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发展，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需要。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固然有其精华之处，如何实现其现代转化是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治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是，中国封建政治伦理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而丧失了现实的生命力，它不可能在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占领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伦理同样也无力解救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深刻的政治伦理价值危机。而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指导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伦理思想武器，实现中国政治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以其革命性、科学性和道德性的崭新特征，切合中国政治变革的需要，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推进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形成、发展和成熟。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政治、历史和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它既是中国政治发展新出路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实现政治权利的政治伦理价值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中国近代政治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学说，其政治伦理的价值指向是明确的，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从经济变革到政治制度变化再到思想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和社会变化需要新型的政治伦理引领政治民主的改革。
一方面，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事实而言，新型的政治制度变革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指导。中国漫长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之所以稳定发展，固然因其皇帝的权威毋庸置疑，并且在其权威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由此对整个社会实施着强力的控制和统治；除此之外，一种作为统治思想基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是其最重要的原因。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先生在《治理中国》一书中曾作如此论述：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儒家文化思想经董仲舒的倡导，在汉代实现了帝王专制化的改变。帝王专制化的儒家伦理作为统治思想基础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封建专制的统治常常是“儒表法里”，讲仁政和王道；而行专政和霸道。封建政治伦理以君主权威为中心，以专制和压制为实质，以维护封建统治稳定为目的。从历史事实来看，封建专制制度扼杀自由思想，造成社会上的不平等和文化经济上的落后。因此，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决不是一场辛亥革命就可以完全消灭的，推翻帝制容易，消灭封建专制深重的影响不易，消灭人们心中对专制的崇拜更难。由于政治上的软弱，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未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从1915年到1923年，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猛烈打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新文化运动”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和政治伦理的转变。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思想。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等多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近代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实现艰难然而却是坚定地转型，中国的政治民主也在实现着艰难的探索。政治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高级层面，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在实现着广大民众的政治伦理的价值追求，总是蕴含着“什么是好”、“什么是更好”的社会价值追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伦理价值目标就是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应中国近代革命发展和政治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摆在面前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政治秩序，为广大民众提供一种追求民权、实现民意、解放民生的政治价值目标。新中国的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三大政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展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特色。
另一方面，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而言，重塑现代中国政治伦理精神，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价值引导。政治制度的变革带来了政治生活的现代转型，政治生活的变革需要政治伦理的精神支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自创立之日起，就立足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非人性”进行了批判，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异化实质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尤其在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马克思深化了对现存制度奴役性的批判，并把实现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政治伦理精神的目标指向。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明确价值指向，为中国现代政治伦理精神塑造提供了价值标杆，并展现在民主精神、人本精神、法治精神、和正义精神的发展中。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为民主精神的成长灌注了成长的养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根本产生不了民主的土壤，更不可能生长出民主精神的花朵。现代民主精神以现代商品经济平等交换的价值原则作为成长基础。马克思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1]社会主义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确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并且确立了集体主义原则下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人际关系，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提供了人人平等的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焕发蓬勃的生机，成为中国政治伦理精神的核心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倡导的人本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伦理的基本特质。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与其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3]。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坚持，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主题，这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4]再次，马克思主义法治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有力保障。马克思曾说：“法律只是作为命令才起预防作用，法律只是在受到破坏时才成为实际的法律，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法律的作用。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5]马克思不是将惩罚或预防作为法律的首要功能，而是将对个人的自由的保障当作其首要功能。社会主义法治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精神，以保障广大民众的自由发展为目标，实现着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正义精神是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建设的时代性课题。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早期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还是走向成熟时期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抑或是对共产主义正义理想蓝图的设计，都体现了对人类正义的伦理价值关怀。这种伦理价值关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正义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在当前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把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注重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重要的政治伦理价值追求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6]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是人类政治伦理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性变革。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具有严谨的科学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科学性，它将政治建设与伦理价值追求相结合，不仅从理论上为人类政治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解释，而且从实践上为改造人类社会提供了政治伦理指导。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与中国当代政治实践相结合，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先进性。
