僻远时空的人类文明

僻远时空的人类文明_西夏人的精神世界

二、诸羌社会：僻远时空的人类文明

当我们披览史籍时，常常会发出深深的感叹，前人对生活在祖国西部地区的羌人（诸羌）的具体描述实在太少。但稍加寻觅后便会发现，这些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记载，还是颇有韵味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形成党项羌族精神世界的深厚基础和诸多极为重要的因素。

对与党项羌人一直有着密切联系的羌人社会，无论是其整体的基本状况，还是各个不同部落（或者国家）的独特面貌，前代史家都极为关注。譬如，史籍中有如下记载⁽⁸⁾：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四方金行之气焉。

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按：指湟水地区，羌人所居），筑令居塞（按：今甘肃永登西北），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至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汉宣帝时）先零（按：羌人种名，原居甘青交界处，后西移至西海、盐池地区，即青海湖一带）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帝闻，复使安国将兵观之。安国至，召先零豪四十余人，斩之。因放兵击其种，斩首千余级。于是，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赵充国与诸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

建武九年……班彪上言:今梁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寇患转盛。

如以上史籍所描述的，生活在僻远时空的西羌人，他们所拥有的社会组织形态（氏族无定、父母种号、强弱区分）、社会生产方式（居无常、随水草、产牧为业）、婚姻家庭原则（妻后母、纳嫠嫂）、剽悍的民族性情品格（以力为雄、战死为吉、病终不祥），以及普遍的风俗习惯（被发左衽、不避风雪、大共盟誓）和极为不幸的悲惨遭遇（沉重徭役、四处迁徙、野蛮斩首），也都是对党项羌先民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的生动描述。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党项羌部落组织，与它周边的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诸羌部落组织，有着在大体相同的时空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社会文明。虽然说，它们彼此之间有着种种的摩擦和冲突，它们各自的情况也还是有所区别的；可是，它们所拥有着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日常生活、风尚习俗、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是极为相似的；它们对更高层次的中原式的社会文明，采取着如出一辙的羡慕、向往、靠拢的共同态度；而在它们彼此之间，不仅有着天然的联系，更有着形形色色的频繁的交往。如是，将它们视为诸羌部落共同体（诸羌民族大家庭），进行特定视角下的观察和研究，不仅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具有学术意义的。

在这个诸羌部落共同体中，作为党项羌的近邻之国，有从古羌人走来、渐趋强大而自立王朝的吐蕃，有被吐蕃所征服而成其属部的，如东女、附国、嘉良夷、薄缘夷、白兰，有来自辽东、源自鲜卑而落地西部、混血西羌的吐谷浑，还有被西魏所灭的邓至羌、北周所灭的宕昌羌等。同诸羌各国之间的各种联系和交往，包括和平友好相处，也包括武装力量相加，不仅影响到对党项羌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影响到党项羌人精神世界的形成和发育。

1.吐蕃

据《旧唐书》《新唐书》等记载，吐蕃的先民是由西羌所属的发羌、唐旄等发展而来的，原散居地在今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相连地区的黄河、湟水、长江、岷江之间。7世纪初期，松赞干布在征服、兼并青藏高原许多部落以后，于距离长安之西约8000里处建立起吐蕃政权，标志着吐蕃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过定都逻些（拉萨），统一文字，建立行政区划、职官制度、盟会制度、军制和法律等措施，为吐蕃政权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得益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及与唐朝的多次会盟（706年的神龙会盟、732年开元会盟、734年的赤岭立碑），吐蕃取得了发展自身的良好机遇。

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意为强雄丈夫），以统理国事。征兵用金箭，敌来点烽燧，百里一亭。军令极其严肃，每次战争之中，前队皆死时，后队方得进；且师无馈粮，以虏获为资。推重战死，痛恶病终。临阵败懦者，须悬垂狐狸尾于首，以怯示众。刑罚严酷，小罪则剜眼睛，割鼻子，断腿骨；还有很深的地牢，一关就是二三年。国宴宾客，必驱赶牦牛，由客人自射而后烹制为馔。赞普与臣下“一年一小盟”，用羊、狗、猕猴为牲；“三年一大盟”，用人、马、牛、驴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有负盟者，同于此牲。”

