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价值目标，在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旧面貌，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新局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最新成果的形成、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步伐，使得广大的人民群众前所未有地享受着政治文明的丰硕成果，人的主体尊严和自由发展前所未有地得到了保障和实现。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品质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批判超越了中国传统和现代西方政治伦理，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确立了价值目标和理论指南，承载了历史性与现实性责任。

1.政治伦理发展的理论品质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始终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的原因所在。作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更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阐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0]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根本点。早在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形成初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实事求是地考察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他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相信：“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以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无该，遍游四宇尚已。”为此，他于1917—1919年前后，游历和考察了湖南长沙、宁夏、益阳、沉江、安乡、岳阳、汉寿等县农村，取得很大的收获，并明确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深刻认识，就没有他远大的政治伦理价值目标的树立，也就没有为实现政治伦理目标而为之付出一生的政治实践。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精髓，它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解放思想、事实就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理论的根本立场和方法，是这一理论活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发展的道路和历程来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国内外压力，正是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才逐渐形成和初步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一整套科学体系。

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提出了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民群众愿望，不懈进行实践探索，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而今，我国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年光辉历程，中国政治民主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50多年来，面对政治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中国政治民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完全是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紧密相连、与时俱进的结果。

2008年3月18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机构发表讲话指出，我们肩负着人民赋予的重任，一定要响应时代的召唤、顺应人民的意愿，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切实做到：第一，坚持民主法治。我们要始终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要始终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当好人民公仆，诚心诚意为人民造福。第三，坚持求真务实。我们要始终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第四，坚持清正廉洁。我们要始终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自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诚心诚意接受人民监督，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兢兢业业为国家和人民工作。胡锦涛的讲话中提到的“求真务实”可以说是新时期政治伦理发展的理论品质新概括，也是新时期政治伦理践行的理论指南。

2.政治伦理发展的实践品质

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实践发展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理论品质是由它所具有的实践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不是远离生活、脱离实践的理论，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生活实践土壤、来自实践、服务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的活生生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正是每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实践而获得发展的。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塑造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政治面貌的革旧鼎新，使得政治民主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从此中国政治发展确立了伦理价值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曲折发展和深刻教训进行总结，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民主政治，并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作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政治伦理的现实基础，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政治伦理的重要评判标准，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作为政治伦理的三维保障。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改革、稳定与发展作为新时期政治伦理建设之鹄的，旨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政治伦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政治伦理的主要标准，强调以为人民服务作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伦理核心，把爱国主义作为新时期政治伦理的精神动力，以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作为新时期政治伦理的主体要求。以胡锦涛为领导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他提出了具有丰富政治伦理内涵的科学发展观，倡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政治伦理价值，强调把政治伦理与民生发展、反腐倡廉的密切结合。

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形成与创新，无不是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紧密联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为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时代性与先进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体现了时代性与先进性的统一。

所谓时代性，就是强调与时代发展的现实紧密结合，具有时代发展的特征。对时代性的理解，一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伦理思想。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51]用运动变化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才不至于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二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必须要符合时代之要求。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2]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国家学说和建党学说时，充分考虑到了时代的特征和历史发展的要求，他提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53]

所谓先进性，就是反映社会进步的要求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生机和活力正是源于其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54]。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以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一再倡导，要始终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就是，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明确把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准。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中国政治民主的建设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普遍认同；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可靠保障。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何以实现伟大变革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何以能够实现伟大变革？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能够实现中国政治的伟大变革，表现在政治伦理价值观念、政治主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权力关系伦理、国际政治伦理等方面。

其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与中国政治事实紧密结合。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重要目标，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没有给中国带来社会进化论所预期的成果，革命党设想的种种社会改造难以进行，原来的社会伦理观也随着皇权的完结而破灭，政治权力分散导致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一个叫罗吟圃的记者在《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之我见》中指出：“自辛亥革命推倒清朝建设民族共和政体以来，从没有一次确立过新政治制度的根基。所谓民国，只是因为受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引起殖民地对先进国的一种政体的仿效而已。”“内政不统一，政令分歧，赋税苛繁，驯致兵匪充满全国，一切事业都因之停顿而夭亡。”^[55]国家主权尚不完整，民生主义更无所着落。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事实，通过不断努力，进行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种种尝试。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建立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治模型。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只能是第三种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就新在，一不同于民主革命要建立的、过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二不同于苏联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56]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政治民主协商会议将执政党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聚拢在一起，构成了新政权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大力倡导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极大地推进了政治伦理的发展。1978年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转化，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伦理的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事实，以创新发展的姿态，实现了不同时期政治伦理的形成，引领着中国当代社会不断朝着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方向前进。

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与时代精神有机联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为基本依据。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7]坚持时代精神，科学地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的集中体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的时代精神，正是在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而得以彰扬的。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解决了政治独立、民族解放、政治民主制度的初步建设的政治价值导向和政治价值原则的重要任务；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针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的现实问题，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跃迁。当前，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应该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并将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果惠及所有民众。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也是党的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其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与人民群众良性互动。

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呼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根本宗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8]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日益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多种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形式，为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提供了有效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人们能清晰地听到民主政治的铿锵足音。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执政党政治伦理建设。执政党能否正确认识和自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事关党的性质、宗旨和盛衰兴亡的政治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始终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提出一切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重新思考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把共同富裕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江泽民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明确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并申明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让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正是在与人民群众良性互动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才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其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与不同阶段国情特征和谐交融。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59]从1957年到1978年这20年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一直处于不完全清醒的状态中，因此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偏差。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并逐渐形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上最终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都遭受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并指出，在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已经确立，并不断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

当前，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它既是一个中国迅速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是一个各类矛盾凸显的挑战期。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从民主政治建设看，随着整个改革进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政治体制总体上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同时要看到，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不少亟待完善和发展的环节，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和扩大人民民主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的基本事实和出发点。

【注释】

[1]吴来苏、安云凤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第23页。

[3]《论语·学而》。

[4]《论语·里仁》。

[5]《礼记·礼运》。

[6]《论语·泰伯》。

[7]《论语·颜渊》。

[8]此词参阅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31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页。

[10]［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4页。

[15]贺来:《“现代性”的反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纵深推进的生长点》，载《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1页。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5页。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21]万俊人主编：《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伦理学限域：道德与宗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0-34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2-33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24]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9页。

[25]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8页。

[26]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

[27]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9页。

[28]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9页。

[29]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103页。

[30]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31]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18卷4号，1921年2月25日。

[3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10月。

[33]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108页。

[34]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35]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

[36]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37]李大钊：《自由与秩序》，《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7-438页。

[38]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

[39]《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31、5页。

[40]李大钊：《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9页。

[41]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40页。

[42]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87页。

[43]林茂生、杨淑娟、王树棣：《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520页。

[44]《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6页。

[45]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文章选编》，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8-69页。

[46]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文章选编》，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6-107页。

[47]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文章选编》，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2页。

[4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49]王秀华、程瑞山：《为政治立“法”——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5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249页。

[53]《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

[5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55]转引自舒可文：《百年中国读本》，载《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6期。

[5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9—290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5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