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秩序的创新发展

二、制度与心灵的双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秩序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传入和发展，引起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革新和政治生活变革，带来了中国现当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伟大变迁。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的新境界，实现了政治哲学的变革，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改变了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格局，推动着当代政治文明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概而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从制度和心灵的两个维度实现了政治伦理秩序的创新发展，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制度秩序与心灵秩序：政治伦理秩序的双重维度

著名英国哲学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将社会秩序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设计的秩序即自生自发的秩序，一种是设计的秩序即人造的秩序。他称前者为“传统”，后者为“制度”，认为伦理属于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一类。^[26]相对于设计的秩序的强制性，自发的秩序能够通过人们同周围环境的不断调适，提高人们对未来的适应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哈耶克特别重视自发的秩序，认为自发秩序“乃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哈耶克的观点有些绝对，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设计的秩序也是必需的和不断扩展的。伦理秩序是通过伦理规范的约束和社会个体对伦理规范约束的心理认同而实现的社会秩序，它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伦理规范体系；二是通过一定的规范体系而建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合理、良性、有序的应然状态。作为一种规范体系，伦理秩序随着社会生活的个体化、经济交往的自由化、人际交往的复杂化、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而发生变革；作为一种应然状态，伦理秩序是一个社会发展追求的良好运行状态。“伦理秩序”作为一种“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存在”^[27]，首先是一种客观性关系结构,这种结构自身具有客观交往规则，并以制度秩序为表现形式；其次是作为一种主观性追求和表达，并以心灵秩序的形式得以呈现。

所谓政治伦理秩序是通过政治伦理规范对政治主体的行为和心理实施影响，从而实现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良性发展的秩序状态。

一方面，制度秩序是政治伦理秩序实现的刚性基础和保障。制度秩序是在一定的政治价值目标的引导下通过一整套规范体系而实现的。首先，政治价值目标是制度秩序建设的出发点。政治价值目标确保政治制度秩序的方向性和正确性。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而言，政治价值目标确立起着旗帜和标杆的作用。任何政治制度的设计，“都必须兼顾两项最基本的政治价值：政府的权力必须完整强大，而人民的权利必须获得最坚固的保障”^[28]。“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秩序建构的根本目的。再次，政治制度规范是制度秩序的基本内容和根本保证。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的制度化，因为制度化实际上意味着理性化、正规化。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由利益的高度分化引发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社会伦理失序的诸多问题等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资源的整合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持，但也必须有制度的制约，才能使多元利益主体有秩序地参与政治生活，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在发展中求得和谐。因此，在政治伦理秩序建设过程中必须使制度与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政治伦理秩序的制度化一要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形成良好的政治民主提供有效保障，二要通过制度安排，反对和剔除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展的行为，从制度上对此进行惩治。

另一方面，心灵秩序既是政治伦理秩序得以形成的前提性的心理基础，也是一定制度秩序良性运行后社会心理的和谐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政治伦理秩序的建构必须有赖于心灵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如果说制度秩序立足于社会经济政治秩序而对人们提出普遍的政治伦理要求，其核心问题是“应该怎样”；那么心灵秩序则指政治信念、政治价值理想、政治道德主体性的确立，强调政治活动主体的自觉性，其核心问题是“我要怎样”的问题，达到一种对政治理想信念的自觉服膺。

真正具有渗透力的政治伦理既是理性化的，同时还包含政治活动参与者的主体性体认、认同、向往和信仰，——对政治价值的认同和政治理想的信仰构成了政治伦理秩序长久而深厚的心理动因。正如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者马丁·路德所认为的，人的信仰就是人的一切，人只要有了内心信仰，无须外在的法律和戒律来约束，无须善功和赎罪，就可以得到基督的公义和永恒的生命。政治心灵秩序关注于政治情感的生成，把政治活动置于人性的基础之上，使政治真正成为主体人的社会存在方式，避免了将政治与人性割裂而使政治规范苍白无力的偏颇；关注于政治行为的发生动机乃是主体的内驱力而非外界的强制性，使政治活动的工具性与人类社会、人的最终发展相契合而不是相背离；关注于政治行为结果上的内心体验，求得民众广泛的内心的平和、愉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伦理秩序的建立不能局限于伦理制度的规范秩序，而更应该注重人的心灵秩序的建构。

