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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8月初,在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当张国焘率部南下,另立中央时,李先念明确表示反对。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先念对愈演愈烈的动乱公开抵制。

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他22岁时就是红军的军政委,为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出过大力。解放战争初期,他率领中原军区部队胜利突出重围,立下奇功,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欣赏他、重用他,特别是对他在西路军中艰难的奋斗历程予以高度赞扬。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不下马的将军。[1]

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2]

李先念简介

李先念(1909~1992.6.21),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李家大屋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乳名全伢,号先念。他从8岁起就下田干活,放牛、拾柴,参加劳动。9岁时进入私塾读书,以聪明好学,受到老师赞扬,两年后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到一杂货店当学徒,一年的工钱,只是一串200响的鞭炮。为继续谋生,他跟亲戚学木工手艺,人称“小李木匠”,学成后只身到武汉做工。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武昌城,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毅然返乡,投入到农民运动的洪流中,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高桥区工会成立,李先念当选为区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他组织工人参加了11月举行的黄麻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任中共黄安县高桥区委书记,陂安南县委书记、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开辟陂(黄陂)安(黄安)南根据地。1931年11月调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任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政委,率部参加黄安、苏家埠等战役。1932年夏任红十一师政委。同年10月,随部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西转移,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7月任红十三军政委,1934年1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3月,为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迎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8月初,在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当张国焘率部南下,另立中央时,李先念明确表示反对。1936年,红四方面军和长征到此的红二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于10月到达会宁,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大会师。10月下旬,李先念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红三十军西渡黄河,兼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指挥所部在艰苦条件下与国民党军奋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负责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在陈云、滕代远等接应下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先念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冬,调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开始了在中原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9年1月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率部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华中部队,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他指挥部队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扩大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华中局嘉奖五师“发展工作第一,独立作战第一”。新四军军长陈毅在1943年总结工作时指出:对付顽敌夹击,最标准的是五师的例子。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先念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当蒋介石集中30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时,他果断指挥部队突围,并带领一部主力转移到陕南,完成战略转移和牵制敌军的任务,建立了豫鄂陕根据地。194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原局,由邓小平任书记,李先念任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鲁西南战役,准备跃进大别山,李先念的豫鄂陕军区部队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1948年2月,李先念随刘邓大军出大别山地区,北渡淮河。5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1949年2月,李先念在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李先念历任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参与中南局的领导工作。1954年,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从这年9月起至1980年9月的26年中,他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财政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参与组织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财政、金融和贸易事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先念对愈演愈烈的动乱公开抵制。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碰头会,李先念和谭震林等6位老同志一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同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6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斗争更加激烈,时称“大闹怀仁堂”。但是,他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被说成是“批党言论”、“反革命复辟现象”,江青一伙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老同志,李先念也受到严厉批判。“文革”后期,李先念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并对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面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篡权活动,李先念来往于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商讨研究解决的办法和方式,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出了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分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积极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8月,他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李先念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从1981年春到1988年,他在中央分工中主持外事领导工作,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会见了许多重要外宾和友好人士,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等20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的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在这次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申明了我国的一系列基本国策。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主席。1992年5月,李先念在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开发建设,6月21日,他走完了一生的光辉历程,与世长辞,享年83岁。

试析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经济调整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先念极力抵制极左思潮,在各地党政部门的工作陷入瘫痪的情况下,他协助周恩来总理为保持全国铁路的畅通,维持工业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这引起造反派的不满。1966年11月,北京街头突然出现“打倒大叛徒李先念”的大字报,随之财贸部的一些造反派也要揪斗他。毛泽东听说此事后,就让秘书打电话请李先念去看戏。看戏时,毛泽东特意拉他坐在一起。几天后毛泽东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李先念怎么会是叛徒呢?他是将军不下马的人。

毛泽东讲的这句话,是在回顾了李先念在西路军中建树的功绩和他的英勇奋斗精神后给予的高度评价。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夺取宁夏和甘西,以接通苏联,与友军张学良、杨虎城部联合,以反抗日本侵略者,粉碎蒋介石的灭共美梦,首先在西北造成抗日局面,进而推动全国抗日。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令一、四方面军主力夺取宁夏,并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李先念任政委的红三十军原是强渡嘉陵江的先锋部队,李先念又当过木匠,徐向前、陈昌浩便决定将造船和突破黄河天险的任务,交给李先念所部承担。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李先念等指挥红三十军于10月24日夜在靖远虎豹口(今河抱口)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横扫西岸守敌,为方面军总部和九军、五军顺利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三十军渡河后的10多天里,连续打退了敌人3个骑兵旅和2个步兵旅的猛烈进攻,多次与敌展开巷战、肉搏战,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11月8日,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情变化,决定河西部队西进创建河西根据地,准备用一年时间打通前往新疆的通道。三天后,又命令已渡河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李先念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委员。在西进征途中,红九军在古浪遭敌重兵包围,血战三昼夜突围而出,蒙受重大损失,红五军只有3000多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故李先念的红三十军实际上成为西路军的惟一劲旅和主力。李先念感到肩负的重担,号召全军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大力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不论敌人多么凶残,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多么恶劣,都要充满信心,艰苦奋斗,战胜敌人。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先后进行了四十里铺之战、八坝之战、水磨关之战、永昌之战,以劣势的兵力与围攻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李先念在指挥部队不断英勇抗击敌人的同时,也深深感到长此以往,部队兵员、弹药等有耗无补,处境十分被动,难以持久。他曾向陈昌浩建议,在给养十分困难又无法建立根据地的情况下,大部队长期在现地作战十分不利,要么向西打,要么向东打,不能等在这里挨打。但陈昌浩拒绝了他的建议。从11月上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奋战月余,毙伤敌人6000余人,但敌人依靠源源不断的补充,迅速恢复实力,而西路军却得不到及时的补充,由过河时的2.2万人减少至1.5万人,战斗力也大为减弱。

