高官厚爵，但蒋介石坚决不答应，后在蒋的软硬兼施下，杨端六提出上任的三个条件：不离学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蒋介石本来只是借学者来装饰门面，制造礼贤下士、统一抗战的氛围，并不真要他去监督，所以对他提出的条件一一答应。此后的四年，每到寒暑假，杨端六都要到南京上班，任职期间，他从未穿过军服，仍旧一身长袍马褂，儒雅飘逸，是国民党军中唯一不穿军装的上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蒋介石又多次请他去财政部任职，他都以要侍奉老母为名婉拒。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端六拒绝参加会议，但蒋介石仍坚持提名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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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端六学问做得踏实、老实、扎实。当时不少书粗制滥造，将后面附录、参考文献统统砍掉，而杨端六坚持学术标准，为读者自行查找文献和研究提供方便。有一本教材，他附录采用的参考书竟有一百二十多种。他治学严谨，要求学生读英文原版书。有一次考会计课程，他出的考题是英国文官考试用的题目：一家公司的账簿被火烧了，一些地方残缺不全，让学生根据一些会计事项、发票和其他资料把这个账补上。结果全班同学都被考“煳”了，最高分也只有七十三分。妻子袁昌英的闺中密友兼武汉大学同事苏雪林曾说：“端六先生的性格是厚重宽宏，心思尤其缜密，说话做事，都要经过几番考虑与打算，有一点害处，他都不干，必要时也会接受重大的牺牲，可谓百分百的经济学家风度。他是个君子，但他却是一个由四书五经陶冶出来的君子，并不是牛津、剑桥式的‘尖头曼’。”

武汉会战期间，日军疯狂轰炸。一天，杨端六一家正在吃午饭，忽然，空袭警报大作，成群结队的日军轰炸机压顶而至。所有的人都奔出去逃命，杨端六却往里屋跑，眨眼间，房子夷为平地，灰头土脸的杨端六站在弥漫的硝烟中，抱着抢出来的《工商组织与管理》手稿，呵呵傻笑。

匪夷所思的是，这位理财专家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妻子袁昌英又把日子当“统计学上的表格”一般过，两个大学者曾用小本子记下“烹鸭”的办法：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弱智”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他的家被炸毁后，货币又不断贬值，他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大学教授、才女苏雪林将她辛苦多年积攒的薪俸、稿费和细软，换成五十两黄金捐献给国家，支持抗日。她的行动感动了武汉大学众多师生，他们纷纷捐钱捐物。杨端六夫妇虽然生活过得捉襟见肘，但也倾己所有，把积蓄全部捐给国家。

杨端六与妻女在一起

杨端六对后辈要求严格，重视子女教育。他家孩子少，又生得迟，但并不因此而钟溺娇惯。他教导儿女们要爱国，要有民族气节，要做诚实正直的人，要实干，不慕虚荣。他从未过问儿女考大学的事，他的侄女和女儿都是高分考入武汉大学的。新中国成立后，杨端六的儿子也凭借自己的实力考进了武汉大学。虽然杨端六是院长，他对后辈的教育与对其他学生一样，从不给家门子弟开“小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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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向武汉步步逼近，武汉大学被迫由武昌西迁至四川乐山。在战争最艰危的时刻，杨端六想尽办法，保存文化火种。他担任“迁校委员会”主任，亲自踏访校址，图书设施和精密仪器的长途转运，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具体落实。抵达乐山后，他把“国立武汉大学”的校牌挂在了乐山一座破旧的文庙上。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筹划布置学校各部门、各学院落址，以及学生宿舍、教职工住房等安顿工作，把一张张书桌安放在西南边陲宁静的小城。从决定迁校到乐山复课，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困难之多、工作量之大均出乎意料。迁校委员会把图书、资料、仪器从武汉用轮船运到重庆，在重庆又换成小火轮，到宜宾再坐木船，三次转运，图书仪器没任何损失。抗日战争八年，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全校师生，从未因无书可读而苦恼过。杨端六于沧海横流的战乱中，显示出一种超乎寻常而又卓然的坚韧淡定、从容豪迈。

流亡大学，弦歌不辍。迁至乐山后，王星拱校长写下“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的铮铮誓言。淡泊名利的一百多名教授，将这偏远山城作为自己砥石砺金的沃壤。武汉大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蒸蒸日上，与同处大后方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被誉为“四大名校”。日寇宣布投降那天，武汉大学师生高擎火把穿城游行，一时间举城欢腾。劫波度尽，重回故园，1946年，武汉大学迁回满地樱花的珞珈山，负责搬迁事宜的，还是杨端六。精密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源千里迁徙，秋毫无损地运回珞珈山。这一番“家当”的“复原归位”，杨端六可谓劳苦功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端六在武汉大学担任校领导职务，但他仍然坚持上讲台为学生授课，主要教授“货币与银行”。每周他有三个半天授课，学校行政会议他可以不参加，但为学生上课从来都马虎不得。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出版后，一直作为大学教科书，20世纪40年代，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1970年后，这本标价三十二元，秋草一样颜色的经典书籍还在各书店出售，它已影响了好几代“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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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走”还是“留”，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难题。历史关口，“珞珈三女杰”纷纷做出了抉择：苏雪林暂迁香港，后入台湾；凌叔华与家人在英国定居；杨端六和袁昌英及他们的儿女却留了下来。

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们动荡的生活尚未开始，学生们时常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山道上，看见杨端六和袁昌英相携而行的身影。杨端六系着妻子亲手编织的白围巾，围巾上，有袁昌英特意绣上的一朵别致的康乃馨。不久，杨端六患上严重的腰痛病，但他仍坚持上讲台。一次上课时，他重重地跌了一跤，从此无奈地离开了心爱的讲台。但他没有放弃钟爱的教师职业，坚持在家中著书立说。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不久，他被戴上“右派”的高帽子，袁昌英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双双发配回湖南老家，杨端六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文革”期间，他再次受到冲击，终于在乏人照料的悲惨情境下凄然离世，并作为“反革命”，没有保留骨灰。

杨端六一生信奉的人生准则和家训是“只做事，不为官”，他的内心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超脱和清高，骨子里有传统士大夫情怀，他对人生和学术的追求均不因政治的干扰而放弃。他是成功的，他是著名理财专家，被尊崇为中国现代货币金融学的奠基人之一，声名仅次于马寅初，他在货币银行金融财会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也是失败的，他还没死就已被历史的尘埃迫不及待地掩埋了，这位消失在人们视野之外的经济学家，身后寂寞，只半个世纪，人们已将他遗忘，他的名字成了专业辞书上一个干瘪的条目。

江湖谁忆杨端六！

好在，世界也许会容忍短暂的失忆，但是历史却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