心灵秩序的发生过程是由政治心理到政治认同，再到政治参与和政治结果共享的过程。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现象、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应。政治心理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的政治心理素质，包括对政治的兴趣、政治的效能感、政治知识、公共责任感等，从而导致了个体现实政治参与的差异。政治心理是前提，是一切社会政治良性运行局面的基础，在其上才有可能形成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主体对政治统治体系（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运行）的一种主观、能动、积极的反映，是心灵秩序建构的最重要的环节。只有广大民众对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表现形式产生政治认同，才能形成政治参与和政治共享。政治参与是政治心理和政治认同在行为层面的反应，是心灵秩序的外在表现。政治共享是政治心灵秩序形成所达成的一种美好的、和谐的状态，它表明政治价值性的获得。

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秩序的建构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伦理秩序的制度秩序建设和心灵秩序建设这两个方面的健康互动，将形成一个动态的政治伦理秩序建设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实现新的发展和新的跨越。

（二）制度变革：中国政治伦理制度的历史性转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伟大的探索。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独特贡献在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实践及中国政治伦理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实现了中国政治伦理制度的伟大变革。

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政治伦理制度的历史性转型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其二，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从而实现了政治伦理制度翻天覆地的新变革。

首先，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实现现代中国政治伦理制度历史性转型的基础性工程。所有制问题是判断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为公有制的建立扫清了障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9]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次，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是实现现代中国政治伦理制度历史性转型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问题成为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具有国家大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30]这一国家性质的根本原则在后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得到确认。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都作了明确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31]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凸显人民性，正是新型政治伦理制度最根本的特征，区别于中国传统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伦理思想。在重视人民主体地位的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制度建设，从而为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预设了政治上层建筑的保障性措施。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认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32]。

毛泽东正是基于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的主体归属，实现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民主的价值导向和价值共享，从而实现了政治伦理制度前所未有的变革。但是，毋庸讳言，毛泽东对政治伦理制度的历史性建构过多地强调、甚至夸大人的主体性作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制度秩序的建立“源生于战争时代的‘革命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经验积累与有效利用；依靠‘领袖权威’和‘道德英雄主义精神’而树立起来的社会‘信念伦理’或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原苏联影响的共产主义道德的思想宣传和理论建构。在实现国家政治解放和社会结构性变革的非常时期,这些因素对于创建新的社会伦理秩序、规范民众道德行为、整合民德民心等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33]。这种历史性缺陷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认识并改进。

邓小平更强调的是制度建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政治家，更多是从制度上考虑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我党过去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34]。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35]。“制度是决定因素。”^[36]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认为，稳定党的政策，巩固社会主义也要从制度上入手，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要从制度上维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邓小平重视制度建设，他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7]。首先，制度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制度从本质上说，体现了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制度一经形成，就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言行，使人们的言行自觉地纳入制度的轨道上来，“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8]。其次，制度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制度就其本质功能来说，它是对全局起作用的，局部、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全局。再次，制度问题是关涉社会主义的稳定的重大问题。虽然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制度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但是这种完善是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保持制度的稳定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正常、有序进行，“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9]。最后，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是一个带有长期性的问题。制度一经形成，就要长期坚持下去。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入手，多次阐述了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要长期坚持下去。

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推进了中国政治伦理制度的历史性的当代转型和深化，使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成为新时期的政治共识。

其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往开来，使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在制度的保障下实现了新的发展。正如本书前面所述，为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确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江泽民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伦理核心思想——“以民为本与执政为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以爱国主义作为新时期政治伦理的精神之魂，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以凸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有效回答了新时期政治伦理建设如何实现的问题。在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推进下，从政治价值理念、政治组织伦理、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主体伦理等方面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在制度建设的道路上开拓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取得了喜人的硕果。

概而言之，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倡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制度的伟大变革和历史性转型。

