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并贯穿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现象解释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规律的总结中，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内容的考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将其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广阔场域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广博内容的梳理和总结总是需要通过对一定对象的阐释才能把握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基本内容的理解主要通过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公民、异化与解放、权力与权利、交往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获得。

（一）政治与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物质经济动因

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正确分析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着手，是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基本视角。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提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政治理想。通过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科学分析，马克思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和政治伦理理想。

1.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剖析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

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把政治同一定的生产活动方式联系起来。此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一再强调，一切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从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概而言之，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可以表述为：政治是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政治的性质是由经济性质说明的；政治变动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政治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政治的基本特征来自于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这一方法指明了分析政治本质特征的方式。

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生产关系的总和，即人类组织社会生产及使用工具的方式，构成了社会的真正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并形成了与此基础相适用的一定的意识形态。人类历史的进程尤其是政治变迁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将最终取决于人们生活资料和组织经济关系的方式。因此，人类进行基本社会资料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人类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列宁将其概括为：“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2]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的规定性，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方法论观点。其二，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的意义。任何时期的生产方式都可以说明当时的政治情况以致整个文化状况，而生产制度的变化则可以说明其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发生的相应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所描绘的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各个国家，在进行交往实践时以“经济实力”说话，以“经济实力”作为国际交往的筹码。正如鲍尔斯和赫伯特所说的：“以前提出来的所有思想，如权威、权利、自由、公正等，都被用来描述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明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应该这样界定。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不可避免具有政治意义。”^[3]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验教训时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4]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而言，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论述，正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界定政治、阐释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和国家理论，批判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并借此来论证社会主义民主，从而建筑起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

首先，政治伦理是基于社会物质经济基础而产生的意识形态，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主要起着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同时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剥削服务，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其社会作用逐渐走向反面，逐渐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无真正的政治伦理可言。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对腐朽经济基础认识和批判基础之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为在经济上还未独立的无产阶级以及在经济独立之后的人民大众争取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思想观念。

其次，政治伦理为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政治价值导向，这是思想意识上的政治保障，与政治制度一起确保政治文明的发展。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在本质上，政治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或集团，按照其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和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社会活动。政治总是关涉价值的，而政治伦理作为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标准，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指明方向，从而对社会经济基础施以积极的促进。政治归根结底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的生存发展活动状况本身的产物。从整个社会历史的高度看，一个政治体系是否先进文明，最重要的是看其政治伦理先进与否；然后要看政治伦理起到的社会实际效果，即能否满足反映和维护合理的、先进的经济基础及其他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因此，要以是否适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状况和发展要求，从而最终有助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标准，以衡量判断一切政治是否文明，政治伦理是否正当。

2.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民主之所以成为可能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长期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显然，在经济上不占有主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在政治权利上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指出：“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5]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力所有权归劳动者个人，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收益权归资本家，进而由所有权派生出占有权、经营权。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和要求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分权制衡”、“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思想，在历史上是有其积极进步意义的。但是归根结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只能是金钱操控下的民主，实际是在经济地位上占有主动的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民主。与此紧密相连的是，法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民主政治必须由民主权利来构成，而民主权利的基础又是以民众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确立的。作为资本制度的否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实现了劳动力所有权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归劳动者个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民主权作为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体现与保证，才能真正属于劳动者，民主才由此具有了真实性。社会主义民主制是立足于公有制经济，体现和保证其中权利关系的政治制度，它的核心权利就是公民的民主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自由、结社权、集会权等。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将经济和政治分离不仅不能带来社会经济的繁荣，更严重的是会造成对人权、民主、自由的严重戕害。在过去，我们曾脱离经济来谈政治，把一切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以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其结果是带来了社会经济的严重伤害，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打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在一些领域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政治谈经济、脱离政治民主来谈公有经济改革的现象。如认为劳动群众的利益只表现在生活资料上，否认其经济权利的要求，进而将他们排斥于政治之外，视政治权利只是政党和政府的专属权力。这种思想严重地地阻碍着中国政治民主的改革和社会进步。