其地气候大寒，稼有青稞、荞麦、小麦、豆类，兽有牦牛、名马、狗、羊、猪、天鼠、独峰驼，还有金、银、铜、锡等宝藏。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不知节候，以麦熟为岁首。因盛产肉类和青稞，遂以为饮食主体，喜食糌粑（以炒熟青稞磨面加上酥油），竟有“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麦为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的吃法。用炒面捏成碗，内中盛有饮品（奶、酒、茶），喝完饮品，竟连“碗”一同吃掉。所住毳帐（毡帐），有仅可安身的“小拂庐”，也有可容数百人的“大拂庐”；农耕者，多住平顶的土屋。用粗毛或兽皮制衣，以为穿着。男子弓箭、刀剑不离身。妇人辫发，坠以饰物。颇重汉地绸缎，而贵瑟瑟（碧珠），次之金、金涂银、银、铜等，男女用为首饰。人们虽不常“栉沐”（梳洗），却有“赭面”（以红色涂脸）的爱好。

吐蕃人素来重强壮，贱老弱，以至母拜子，子倨父，出入时前少而后老。为父母守丧，要“断发”（剪掉头发）“，黛面”（以青黛涂面）“，墨衣”（穿黑色衣服）。如是普通人死，要杀牛马以殉；如是赞普死，则不仅要有“共命人”（君臣好友之自号，只有五六人）和“亲信人”（数量不一）殉葬，随埋衣服、珍玩、乘马、弓剑之类，还要在墓上修房舍，立大土堆，竖起众多杂木，作为祭祀之场所。主要的游艺项目，有围棋、陆博（又叫“双陆”，局如棋盘，掷骰博行），再就是吹蠡（螺）、鸣鼓为戏。吐蕃人原来信奉本教，崇拜对象有自然、鬼神、祖先等。从印度和唐朝分别输入了佛教后，加之融合自身原有文化，形成了包括音乐、舞蹈、文学、绘画等丰富内涵的吐蕃佛教文化。全民习诅咒，喜浮屠法（佛教），甚至国家政事，也必以守戒律、出家修道的桑门（又作“沙门”）参决。

2.东女

《隋书·女国传》《北史·女国传》《新唐书·苏毗传》等有载。原属西羌，居葱岭以南，因其王姓苏毗，又称其国（部）为苏毗（音转又作孙波、精波结）。苏毗曾逐渐扩张东移，因受吐蕃征伐和吞并，一部分人迁向东南，建立东女国。东女既与吐蕃联系，又与中原结好，人称其为“两面羌”。其地跨安多地区的最西端，西北连吐谷浑（今青海境内），以康延川（今西藏昌都）、昆仑弱水（源于今青海境内，作东南向流，疑为澜沧江）流域为主要土境。东西行九日程，南北行二十日程。有城八十，户四万，胜兵万人。其国政皆由女王（号“宾就”）掌管，女王死，国人以金钱数万缴纳王族，求淑女为大小女王继立，或姑死妇继。国俗重女而轻男，“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⁹⁾

3.附国

据《隋书·附国传》载，“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其地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其地“土高，多风，少雨”，“近川谷，傍山险”。其地出产有金、银、铜、良马、白雉等。人们兼营农牧，既种植小麦、青稞，也牧养牛、马。普遍近川傍山垒石为巢（碉房）而居，石巢状如佛塔，由内通上，高者达十余丈。附国在隋时与中原发生交往，《隋书·附国传》载：“大业四年（608），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609），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以路险不通，请开山道以修职贡，炀帝以劳人不许。”

附国的地域所在，说法不一。岑仲勉认为，应在后藏（今西藏日喀则一带）以东的一千五百里之地域，包括拉萨在内，并认为附国为隋代吐蕃之异称。⁽¹⁰⁾还有学者认为，隋代的附国与东女国之间似有渊源关系。史载，附国地域日渐东缩，而东女国的地域与附国东部地域吻合，疑附国成为了后来的东女国。⁽¹¹⁾

