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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何以可能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主要是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事实的批判和对新政治价值理想的确立而出现于人类政治伦理思想的舞台。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封建政治已经解体、资本主义政治方案无力解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主要是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事实的批判和对新政治价值理想的确立而出现于人类政治伦理思想的舞台。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封建政治已经解体、资本主义政治方案无力解救中国政治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批判继承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实践相结合的历程,同时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伦理思想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锻造。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批判继承与超越。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强调“把政治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用某种伦理观来指导自己的政治统治,规定自己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贯传统的特点。”[1]孔孟的德性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活水源头,强调的是德性之治,强调的是“修、齐、治、平”的逻辑推展;但自汉代董仲舒创立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德性伦理被纲常化,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发展最终因其工具化,“德治教化”的乡愁梦幻并没有落到实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向来重视整体而忽略个体,强调个体对于群体的义务和责任,个体利益被淹没于群体利益之中,个体消融于群体之中。

1.“永恒的乡愁”——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价值体系中的整体主义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笼罩在“普遍皇权”(universal kingship)之下,表现出一种政治伦理的整体主义。政治整体主义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强调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政治伦理中的核心和一贯思想。要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的整体主义,我们不能忽视两点:其一,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长期存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在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却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统治。其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把“人道”作为重点,使道德观、宇宙观、认识论交织一体,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这种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体现在天人、群我、他我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物我统一、人我和谐的整体性意象。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隔绝机制,东临浩渺的太平洋,西南是险峻的青藏高原,西北是漫漫的戈壁,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从而也形成了一种大一统的社会理想,——儒家的全部思想学说也正是为实现其“大道”服务的,追求的是“天下有道”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另一方面,与宗法制相联系的家天下、家族制、家国同构在“礼”的维系下,形成了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个体对于“公”、“整体”及其代表的统治者唯有服从,个人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整体的发展为转移,——政治整体主义的价值观由于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得到肯定和弘扬。

在政治整体主义的价值观背后,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论争。从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共同体内部就奉行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朴素道德风尚,从尧舜到周公的礼乐之治,“有孝有德”、“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突出地显示了宗法道德、王者之德及其政治作用。自春秋伊始,“周德”衰微,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到孔子时代,“礼乐之治”的理想政治已一去不返,——正因为如此,徐复观指出:“礼乐之治”成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2]。这种“乡愁”氤氲着整体性失落的惆怅与悲哀,成为儒家伦理思想锲而不舍、永恒追寻的“在水一方”的梦中“伊人”。

在孔子的理想中,“爱人”——“忠恕”的“仁爱原则”、“仁”、“礼”统一的社会伦理模式深刻地体现着他对血缘宗亲观念的重视和对政治与伦理合而为一的期望,他的政治理想就是通过礼乐教化而达到“均、安、和”的美的境界。在孔子的整体主义观念中,群体应该以个体互爱为基础,个体则以对群体的认同和关怀为目的。及至墨家,其群体原则从“爱无差等”的“兼爱”立场出发,强调个体利益对群体利益的绝对服从,认为个体应当无条件地以整体为转移。墨子贵义尚利,而其所尚的“利”主要是指“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而其“天下之利”又包括“天下之富”和“天下之治”。法家从法律关系方面突出了个体对整体的义务以及整体对个体的控制,与墨家强调整体的目标在民不在君不同,法家的整体主义是一种国家主义,为专制君主服务。

正统儒学的政治整体主义在整体至上的前提下,仅仅肯定个体在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却抹杀了个体的自主能动性,在维护封建君主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呈现出整体主义的特征。

其一,中国传统的政治整体主义是一种重视道义的道德决定论。整体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核心,表现在道德价值论上就是公私、义利之辨上特别强调“公义”和“公利”。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墨子主张贵义尚利(天下之利),孟子主张“去利怀义”和“舍生取义”,及至董仲舒则主张“正谊不谋利”,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则走向了极端。这种贵义或尚利的传统,归根结底乃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整体主义。

其二,中国传统的政治整体主义是一种注重精神境界的伦理价值学说。群体本位的整体主义是依靠宗族的血亲、世系等关系来形成、维系和巩固的,国是统治家族的放大,家与国是一个整体,于是“身、家、国、天下”联结成整体性意象,孵化出具有生命力、凝聚力的整体主义精神。——这一精神,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化,成为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统一的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基础。

其三,中国传统的政治整体主义因其和的精神(如“礼之用,和为贵”[3])、仁的精神(如“好仁者,无以尚之”[4])、大同精神(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5])、自强精神(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6])、礼的精神(如“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7])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8]提供了伦理资源。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西化派思想家林毓生认为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指运用科学理性和批评精神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中国传统的政治整体主义文化内核,体现的正是儒学中的“历史文化优先”的意识和原则。当徐复观说“礼乐之治”成为儒家的“永恒乡愁”,那是对整体性失落而生出的悲叹。现代新儒家却以一种勇敢而乐观的态度、同情和敬意的心情,呼唤“整体性”的翩翩归来,他们认为儒家伦理文化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智慧和伦理精神,他们强调以内圣驭外王,以通过提高道德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重新构建道德的形而上学。

其四,中国传统的政治整体主义为实现封建社会控制和协调人际关系,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因其对个体的漠视以及与专制主义、王权主义的媾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愈加凸现了其负面作用。比如,儒家的整体主义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导致了专制政治;就社会生活而言,导致了个性保守、压抑,创造性受约束;就社会结构发展而言,导致了自我封闭,从而使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步履维艰。

