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1）萌芽阶段，即以1920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完成为标志。（2）初步实践阶段，从1921年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3）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阶段，时间跨度是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民主道路的探索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4）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政治伦理的曲折发展等阶段。

（一）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萌芽

毛泽东出生于一个封建农民家庭，自小从家庭中感受到封建宗法社会不平等和等级秩序强势压制，对父亲的反抗和对母亲的支持培养了他对封建强权的反抗精神和对弱者的同情心，也在他心中播下了对政治关系敏感意识的种子。毛泽东幼年在私塾接受旧式教育，但他除了经书之外，更爱读一些被私塾老师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隋唐演义》等小说。这些小说促使毛泽东对封建专制政治统治进行深入思考，对其政治伦理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0年毛泽东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接触到一些新思想，促使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勉，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1年春，他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开始到长沙求学，也开始了思想的一个新时期。期间，毛泽东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后来，他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入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列兵。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于1914年与一师合并）。在此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他主要接触了东西方一些伦理学著作，并提出了“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来进行人心道德改造的主张。同时他还成为了《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对各种文化的接触和学习，实际上也是各种政治文化的相互碰撞，但是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接受促使毛泽东进一步开始了政治伦理思想的蜕变。

1918年4月，毛泽东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开始正式走向社会。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这一时期，毛泽东所主张的改造社会的手段，已从人心道德的改造转向大众联合的政治革命。毛泽东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多种途径，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且真切地认识到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就必须走俄式革命的道路。

在这段时间的探索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和吸收，对政治伦理观念的变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迪，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迅速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矢志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

（二）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初步实践

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初步实践阶段是以实现国家权力主体归属为逻辑起点的。从1921年起，毛泽东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在组织中承担自己的义务和工作，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开始初步实践。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依靠农民同盟进行革命的主张，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标志着毛泽东政治伦理初步实践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正确解决了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是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下阶级分析论的典范，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科学地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正确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对农民主体力量的重视，表明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民本性”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在政治伦理意义上深刻把握了革命的本质，并于1927年中央“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革命是改变政治制度的根本力量，正如亨廷顿所言：“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2]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枪杆子”实现国家权力主体归属成为毛泽东实现“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

（三）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

从1927国民革命失败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如果说“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从总体上说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那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所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关于政治伦理的论述则标志着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正式形成。

1928年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策略，是毛泽东为实现国家权力主体回归的革命策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毛泽东阐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和组织农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农村聚集和发展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实现国家政权的人民主体回归。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了《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明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政党伦理建设的光辉著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以上著作，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政治伦理的主要内容，如政党伦理建设、政治伦理的制度保障和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共产党人的责任等。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4]“人民民主”是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政治学范畴，这是政治伦理的一个伟大创造。《论人民民主专政》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民主政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标志着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取得了主导性地位。历史已经证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政治伦理的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产物。以至于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凯歌声中，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5]

（四）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社会主义实践

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大经验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使得国家权力主体权益的实现得到了切实的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确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人大制度的基石，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反映了毛泽东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2）实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的统治性质，其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政治权力的主体归属，防止政治体制与人民的分离，避免“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倒置，杜绝国家对社会的异化。（3）实行“议行合一”的组织运行方式。议行合一在国家机关间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与行政的统一”，全国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它直接行使最高立法权和最高决定权，同时组织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机关，分别赋予它们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并对这些权力的运作实施监督。这种建构蕴涵着“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4）在政治系统中，各民族平等地决定和管理国家大事，也就决定了政治民主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获得了有效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是政党保持政治合法性的有效途径，使得社会主义民主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相互合作共事的制度，即中国共产党实行统一领导，各民主党派既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为基本原则。

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政治制度的价值追求为出发点，寻求政治民主的正义保障，才使得中国政治的发展凸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伦理的正当性。毛泽东政治伦理的正当性与政治的合法性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政治秩序体现出一种普遍被认可的价值，即在实践中在机制和运行上尽可能地体现有助于实现大多数民众追求的理想价值，由此广大民众才会产生这样一种信念：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的。

1966年至1976年，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遭受严重挫折，完全被政治斗争的工具性所扭曲。“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左”倾错误发展到极致，不仅造成了政治伦理的严重倒退和混乱，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的连锁式反应的道德危机。这一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背离了原来所坚持的正确的政治伦理导向和政治伦理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