4.嘉良夷

毗邻附国东面。《隋书·附国传》载：“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有学者认为，这两条大水可能是澜沧江和怒江，则嘉良夷所在地是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¹²⁾有学者认为，这两条大水是指雅砻江和金沙江，则嘉良夷所在地是今四川西部地区。⁽¹³⁾更有学者马长寿指出：居于今川西康定、泸定、丹巴、汶川等县的“嘉戎哇”（藏语译词，意为住在接近汉族地区高山谷中的人），即古之嘉良夷人。⁽¹⁴⁾据《隋书·附国传》载，嘉良夷“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一切的“政令系之酋帅，重罪者死，轻刑罚牛”。嘉良夷“人皆轻捷，便于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身穿裘皮或粗毛衣，脚登牛皮靴，男子头戴形圆如钵的皮帽，妇女戴幂缡（罩巾）。喜脖颈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长，以金为首饰，胸悬直径三寸之金花。用长弓竹箭，持金属刀剑。实行收继婚，妻其后母及嫂，若儿、弟死，则父、兄纳其妻。民好歌舞，鼓簧，吹长角。流行鬼神观念，信巫尊祖。长者死，置尸高床，沐浴衣服，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先辈为鬼所取，我要杀鬼报仇。自余亲戚哭三声而止，妇人哭必两手掩面。送死者，先有“初葬”，死家杀牛，亲属送猪、酒；十年后有“大葬”，杀马待客多达数十匹，树立祖先神位，以供奉祀。

嘉良夷与中原地区来往得较早，隋大业五年（609），有60多人随附国使臣朝贡。岑仲勉说：“附国大而合，嘉良夷小而分，自必为所役属，故传有率嘉良夷之语。”⁽¹⁵⁾

5.薄缘夷

《北史》《隋书》都说，“附国南有薄缘夷”。据《隋书·附国传》，薄缘夷“西有女国（东女），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薄缘夷的风俗与附国相同，且为附国所役属。大业年间，薄缘夷曾有入隋朝贡之举，大约也是随附国使者一道前往的。在薄缘夷与党项之间，除附国以外，还散布着许许多多的羌人部落，如：大左封、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一作舂桑）、利豆、迷桑、婢药、大峡、白兰、叱利摸徒、鄂、当迷、渠步、桑梧、千碉等。它们“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隋书·附国传》）。

6.白兰

关于白兰羌的社会生活状况，《周书·异域上》说：“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据《册府元龟》九百六十一卷《外臣部·土风》说：“白兰土出黄金铜铁，其国虽随水草……以肉酪为粮，颇识文字。……国无常税。调用不给，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他贩则征物以赎。地宜大麦，而多芜菁，颇有菽粟。出蜀马、牦牛”，“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缡。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新唐书·党项传》说，白兰“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有史诗《白狼歌》传于世。

白兰与中原之间的交往关系，汉文史籍很少记载。据《北史》，北周保定元年（561），白兰曾遣使通贡，献犀甲、铁铠等物。唐高祖武德六年（623），白兰使者入朝。武德七年（624），唐以白兰羌地建立维州（治所在薛城，即今四川理县东北）和恭州（治所在和集，即今四川马尔康县东）。唐太宗贞观六年（632），白兰羌与契芘（古部落名，铁勒诸部之一）有数十万人内附。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以白兰羌地为剑州（治所在普安，即今四川剑阁县）。高宗龙朔（661～663）以后，白兰羌及舂桑羌、白狗羌之地，皆沦入吐蕃。这一地区的原居羌人，或为吐蕃所诱所用，或内附于唐，而散居至灵州（治所在回乐，即今宁夏吴忠市北），以及夏州（治所在朔方，即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其中部分人汇入了党项。

7.吐谷浑

这支辗转来到西部的鲜卑部族，依靠武力征服和政治联盟，建立起包融着许多羌人部落在内的具有民族联合体性质的吐谷浑政权，并占据了羌人故地极为辽阔的领土。史载，吐谷浑“治伏俟城，在青海（湖）西十五里……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¹⁶⁾。吐谷浑“地兼鄯善（古楼兰，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西北有流沙数千里”，被隋击败时，“其故地……自西平临羌城（治今青海湟源东南）以南，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巴颜喀拉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¹⁷⁾。吐谷浑“止于甘松（山名，在今四川松潘县境）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山名，在今青海黄河源西南巴颜喀拉山，地数千里”⁽¹⁸⁾。