因此，政治与经济的有机结合，才能使两方面健康发展，这种结合是政治伦理得以成长的基础。

首先，政治伦理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和政治主体伦理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工具性价值追求。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作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政治伦理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自然不能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而存在。因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现实需求，其理想目标与价值原则的设定与形成要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基础，能够切实解决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利益问题、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从此意义上说，政治伦理必须关注公民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关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关注人的现实发展。以公众的现实生活与利益需求为指向，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早就指出，完善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需要得到较好满足的基础上的，它汲取了发达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而又超越于它，它批判资本主义的非人性而寻求人的自由与平等。

其次，对经济利益合理性追求是政治伦理正当性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又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总之，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合理的利益关系，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判断。因此，当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的时候，马克思旨在说明物质经济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仅从“情感”与“思想”的角度领会“利己”与“利他”的对立，而主张“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也反对“进行任何道德说教。”^[8]

再次，对政治伦理的经济基础确认，是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方向。现代市场经济带来了人们世俗意识的觉醒，工具理性的张扬使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现实权益的满足。人民群众只有直接和真正地在现实中获得方方面面的实惠、利益和幸福，才会真切地拥护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忽略了政治伦理的维度，忽略了社会主义与人民之间存在的价值关系，离开了人民这个价值主体的需要去认识社会主义，因而脱离了人们的生活实际，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是深重的。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必须在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完成。当前，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病，解决政企不分，克服官僚主义，消除机构庞大和臃肿，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团结安定、政府廉洁高效，更好地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国家与公民：政治主体的伦理关怀如何实现

对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核心问题，寻求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充满活力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根本任务。

1.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正确把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认为：“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9]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国家“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生活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力。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0]。

19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清晰地表达了对国家与公民社会划分的真正的现代性的理解，明确地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区分开来，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做一种矛盾，这是比较深刻的地方”^[11]。但是，黑格尔仅仅把这种分离“想象为理念的必然环节，理念的绝对真理”，把国家看成是“精神理念的实体”，它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

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包含抽象、道德、伦理三个阶段，伦理阶段又分为三个环节，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所谓市民社会就是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个人的利益与需要、权利和自由成为市民社会的最终目的，相当于经济领域的“需要的体系”。作为伦理精神的发展，市民社会超越了家庭但尚未达致国家，市民社会是被“特殊性原则”所支配的，特殊性获得了全面发展和伸张的权利。所谓特殊性的原则，就是“涣散为多数”的独立的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原则，特殊性本身没有节制，没有尺度，倘若不受约束，必将导致道德沦丧,社会混乱，因而国家的干预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国家”是社会成员依照理性的指导在法律关系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联合体，因此，它既不同于自然形成的家庭，也不同于因相互的需要而将人们联结起来的市民社会，是最高的伦理实体。黑格尔认为，一方面，国家组织原则不同于市民社会以个人利益为其结合的最后目的，而是以普遍利益为目的的。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一种伦理精神的体现者倡导普遍性原则，个人在国家生活中获得普遍性原则，并把普遍性作为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黑格尔把国家归属于伦理精神发展的普遍性阶段,并对代表普遍性原则的国家的合理性的过分强调和理想化，使他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属于国家的结论。

对马克思来说，国家起源于私有财产和社会阶级的发展，国家永远不能代表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马克思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也并非由人的本质所决定，国家最终是为公民社会的主导利益服务的，“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12]。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保护市民社会的现实的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而社会就是这样现实的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论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首先，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是经验事实证明。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碰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他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比如，黑格尔认为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作为国家制度一个方面的法律，自然也就成为普遍理性和普遍利益的代表；而马克思在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条文作了具体分析后指出：“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13]再如，黑格尔认为立法部门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者，马克思在与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失败事实使得他认识到“省议会是怎样把行政当局、行政机构、被告的生命、国家的思想、罪行和惩罚降低到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的水平”^[14]。国家（指省议会等）并没有成为普遍理性、普遍利益的代表者，而是成为林木占有者手中的工具，自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占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和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都应该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应该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1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黑格尔批判性分析的结论进行了概括，他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16]“苦恼的疑问”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通过对社会事实的分析，得出的“结果”也就是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