其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开拓了中国政治历史发展的新境界，强调政治的人民性。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以儒家的“德治”为核心内容，实际情况却是“德表刑里”。正如徐复观曾指出的：儒家“希望的是德治，而实行的是暴政昏政”[7]。正是这种二重的政治实质，使得政治理想不可能变成现实，政治的人民性被无情地扼杀。“政治的理念，民才是主体；而政治的现实，则君又是主体。这种二重的主体性，便是无可调和的对立。”[8]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专制政治属于统治者的政治，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必定成为广大民众的“乡愁梦幻”，不可能实现。从儒家自身来看，其思想“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9]。对中国传统政治和专制制度的反思和检讨，正是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渴求政治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强烈渴望。事实是，这种强烈渴望一直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才逐渐成为事实。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关注广大民众的普遍幸福和自由，以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个人”作为整体性思考的出发点，以中国政治生活的革故鼎新为基础，对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路径进行了实质性的探求。“坚持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新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新发展观的本质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七大，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加以界定。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把“以人为本”作为新时期执政价值理念,其实质就是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根本体现。坚持以人为本，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就是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就是要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实践证明，执政党能否正确认识和自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党的性质、宗旨和盛衰兴亡的政治原则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发展所体现的人民性，正是其先进性的表现。
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将新型的政治伦理关系奠基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新实践，建构了新的政治伦理秩序，从而推进和加速了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全部学说，归根到底是为了指导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由于其理论的先进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政治伦理秩序。从历史而言，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秩序形成于政治与伦理的媾和基础上，伦理政治化导致了伦理偏离人的本真，政治伦理化却又导致了政治缺乏民主制度的刚性，因此政治伦理秩序因为伦理化而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秩序。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余英时对此曾指出：“伦理与政治在现代生活中都各自有相对独立的领域，彼此相关而不相掩。所以分析到最后，中国人要建立民主制度，首先必须把政治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这是一种‘离则双美，合则两伤’的局面。”[10]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正是将新型的政治伦理关系奠基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新实践，为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实践活动提供一种以价值性和道义性为指导、以民主法治规范性和普遍性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以人民解放、生活幸福为价值追求，贴近人的本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元问题，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政治伦理的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就我们各个个人说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但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11]亚里士多德旨在说明，个人置身于社会中，社会居于主流地位。黑格尔在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时，将社会与个人展开为绝对精神的外化，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伦理与个人的关系，同时轻视个人的作用。他认为：“伦理性的东西就是自由，或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意志，并且表现为客观的东西，必然性的圆圈。这个必然性的圆圈的各个环节就是调整个人生活的那些伦理力量。个人对这些力量的关系乃是偶然性对实体的关系。正是在个人中，这些力量才被观念着，而具有显现的形态和现实性。”[12]伦理是积极的、永恒的，而“个人存在与否，对客观伦理来说是无所谓的，只有客观伦理才是永恒的，并且是调整个人生活的力量。因此，人类把伦理看作是永恒的正义，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神，在这些神面前，个人的忙忙碌碌不过是玩跷跷板的游戏罢了”[13]。马克思政治伦理颠倒了黑格尔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政治理想的目标。马克思用社会规定个人，并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界定个人的本质；同时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正确思想，强调集体主义与个人发展的有机结合。只有在“真实的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自由，而此时，个人与集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有机结合。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15]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致力于建立民主制度的刚性保障，建立了全新的政治伦理秩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新中国的国家权力构成和政权组成模式，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能反映民意的、最民主的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型的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建立和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着国家的其他各种具体制度，它是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最高形式和重要途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16]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到了切实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用，改变了两千多年专制的政治制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建立了全新的政治伦理秩序的直接反映。
其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实现了政治的功利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结合，既展现了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批判性，也展现了对政治发展目标和实现社会理想的建设性。任何政治制度和政治目标都具有功利性和价值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功利性和价值性的两面。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指引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发展与和谐，使利益惠及广大民众。功利性指的是功效和利益。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秩序的良性发展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逐渐实现已经极大地证明：没有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引导，就没有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没有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引导，就不可能建立昌明和谐的政治伦理秩序，从而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发展氛围。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所实现的对社会、民众、个人的功效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以实现全体民众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其政治价值实质是实现广大劳动群众的共同利益。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不同阶段，并以平等、公正、民主、自由等为价值表现形式，实现了政治实质价值和形式价值相统一。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了统一，社会政治系统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政治的功利性和价值性的互动共存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独特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发展的成果。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早期发展。邓小平、江泽民、新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发展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最新成果”，实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民主的伟大变革。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