吐谷浑人“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肉酪为粮”⁽¹⁹⁾。同羌人一样，他们也是以游牧为主，兼有农耕的民族。放牧的畜群，以牦牛、良马为主。特别重视畜种优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放牝马（母马）于隆冬冰山，繁殖出“龙种”之驹，还将所得“波斯马”牧于青海草场，繁育出能日行千里的“青海骢”。种植的作物有大麦、粟类、豆类、蔓菁等。采矿业与冶炼业的出产，主要有铜、铁、丹砂。男子常穿小袖袍、小口，通穿长裙，戴缯帽或幂缡，女子辫发，缀以珠贝。王者梳椎髻，戴黑帽，夫人穿锦袍长裙，戴金花首饰。吐谷浑人与羌人广为通婚，以致匈奴人称吐谷浑人为“阿柴虏”（含有“杂种”之意）。其婚姻形式多元，贫者仍旧是“窃女而去”的原始抢婚，而富家已经是“厚出聘财”的明媒正娶。同时，“父卒，妻其庶母；兄亡，妻其诸嫂”的收继婚制，还被保留延续着。普遍重视葬礼，应时须穿丧服。崇奉萨满教，有专掌筮占的巫师。拾寅执政时期（452～480），开始信仰佛教。通行汉文，并广泛用之信件、公文。有辇后大曲《阿干歌》代代流传。

吐谷浑有自己的部落酋长世袭制，酋长称可汗或大单于，酋邦内立有若干职官名号，酋邦以下的诸部酋长称“王”“公”。“准拟天朝，树置百官，称制诸国”⁽²⁰⁾，在由氏族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吐谷浑着重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吸收封建阶级的统治经验。先是在西迁初期出现了“长史”“司马”“将军”等称号，后来又出现了“仆射”“尚书”“郎中”“别驾”“侍郎”“博士”等称号，至伏连筹执政时期（490～540），吐谷浑的制官制度才逐渐趋于健全。其赋税制度和刑律都较为简单，“国无常税，用度不给，辄敛富室商人，以取足而止。杀人及盗马者罪死，他犯则征物以赎罪”⁽²¹⁾。

为了自身的发展，吐谷浑坚持实行同时向南北政权称臣贡奉的政策。既接受北魏、西魏、北周的封号，也遣使至宋、齐、梁朝寻求友好。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河西地区被割据政权占领的4～6世纪，吐谷浑经营着祁连山南的“青海道”（羌中道），其东西两端均与“丝绸之路”相勾连，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主要大道；还经营着环青海湖地区的“河南道”，渡黄河，越甘南，经川北，直下益州（今成都）等地，是西北地区通往南朝的唯一大道；另外，还经营着由环湖地区经祁连扁都口，抵今河北临漳的“北道”，将今甘肃的张掖、武威，宁夏的中卫、中宁、吴忠、灵武，以及今陕西、山西等地，联结了起来。在同中国南北朝与西域各国的政治、贸易往来中，吐谷浑不仅自身获得了不少实惠，还为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8.邓至

据《北史·邓至传》，“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可知，邓至羌居于白水江流域。白水江发源于今四川松潘东北，沿今川、甘交界地区，盘曲而流向东南方向，经今甘肃文县，至四川广元，汇入嘉陵江。邓至羌的活动区域中心地点是邓至（今四川南坪）。“其地自亭街（今属甘肃文县）以东，平武（今属四川）以西，汶岭（即岷山，位于川甘交界）以北，宕昌（辖境含今甘肃宕昌、舟曲二县，治所在今宕昌之东南）以南。土风习俗，亦与宕昌同。”

邓至与内地早有联系。北魏高祖时，邓至羌豪像舒治曾遣使内附，高祖拜为龙骧将军、邓至王。随后，邓至王遣供不绝。邓至与南朝也有交往，曾向宋文帝遣使献马，向梁武帝遣使献黄芪与马。从像舒治至像檐桁，邓至共历11世。西魏恭帝元年（554），邓至内乱，像檐桁失国，投奔西魏。西魏相宇文泰派兵护送像檐桁返还其国，并置邓州（治所在今四川南坪县东北）。至北周武帝宇文邕时，立国一百多年的邓至被灭。中心地区的邓至人，多融入党项羌；而汶岭（岷江）一带的邓至人，则与居地的羌人融合，演变为羌族。