其次，从理论上进一步确证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受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前提的决定，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理念发展的产物，是宇宙精神的体现，观念决定国家的形式和本质。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错误正在于颠倒了主体与理念的关系。事实上，现实的国家决定国家的理念，而国家理念是不能决定现实国家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利用费尔巴哈把被思辨哲学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重新颠倒过来的方法，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哲学理论前提即理念决定现实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而事实上发展却总是在谓语方面完成的。”^[17]这就明确指出了黑格尔在国家问题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前提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这是黑格尔思想进程的“根本缺陷”，就是把理念、绝对精神当作世界的本原和历史发展的动力，绝对精神正是由于自身的发展才产生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际上，观念、理念并不是主体，它们是思维的产物，是现实的、真正的主体的属性、谓语、宾词，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依靠于现实的主体。正是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确立起了其理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前提，肯定存在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决定存在，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是标志着唯物史观开始诞生的第一原理，它是唯物史观的的雏形。既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那么要理解国家就得先了解市民社会，而解剖市民社会就应该研究政治经济学，这就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伟大转向的思想动因。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正确把握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前提，也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前提。

首先，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真正矛盾关系是利益关系，对此的正确理解决定了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不同的利益诉求的关切态度。在黑格尔看来，国家能调节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而且只有通过国家官僚机构的公仆才能调和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公仆作为“特殊阶层”，他们的集体利益不是阶级利益，而是为共同利益服务的；所有的市民社会成员都可以通过竞争进入这个“特殊阶层”，官僚机构不是封闭的，而是真正代表了共同利益。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国家起源于私有财产和社会阶级的发展，而不是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调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关系，国家实质上反映并强化了市民社会中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国家作为一个强制性机构，其主要目的是维护阶级的划分及其利益，国家永远不能代表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马克思正是在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利益的关切中表达了对作为市民社会被压迫阶级的大多数的同情和支持，其政治伦理所维护的显然是广大的民众。

其次，对国家实质的理解是马克思对官僚政治批判的前提，从而为我们认识国家权力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判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一切关系都打上了商品货币的烙印，人们之间的一切经济关系都被淹没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中，人完全被“物化”了，“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在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拜物教的本质就是要维护和肯定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这种物役性。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过程中，批判了官僚政治，从而揭露了权力拜物教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18]换而言之，官僚对政治权力的谋取实际上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谋取，崇拜权力实际上是崇拜私利，——这就是权力拜物教的实质。在官僚政治的条件下，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少，直接取决于个人权力的大小，权力成了物质财富的象征。为什么在官僚政治条件下，权力具有如此的魔力呢？“权”可以变“钱”便是其实质内容。“权力权力，有权有利”，权力成为了一种获取钱财的工具，而且要比其他工具换钱要来得容易，来得迅速。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分析了梯也尔是如何由一个“穷官”变成了富翁的原因。当梯也尔第一次出任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还是一个穷官，在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梯也尔暴富之谜就是权力变金钱。

由于官僚关心和追求的只是个人利益，这就必然导致对国家、政府应有职责的懈怠和放弃，以及对工作的极端不负责任。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现实目的对官僚机构来说就成了反国家的目的……官僚机构认为他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19]当权力成为官僚谋取私利的工具的时候，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或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权力被官僚阶层所掌握，国家权力不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从而不能真正反映国家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实质上成了官僚谋取利益的工具，他们以权力为手段，通过追逐权力而达到追求财富的目的。国家最终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其任务只能成为例行公事，这也正是官僚主义、滥用权力、裙带关系、形式主义、特权思想、徇私行贿等腐败现象滋生的根源。

再次，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正确理解是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基础。在现代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民权成为民主治理的核心内容。公民权是社会成员的身份象征，它内含着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权利关系。一方面，公民应该在国家保障下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参加竞争选举等；另一方面，国家不是政府官员享受特权的保障机构，政府制定并实施国家的政策，政府必须对公民负责、对公民的利益进行观照，国家权力的体现是建立在公民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基础上来实现的。