西安事变后,西路军奉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西进至临泽、高台一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李先念率红三十军与总指挥部进驻倪家营子。1937年1月,马敌集中2万多兵力,进攻西路军,在战斗中,董振堂的红五军3000多人壮烈牺牲。1月下旬,西路军决定东返,但因敌军在东面布置重兵,全军无法突围,不得不回到倪家营子。此时,敌人集中7万余人,将倪家营子及附近村庄团团包围,轮番发起猛攻。在弹药奇缺的情况下,李先念所部与兄弟部队配合,实施坚守防御。指战员们全靠大刀、刺刀、枪托等与敌厮杀,血战40余天,毙伤敌近万人,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西路军全部兵力已不足万人。2月下旬,西路军被迫撤离倪家营子,向祁连山转移,历经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地的血战,至3月中旬,全部兵力包括伤病员在内已不足3000人。西路军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战斗,最终归于失败。

1937年3月14日,在零下30多度的祁连山石窝山上,西路军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余部分三个大队就地游击。李先念、程世才率红三十军5个营及总部直属队约1000人为左支队。会议还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并由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行动,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当日夜,李先念率左支队向南,深入祁连山中,摆脱了敌人尾追,经过三天急行军,到达柴打板。鉴于在渺无人烟的祁连山中,无法打游击,向东、向北有被马敌包围消灭的危险,向南是柴达木盆地,也难于立足的现实,李先念决定西越祁连山分水岭,相机至敦煌地区。部队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翻山越岭,无盐无粮,缺衣少被,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度,白天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晚上露宿在冰雪之中,真是艰难困苦到了极点。许多人被饥饿、寒冷、暴风雪夺去了生命。23日,李先念以工委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营雪山,无粮食,仅觅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这封电报反映了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当时所处的困境,也表现了他和战友们在这种极其危难的时刻,对革命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精神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随后,经过20多天的艰难行程,4月5日,李先念率左支队到达甘肃酒泉西南山中,发现此地也难以立足。随即决定继续西进,在安西东南的石包城跨出祁连山口,向安西前进,经过安西战斗、红柳园战斗,部队进入荒无人烟、号称“死亡之海”的戈壁滩。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再次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白天,狂风怒吼,飞沙走石,难辨方向;夜晚,气温骤降,寒冷刺骨,难以抵御,更为严重的是找不到水,干渴难忍,不得不靠饮小便和马血维持生命。4月底,左支队所剩420余人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遇见了前来接应的部队。至此,李先念以非凡的毅力,率部经过47个昼夜的征程,终于把部队带出了死亡的困境。其他的两个支队不幸均被马敌打垮或因冻、饿、伤病而亡散。

5月1日,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滕代远带领满载食物和药品的汽车,前往星星峡,迎接慰问李先念的左支队。陈云握着李先念的手,激动地说,感谢你从死亡线上带回了一支队伍。随后,陈云向左支队转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慰问。1938年初,李先念等回到了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们,对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奋斗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并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延安,李先念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一天,一位组织部门的同志找李先念谈话,决定李先念到129师当营长。由军政委降到营长,连降六级。这样的处理,毛泽东知道后生气了,他愤愤地说:“这样处理李先念是不公平的!”随后,毛泽东亲自为李先念作了重新安排,并委托刘少奇找李先念谈话,决定李先念到河南省当军事部长。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这位为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出过力的年轻的军政委,没有忘记他同马家军围追堵截的拼杀中,在无粮无棉衣的冰雪祁连山中,带出一批骨干到达新疆的“不下马的将军”,没有忘记在中原解放区,面临蒋军30多万大军的包围,从容突围建立奇功的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把矛头指向李先念时,毛泽东依然回忆起李先念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了李先念在西路军中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带领部队奋勇前进的艰辛历程,并特意加以保护,这就使李先念在当时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够开展工作,处理国务院的日常经济工作,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注释】

[1]引自殷理由主编:《毛泽东交往百人从书·军事人物篇》,第15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毛泽东在1971年8月同汪东兴、刘丰等人的谈话(见《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0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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