自近代以降,许多人疏远传统文化似乎成为一种潮流,对文化传统的失落感和夹带悲观主义的追忆情绪弥漫扩散,失去传统的整体的感觉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性文化乡愁。因此,为整体主义注入新内涵,实现整体主义的“开新”(新儒家的唐君毅先生的“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说正是一种努力),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伦理基础和动力,将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话题。

2.整体主义的“开新”——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思想批判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整体主义精神可谓源远流长,正是这种崇高而朴实的政治整体主义思想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是新形势下政治整体主义的新发展,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首先必须实现对政治整体主义的开新,实现结合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发展。

(1)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整体性观照。马克思主义所观照的整体是现实社会的整体,是个体与整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整体。卢卡奇是第一个提出整体观在马克思方法论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家,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它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之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究其原因是其整体观具有前所未有的科学性:其一,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理解社会,即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理解社会,使得马克思主义整体观超越了个体主义者又超越了以往的整体主义者。其二,在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上,科学地解决了人的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人的活动愈具有社会性,人就愈具有独立性,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是独立的动物”[9]。其三,正确地处理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即个体的充分发展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而集体的生存和发展也是通过每一个个体而存在和发展的。

(2)马克思主义的开新的整体主义是一种全方位的整体主义。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整体主义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自由、民主等价值目标,为我们提供了处理“现代人的问题”的基本准则。我们既要着眼于人类整体,又要摒弃现代激进的个人主义,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建立一种整体的、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者认识到“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10]他们把人看作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即“关系中的自我”(self-in-relation),——这种思想给我们思考社会主义中人际关系问题一种切近的启示。其次,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则,按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1]。无论从哲学的层面还是从科学的层面探讨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的普遍共识已经形成:地球是我们的家园,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三,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表现。马克思曾经把人和社会历史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第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第三,“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形态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12]这三种形态的依次发展显示了只有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阶段,人才“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13]。新形式下的整体主义,应该是前所未有地关注人、为人的发展不断创造条件的整体主义。

(3)集体主义原则——对中国传统整体主义的超越。集体主义原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论述了“虚假的集体”和“真实的集体”的区分,“……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被支配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假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14]。“真实的集体”一方面是各个自由劳动者的联合,另一方面使每个个人通过这种联合而获得自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促进社会公正的精神动因,是实现人的价值的道义保证,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也是人民当家做主、享有广泛民主的可靠的政治保障。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贴近

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尤其遭遇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与冲击,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现代性视野正在被消解,而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是如何可能的将成为而且继续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当代性是历史在当代显示的意义和价值,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闪光。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及其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指导正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展现。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落实于对当代政治生活的贴近,体现的是当代性的视界和特质。

1.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价值取向的当代转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的当代转化体现为对生存论的超越,转向了整体人类的生活现实。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正是立足于当代政治生活,对异化、消费、生产、价值、意义等问题进行批判性思索,以期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问题作出评价和指导,由此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当代意义,敞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之途。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的当代转化是对生存论取向的超越,表现在于它对现代性面临的严重问题作出了回答。现代性面临的问题,“最为重大的无疑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挑战”[15]。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来揭示现代性的特征、意义及其历史限度,并且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解放只不过是政治解放,这种形式的解放并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逻辑点和关键点是“资本”,但立足点却是“人”。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人处于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束缚和压抑,人的全面发展仍“在途中”。在对人之变化着的当代政治生活境遇性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关切的目标指向总是确定的、深远的和终极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对生活实践的关注,不仅为解决现实的发展问题和对已存在问题进行思考和纠偏,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现实政治生活进行前提性的价值批判,从而为消除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异化提供价值合理性的途径。

2.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引领政治生活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正因为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的切近,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在当代就更有时效性。

马克思认为:“哲学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6]正因为如此,当代政治生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现实根基,对政治生活的实存性强调就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关键。正如马克思透过纷繁复杂的商品现象揭示了商品之谜即隐藏在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关系一样,马克思正是透过丰富多彩的生活现象探究了政治伦理之谜,即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为我而存在”的社会关系,成为我们深入社会生活、探究其中意义所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当代性,应当落实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种种社会关系的矛盾化解。

从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现阶段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描绘的人与人的异化状态。尽管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异化劳动造成了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本身和劳动者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同人相异化,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与人的异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与人的异化必然导致生活中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和矛盾冲突,必然存在人被当作工具或手段的状况。如何优化政治实践交往关系,使每一个人尽量“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7],将成为政治文明建设实践中的重要而亟待完成的课题,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8]。只有政治昌明、政治生活民主、政治氛围自由的社会中,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和谐,人的全面发展才有现实的依据。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马克思曾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9]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离开社会,人的本质和特征也失却了解释的依托而无法把握。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如何在良性、公正的政治体制保障下,使公民社会性焕发,从而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健康发展,避免“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21]状况;如何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营造公平正义、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从而促进个人的自觉自由发展,这是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22]“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而且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3]。人与社会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过程,如何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构建和谐良性的社会环境,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另一重大课题。

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出发,与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关注民生,关注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进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价值体现。正是从对政治生活以上种种矛盾化解的引领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当代性正散发着春天般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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