寻求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充满活力、良性互动的关系，作为政治伦理的核心内容，这正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主题。

2.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主体关怀的现实向度：围绕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几个问题

围绕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几个问题是必须理解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现实向度。

（1）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能够通过价值共识达到充分界定和力量凝聚吗？马克思的国家阶级理论集中批判了市民社会的不平等是如何塑造了剥削阶级国家的专制性的。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性的制度，它导致了权力的极度不平衡，资产阶级因为占有社会利益因而完全占有权力，而无产阶级必将失去权力而深受压迫。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政治理论背景。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应该为公民社会的主导利益服务的，但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紧张关系造成了公民权利事实的不平等，消除这种不平等是所有公民的利益所在——这构成了市民社会价值共识的利益基础。

我们认为：其一，期望消除社会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价值共识基础，这种共识也正是剥削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价值目标。其二，利益一致的价值共识是理解国家工具性的重要维度。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具有暂时性，这种暂时性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完成它的使命。其三，在消除阶级剥削之后国家依然存在并不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缺陷，因为维护公民社会的利益依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目标，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治理”——依然需要，“治理问题没有衰弱，甚至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无国家社会中都不会消失”^[20]。

（2）国家的自主性来自公民社会，还是依赖于公民社会？马克思的结论是：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上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21]国家的产生无疑源自于公民社会秩序保障的需要，国家权力就是这种需要上升之后以强力的形式而存在，因此国家的自主性来自于公民社会，却又以相对独立的形式而存在。政治伦理就是以确保国家自主的公民性、维护公民社会良性秩序为存在理由的。

（3）谁来控制国家权力，国家的存在是为了谁的利益？政治活动的伦理调适旨在为国家权力的价值正当性作辩护，确保国家权力正确地行使。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把国家权力神秘化，视国家权力如宗教神学，视官吏为祭司，权力于是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这种权力神秘化奥秘之处：“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的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了国家精神即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了它的秘密。”^[22]马克思分析了在官僚政治条件下，膜拜权力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为少数人所拥有，一切社会事务只能由国家权力来管理和支配，这样就容易导致民众对权力的盲目崇拜。马克思说：“按照哲学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职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23]现实往往是：权力越受到崇拜，有权者就越得意忘形，恣意用权。

马克思在批判、揭露权力拜物教的基础上也指明了消除拜物教的途径和条件。一方面，消除权力垄断性，才能消除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只有消除了权力的垄断性，人们才不至于感到官吏们是“神圣”不可攀及的，才不至于感到权力是神秘莫测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张民主监督制（即巴黎公社式的），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监督制约国家权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拜物教的滋生蔓延。如果权力缺乏监督，权力势必失去约束而为所欲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消除了权力拜物教的社会基础，但其遗毒并未彻底肃清。因此，我们在新时期进行干部队伍建设时，更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权力拜物教。

“苦恼的疑问”成为马克思努力探索国家与市民社会真实关系的开端。科学始于问题，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科学发现使政治伦理的主体关怀落到了实处。关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正确理解，是我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重要启示是：党员干部到底为谁掌权、为谁用权？只有从认识上真正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是实践和体现权力道德的根本要求。

（三）生存与解放：政治制度变革的伦理追求与理想

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在英国海格特公墓悼念马克思时发表的讲话中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24]贯穿于马克思毕生使命的价值追求目标就是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地发展，而这个价值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对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对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得以实现的。

1.“生存”：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的基本伦理诉求

生存的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和基本问题。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针对普鲁士政府对出版自由的践踏、劳动人民艰难生存处境等等问题，不仅从道义上为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利进行辩护，而且从理性原则出发揭露有产者、国家政权和法律的伪善性。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马克思对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使得人的本质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比较系统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提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从而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2.“解放”：贯穿于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的伦理理想