9.宕昌

据《北史·宕昌传》，宕昌羌，系三苗之胤（后代）。周时，曾与庸（介于巴、秦、楚三国之间，国都在今湖北竹山东的上庸故城）、蜀（在今四川境内，国都先在今郫县，后迁至成都）、微（在今四川境内，以今巴县为中心）、庐（在今湖北境内，以今襄阳西南为中心）等国从武王灭商。宕昌羌本汉代先零羌、烧当羌之后，“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黑色公羊）毛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役。唯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俗无文字，但候草木荣落，记其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

宕昌首领梁勤，世为酋帅，得羌豪之心，自称为王。因居地宕昌（今甘肃南部之宕昌），故得称宕昌王。梁勤之孙弥忽，于北魏太武帝初年（太武帝于424年继位），便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太武帝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赐弥黄为甘松侯（甘松，在今甘川交界处的迭部）。此时，宕昌“其地自仇池（今甘肃西和县仇池山）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今甘肃天水市上镇）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宕昌向北魏“世修职贡”，北魏显祖孝文帝时（孝文帝于471～499年在位），宕昌王弥治遭吐谷浑侵夺，曾求助于北魏，显祖诏武都镇将救之。武都治所在今甘肃武都东南，辖境相当于今甘、陕交界处之武都、康县、成县、徽县、两当县、西和县等地。险情解除后，继立的宕昌王弥机，遣使利柱奉表北魏，贡献方物。北魏武都遭叛围，宕昌发兵救助，击破叛军。为表达友好之意，宕昌王弥机遣使子桥奉表北魏，贡献朱砂、雄黄、白石胆各一百斤。从此，岁以为常，朝贡不绝。北魏孝文帝遣使刘归、张察拜弥机为征南大将军、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后，弥机朝于北魏京师，因“殊无风礼”，被改授领护西戎校尉、灵州刺史，并赐以车骑、戎马、锦彩等，仍以宕昌王身份，遣其回国。

宕昌地处南北两朝的边地，为了谋求自身发展，既与北朝修好，也与南朝修好。宋、齐、梁各朝，对宕昌王均有封赐。宕昌向南朝贡献甘草、当归等方物，从南朝获得汉文化典籍。《南齐书》卷五十九载：“（宕昌王）使求军仪及伎、杂书。诏报曰：‘知须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远涉。秘阁图书，例不外出。《五经集注》、《论语》，今特敕王各一部。’”自弥忽始，宕昌连续九朝向北魏职贡不绝。后，东魏西魏割据，宕昌王渐怀背离之意，并多次率兵入寇西魏，而导致长期内乱。北周武帝保定初年（保定共5年：561～565），宕昌与北周通好，但同时又屡次侵寇北周边城。保定四年（564），北周武帝宇文邕诏田弘率兵讨伐并灭掉了宕昌。宕昌二百余年的历史宣告结束，后，于北周天和五年（570），其地被改为宕州（治所在阳宕，即今甘肃宕昌县东南，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宕昌、舟曲二县）。宕昌原族人或融入吐谷浑，或汇入党项羌之中。

【注释】

(1)参见《辞海·民族分册》，上海辞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2)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裔表》。

(3)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4)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5)参见《隋书》卷八十三《党项传》。

(6)参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党项传》。

(7)参见钱伯泉《西域的羌族》，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

(8)《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9)《册府元龟》卷九百六十一《外臣部》。

(10)参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6～274页。

(11)参见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12)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8页。

(13)参见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载《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浙江图书馆刊行。

(14)参见《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刷馆印行，1944年版，第61页。

(15)参见《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4页。

(16)《周书》卷五十《吐谷浑传》。

(17)《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

(18)《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吐谷浑传》。

(19)《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吐谷浑传》。

(20)《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浑传》。

(2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吐谷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