（三）心灵安顿：中国政治伦理心理的伟大变迁

黑格尔说:“伦理关系本质是现实合理性的秩序中的关系。”^[40]伦理秩序是现实的社会结构中的伦理关系的客观性、必然性及其展开。在黑格尔看来，伦理秩序包括了两个层面:内在的精神秩序和外在的规范秩序。现代制度经济学奠基者康芒斯在其《制度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制度”实际上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解放和扩张，具有这一“控制、解放和扩张”功能的社会制度，不仅包括“显性制度”，如社会法制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等,也包括那些“隐性制度”，如社会风俗礼仪和道德伦理等等。社会显性制度以外界力量来起约束作用,显然，它构建了一个社会的制度秩序；而社会隐性制度从人的内心来起约束作用，它构建了一个社会的心灵（心理）秩序。在某些情形下，社会隐性制度的约束力甚至要强于社会显性制度的约束力，其作用是深刻而长久的，其作用方式是广泛而持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和建设，不仅构建了制度秩序，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序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广大民众建构了积极、和谐、幸福的心灵秩序——尽管它依然是一个“在途中”的发展的事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伦理心理的伟大变迁，即心灵安顿。

首先，中国人民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前所未有地享受着主人翁的主体地位优越感和作为“主人”的主体心理满足感、满意感。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到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是一穷二白、伤痕累累，如何迅速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裂，国内自然灾害的困扰，严峻地考验执政党和我国人民的承受能力，中国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再一次迸发出闪耀的光辉，——中国人民展现了坚忍不拔、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鲜明展现。毛泽东时代是人民当家做主、激情燃烧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繁荣昌盛、扬眉吐气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人民生活在公平公正，安定祥和，充满希望之中！毛泽东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毛泽东时代铸造的中国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一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精神力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动力，也成为中国人民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再接再厉、开拓创新的主体支撑。一旦主人翁精神和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就会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将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

其次，中国人民实现了对政治民主的初步期待，使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成为共享的价值现实。民主本身就蕴涵着道德的要求,蕴含着自由公正的伦理秩序。民主如果与国家制度、政府形式联系起来，就是政治学视野中的制度民主；如果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责任感来维系的价值理念和信仰，它就成为一种道德价值追求，因为民主本身就关涉到人权尊重与权利自主，内含着道德公正与意志自由。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就是人的自由、平等。正如美国著名思想家达尔所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有时我们谈论的平等用来表达的并不是事实的判断”，“而是要表达有关人类的一种道德判断，表达我们以为‘应该’的事情”。这是因为“我们主张——作为道德判断——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比别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内在地既不优越，也不低劣，因而，我们认为，我们对待每个人，应该把他们当作在生命、自由、幸福和其他一些基本的物品和利益方面拥有同样要求的人来看待”^[41]。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之所以是全新的、真正的民主，就是基于一个绝对的道德前提:每个人是平等的。民主承认每一个体的地位的平等性，也就等于承认了个体独立性和自由性。民主政治是“整个社会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和唯一意义”^[42]。当人们真正地认识到了民主的道德价值是追求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仰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普遍落到实处的价值前提。

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蕴涵着充分尊重各方的意志自由，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这“四个尊重”归根到底就是要尊重全体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因而，民主是和谐社会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再次，中国人民普遍受惠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成果，生活的满意度和心理的幸福感逐步提升。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群众生活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事业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显现，一定要使群众得到应该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要使群众得到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断有所增加。从毛泽东“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到邓小平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和检验党的一切决策和工作的根本标准，无不体现了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主张。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江泽民提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努力增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拓宽消费领域，引导合理消费。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充实精神生活，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43]“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44]2007年十七大的召开，不仅关乎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也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弦。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5]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等等，这些充满关怀、饱含真情的表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和赞同。历史实践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受惠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成果，人们生活的满意度和心理的幸福感正逐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为政治心理的优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认同感、政治信任感等心理取向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心理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公众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日益提升；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性和凝聚力，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活力，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和生活共同体意识正在良性发展；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认同正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竭动力，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正在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