在《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重要的文章，对人的解放问题进行了阐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次将人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系了起来。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26]解放的实质就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如是说：“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7]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认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中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可见，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它只是人类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28]

马克思关于“解放”的主题与消除人的异化紧密相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德国哲学广泛使用的“异化”概念用来分析社会关系，把它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由私有制的统治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特征：一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二是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最后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异化、首先是劳动异化的基础和原因，又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因此，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结束异化劳动，克服异化才会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条件，并由此更加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9]马克思正是深刻剖析了人的异化，从而为人的解放找到了必要性根据，并全面阐述了自己人的解放理想的基本内涵。马克思描绘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0]

马克思关于解放的思想贯穿了他整个思想历程，这根红线贯穿于在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它是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的伦理理想的实质性表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全面清算了以往的哲学信仰，并为实现人的解放找到了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使“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从而为人的解放探索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解放的价值理想表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否定了私有制，为消灭私有制作了政治经济学的论证。

（四）政治权力与权利：政治关系的伦理评判

政治权力是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特殊表现，它是一种政治力量，所要实现的目的与政治相联系，其形式表现为政治权力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制约关系。

一般来说，政治权力主体主要是国家。政治权力主体通过政治权力所要实现的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或价值。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理论，如替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专制制度辩护的神权论、“君权神授论”；资产阶级把人民主权学说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而政治权力的直接来源则是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中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实际结果。革命的政治权力最初直接来源于人民群众有组织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理论上和逻辑上说，革命的政治权力又来源于人民的信任和委托。

1.马克思关于政治权力的伦理正当性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31]生产关系决定政治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主导地位，国家政权是核心。正如恩格斯说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所以，这并不像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的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串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32]。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决定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建立在性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的政治权力关系也就具有不同的性质，对所有制关系的伦理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关于政治权力的伦理正当性批判的基础。

其一，对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非正当性的伦理批判。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导致政治权力的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产生于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权力作出了批判。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被视为私有财产的东西逐渐增多，对其的使用权递升为所有权，私有制于是得到了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从而具有最抽象形式的私人任意”，是“极端狭隘的、非伦理的、粗陋的意志”。^[33]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由于马克思已然认识到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私有财产又是市民社会的物质基础，因而初步提出并论证了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国家基础的思想。马克思针对黑格尔所谓“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指出：“伦理观念的现实性在这里成了私有财产的宗教。”^[34]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5]“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36]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在揭示物质生产与政治结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私有财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决定作用，“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37]。马克思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38]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私有财产的意志得以存在，并承认这种存在是政治国家的最高存在，是伦理生活的最高存在”^[39]。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着重分析了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氏族制度逐渐解体，而私有制、阶级乃至国家最终产生的经济条件，揭示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必然要消失，国家也必然要消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客观发展规律。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下，“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40]。

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通过对私有财产、私有制度及其建立在其上的政治制度的伦理批判，表明了对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非正当性的否定态度，从而表达了对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的正当性的肯定和赞扬。

其二，对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正当性的伦理肯定。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才能保障政治权力的公有性。马克思对私有制剥削性质的揭示和批判，旨在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成员公平、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支配权，要实现社会的平等正义，必须消灭私有制，代之以公平合理的公有制。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未来社会就是“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是一个“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41]的社会。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2]共产主义是透过消灭私有产权，去消除社会隔阂和阶级，以把全人类从压迫和贫困中解放的思想，并建立没有阶级制度、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政府，以及集体生产的社会。

公有制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属于全体人民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形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社会主义国有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它决定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互助合作关系和按劳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所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43]要实现政治权力公有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之间的各种关系。

2.政治权利：政治关系的伦理价值体现

政治权利就是政治参加的权利、民主权利，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的总称。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解释道：“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44]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利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法律制度确认，它是公民的经济要求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民其他权利的基础。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广度及其实现程度如何，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标志。