其一，与中国政治事实紧密结合。如何从“政治事实”尤其是政治制度、政府来判断“良政”，“如何寻求和实现全球性正义”是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政治伦理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宏大叙事并不否认此“政治事实”。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不同于现代西方政治伦理和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其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旨趣，以及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和科学性是现代中国政治做出必然选择的根本原因。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诞生和发展的政治事实是：一方面，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传统的深刻烙印中，尽管有政治民主的渴望和争取政治民主的抗争，然而在君主专制的强权下，民主只不过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乡愁梦幻”，而这种“幻梦”一直到近代以来都未能实现。自明清以来民主政治理想一直是中国社会酝酿的一种新型的政治理想。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理想：“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17]他提出必须以“君臣如师友”的新型政治伦理来取代“君臣如父子”专制政治的政治伦理。他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群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18]尽管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倡导政治民主变革，从他们的思想中亦可以看出某些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思想光芒的闪现，但是，随着清政府的专制集权和腐败无能，政治民主始终没有在中国开出花朵。另一方面，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这种理想才成为现实并逐步完善。从政治体制而言，我们已经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共和政治体制。选择这条政治发展道路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正确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性使然，它不仅是一条独立自主选择的道路，还是通过人民的意志选择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将可以充分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发展的要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一代又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推动下，民主制度正在逐渐实现和完善，社会正在实现伟大的进步。我们对民主的信念是坚定的，正如法国著名的政治家托克维尔所言：“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19]
其二，与时代精神有机联系。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在最新的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反映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的综合体现。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次把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核心。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在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起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实现了政治哲学的变革，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向度对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事实进行伦理批判，体现了批判精神和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统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政治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内含着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等理论成果，其形成和发展体现了时代精神。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改革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如何批判现代性而又超越现代性，实现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现代转型，是其时代性的根本体现。中国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引起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革新和政治生活变革，带来了中国现当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伟大变迁，弘扬了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发展植根于20世纪中国伦理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进程中，从社会生活关系的变迁解读政治伦理内涵，批判和超越了中国传统和现代西方政治伦理。马克思政治伦理对当代政治文明提升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关系着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谐社会建设的前途。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是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已经深深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发展历程中，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力量源泉。
其三，与人民群众良性互动。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发展形式，从来都是强调其人民性的，在历史发展中始终与人民群众实现着良性的互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及其实践构想看作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20]“马克思的民主模式被戴维斯·赫尔德列为古典民主模式中的一种类型，即所谓‘政治终结’社会中的民主模式。这一称谓本身已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这种民主模式其实并不是‘古典的’，甚至也不是现代的，而是未来的。”[21]马克思早就指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是君主制与民主制的根本区别，“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22]。“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23]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强调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人民不仅是政治民主活动的主体，而且是政治民主实现的有效监督。忽视了人民的主体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实质上还是对民主的背离；不倾听人民的批评声音，执政党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民意，没有人民支持与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不断成熟，为党的执政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从历史而言，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从事民族的解放事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但这只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执政基础的历史根据，而不是当前或未来执政的全部的合法性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对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判断是全面而具有建设性的。
其四，与不同阶段国情特征和谐交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不同阶段国情特征相交融，它批判超越了中国传统和现代西方政治伦理，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确立了价值目标和理论指南，承载了历史性与现实性责任。在毛泽东年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便成了摆在中华民族面前首要的历史任务，中国的国情特征主要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自强不息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努力，付出了艰苦卓绝的牺牲。中国政治的胜利不仅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与时代相契合的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政治民主发展的期望方向，“回首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毛泽东在政治伦理价值观念上，引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上的翻身和解放运动，它破除了历史上对传统贵族、资本家及一切少数人特权的迷信，是一次最具历史意义的政治伦理的变革，它引导了中国政治在20世纪民主化的发展方向”[24]。邓小平时代，人民富裕和社会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并为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服务，带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邓小平把握时代发展的主题，提出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两个问题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25]。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思想成为邓小平政治伦理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文明建设勾画出了宏伟蓝图，并规定了新时期政治民主的战略任务、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战略方针等。江泽民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高度重视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问题，十分强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并视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之鹄的。2002年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党在新世纪初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报告应时代之需求，总结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治伦理思想，如“以人为本”，“自主创新”、“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新发展。
实践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最科学和最先进的政治伦理思想，它的形成和发展将推动着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