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题中之义

二、民族化特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的政治发展的实践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如何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资源相融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

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的政治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已经、正在并且将继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如何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资源相融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必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要实现中国化发展，必然要实现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的有机融合。因此，我们强调“中国”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蕴涵着一个基本的内核，就是民族的、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特质。

当前，如何建设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轻视、更不能抛弃悠久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我们在研究西方政治伦理思想时有一种倾向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照搬”或“移植”西方政治伦理的术语、模式、建构方式等，而“自贱”地认为西方政治民主范式“先进”、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落后”。达亚·克里希纳在《比较哲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一文中深刻地分析了这种现象：“每一种文化应该以自己的衡量标准来观察其他文化，这样它们就依次成为比较的主体和客体。但是，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以及被观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们把西方的范畴和理解标准内在化了，以至于他们用从西方得到的术语来观察、理解和比较他们自己的文化。”^[5]德里克在《后革命氛围》一书中，以中国为例分析了新儒学、东方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离开政治经济霸权，欧洲中心主义最多是个狭隘的种族中心；离开东方人的参与，欧洲中心主义也不会普遍化。文化霸权不仅是在经济政治的物质交流过程中发生的，而且被压迫者也自觉地从文化上参与了霸权的建构。^[6]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以儒家文化和“道”说为载体，纵贯古今，绵延数千年，有着完整的传统、话题、术语和言说方式。但是，现代西方政治民主的思想的涌入似乎使处于中心的中国政治伦理思想话语逐渐走向或正在走向边缘，这种逆转必然使思想和知识失去依据，似乎“中国式”的政治伦理思想逐渐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7]。“失语”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传统的丧失。正因为如此，中国政治民主建设必须掌握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现代性问题发问、解答的权力，而中国政治民主建设面临的不是要不要现代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现代性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指导下，提升本民族政治伦理文化精华，克服妄自菲薄和骄傲自大，才能使中国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真正得以发扬，并使之与现代化和全球进程相一致。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来形容那些文化上无所归依的民族的精神状态。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8]。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建设有着十分积极的启示作用。因此，我们相信：民族化、时代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