统治阶级利用法律确认人们的某种权利并赋予它以强制性的保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统治秩序。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人类政治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改变了政治权利的主体客体关系，使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政治权利的主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积极主张通过政治权力关系的改变实现政治权利，他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5]并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政权本来与社会是统一的，国家权力原本来源于人民，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政权变成了与社会对立、与人民异化的社会力量。只有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后，国家政权才能回归社会、回归人民，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统治是崭新的民主形式，公社的权力机关是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要对人民负责。公社是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46]的专政。

良性政治关系只有在剥削制度消除之后，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掌握了政治权力之后才能建立。这种政治关系的政治伦理目标概括起来就是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

（五）交往与实践：政治交往伦理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对后工业社会某些特征的“惊人的预测”，在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对异化社会批判的基础上进而对属人世界的阐述、世界历史转变和全球化的分析以及对于整个历史、思维辩证法的揭示等思想中，贯穿这一切的核心观念，不是别的，正是交往实践观。可以这样说，构成马克思现代性哲学视野的正是对资本全球化的认识和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照。正是这种现代性哲学视野，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具有了世界性和当代性的价值。

1.交往及其形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对自然的依赖问题上提到“人与自然交往”，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

1845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普遍交往”等范畴，系统地提出了交往实践的思想。马克思还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分工的相互关系，以及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术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频繁使用了交往范畴。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作了三个形态的划分，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7]。在这三种社会经济形态中，物质产品交换也具有不同方式、内容、手段和结果，呈现出不同的社会交往关系，与此相对应，社会交往形式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物的依赖关系的交往和自由交往三个形态。第一种交往形式即以人的依赖关系或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交往，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其特点主要是：“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一方面，人与自然界的狭隘关系约束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尚处稚嫩状态。因此在这一交往形态中，维系交往关系的纽带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第二种交往形式是依赖于物质的交往。人要生存，必须要有物质需求的满足，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成为了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所以这时劳动和生产在这一阶段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发展的助推器。这种交往形式对应的是资本主义阶段，其重要特征是，人不是依赖于他人而存在，但人却拜倒在物的脚下，成为了物的奴隶，这时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和“异化”了，人的交往关系受制于物的关系。但是，就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而言，这种交往形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人类交往。第三种交往形态是自觉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往，这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其重要特征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此时，人的交往实践活动能够表现出人类活动的完整性，表现出人全面发展的丰富性，真正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主活动，而交往的主体也成了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交往范畴的内涵非常广泛，涉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这种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交往实践活动。

2.交往实践观及其发展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全面的阐述。

首先，交往实践是主体的客观物质性交往活动。马克思强调，人是现实的个人，个人是社会的起点，个人在社会生产和经济交往中获得自己的个性。因此，交往实践首先是一种客观物质活动，即社会生产行为。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将交往仅仅理解为一种与生产相分离、与物质实践无关的情感性关联，而是强调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交往活动的历史本性，认为人们应当在理解周围世界时诉诸感性的交往实践。由此可见，马克思交往实践观是区别于从客体的和直观形式来理解事物、感性、现实的旧唯物主义，也区别于仅从精神、抽象能动性来理解实践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其次，交往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过程。一方面，从交往的内容而言，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人员等等交往，包括从物质交往到精神交往、语言交往及其他形式在内。物质交往是基础，因此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一开始就从属于作为“物质交往”的交往实践。另一方面，从交往的范围而言，交往最初以自然交往为基础，最后发展成为后天社会化的交往活动，交往的地域性也由家庭、氏族的范围逐渐发展为今天的世界性交往，一切个人、民族、国家等都处在社会相互间的交往中。

再次，交往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促成了世界的一体化，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民族和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8]随着人自身发展的进步，社会交往已经跨越到全球性交往，“历史”也转变为“世界历史”。全球性的交往将进一步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全球性的经济交往将使生产力发展世界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最后，交往实践是将社会关系与现实人统一的基础，是打开历史和人双重本质的钥匙。马克思认为，旧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或是对单个人“类本质”的抽象直观，而新哲学的立足点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组合而成的社会化的人类。社会是由交往整合而成的人类共同体，不是对个人抽象的直观。社会化的人类是由交往关系整合而成的主体形态。阶级、民族和集团都不是由该共同体中孤立分子抽象属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处于交往关系中整合成的共同体。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9]唯有在交往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人，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

3.政治交往与政治交往生态

马克思的交往形态理论表明了作为历史发展深刻内容的生产力及其劳动交往方式是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具有客观必然性。交往形态的变更、社会所有制形态的变更、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具有统一性，只有将三者结合理解，才能全面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马克思蕴含在交往实践观中的政治交往思想，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交往思想的现实意义。

首先，政治交往建立在“类存在物”的社会交往关系之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50]马克思正是在对“类存在物”的把握上，阐释了人的政治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说：“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1]由此可见，“类存在物”的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概念有相通之处，作为政治交往主体的人，具有“类存在物”的本质。

其次，政治交往突破地域性，使政治交往生态逐渐具有世界性特征。马克思从世界普遍交往观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2]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3]经济交往的世界性带来了文化等各种交往的世界性发展，必然造成各种矛盾问题的出现，并集中地反映在政治交往当中，以政治交往的矛盾及其解决为主要表现形式。历史实践证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以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迅速扩展；到20世纪初，由于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大大发展起来，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列宁在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54]“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55]政治交往突破地域性，使政治交往生态愈来愈朝着国际性方向发展。

再次，政治交往的世界性蕴含着政治交往生态的价值理想。其一，政治交往的世界性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和推动的，政治交往生态的形成和构建需要生产力的世界性进步。1846年马克思在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力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56]生产力和经济的进步，必将推动政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形式的进步，推动人类社会朝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其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同时又是历史主体不断发展与解放的过程。历史主体的发展与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场域。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事业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中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最后，政治交往的发展为世界性政治交往生态的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普遍的全球性交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宽阔的平台，为世界性政治交往的生态建构指明了发展的路向。随着全球性交往不断深入，人的全面发展也必将更加丰富和完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人类也将成为一种可能。总之，交往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有机统一的。随着交往的日益普遍化，人的全面发展也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另一方面，普遍的全球性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国际化，为世界性政治交往生态的构建提供了具体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人与人之间经济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全球性的政治交往也丰富化，如何实现政治民主，为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提供政治保障，越来越成为现实的需要。只有在全球性政治交往生态的建构中，国际政治才能良性协调地发展，人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实现才能更有保障。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性的资本全球化图景的描绘，正是他的交往实践观的创建。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建立了宏大社会历史视域。交往实践是促使世界普遍联系、生产力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动力，因此交往实践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在异化的社会即“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被还原为商品货币关系，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控制着人的精神世界，因而这一阶段上人的独立性不过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即对商品货币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而在物统治着人，人对物严重依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必须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的情况下，人是不可能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的。只有重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使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而丰富的社会关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此时“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7]。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包含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三个层次。交往实践观关注人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注视现实中人的生存及生产中的交往意义。概而言之，“马克思批判性反思、科学把握资本全球化的本质性环节的理论核心是交往实践观。交往实践观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基本视界，即哲学世界观”^[58]。

4.政治交往伦理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为现代政治交往提供了伦理观的指导，特别在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广泛的变化，政治交往伦理的建构日显重要。

首先，消除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导致的普遍异化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治伦理目标。“世界历史”即全球化是资本存在的总体方式，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体系的总体存在方式，而这种资本全球化必然导致普遍异化，消除这种异化就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共同目标。

其次，政治交往伦理围绕“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主题展开，以实现“人类解放”为旨归。马克思在其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再一次根据各民族和地区之间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指出落后的东方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取决于能否借助于在全球化中进行的世界性交往所获得的资金、生产力、文化和科学技术。马克思的政治交往实践观的伦理思想为我们提供的不仅是落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方向，也是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显示优越性的重要方式，更是国家交往中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政治交往的必要原则。

再次，政治交往伦理成为全球化国际政治交往活动的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交往伦理对于处理当今国际政治问题依然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原则。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统治简化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同时也简化了世界交往关系，它将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59]。在资本的统治之下，正义、公平、民主和自由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虚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