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二、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学界对于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著述不多，据CNKI“学术文献总库”查询，题名“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文章仅为10篇，其中两篇为硕士论文，未见专著。关于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概括。荣长海在《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初探》一文中，将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即发展中国式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大局意识、强化服务观念、主张行为磊落、严肃用人之道、注重以身作则。^[14]吴灿新主编的《政治伦理学新论》一书认为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即政治民主化、党员和干部的道德品质、党风和社会风气。^[15]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内涵，我们将邓小平政治伦理的基本内容作如下几个方面的概括。

（一）社会主义本质论：政治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6]

首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突出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点，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大实际，也是邓小平政治伦理的现实基础。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邓小平反复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7]他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18]正是立足于生产力标准，邓小平政治伦理才有了物质性基础的支撑。

其次，强调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方面的根本要求，体现了政治伦理公平正义的目标追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追求的重大目标，对于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强调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就是阶级分化，必然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邓小平已明确认识到两极分化的恶果，因此，他早就警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0]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21]

强调“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伦理目标。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准则。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合理结合，公平正义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再具有分离和对抗的性质，公平正义的改善成为效率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效率的增长又成为公平正义发展的充分条件。无视公平正义，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就会损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要回答的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的理论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要回答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怎样做”的理论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正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

（二）“三个有利于”：政治伦理的重要价值标准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当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2]。“三个有利于”标准原本是衡量姓“资”姓“社”问题和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尺度。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对于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究竟应该用什么标准衡量其得失成败，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也成为邓小平政治伦理的重要价值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新时期认识和评价一切重大问题的根本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谛的时代体现。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性价值标准。

生产力标准，即把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和判断各项工作、各项方针政策，乃至一种社会制度、一个政党是否正确或先进的根本准则。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提出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基本原理。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结构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3]。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24]国内战争刚胜利，列宁就立即提出要把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并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25]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把经济建设看作是“今后主要的政治”，认为“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26]。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27]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鲜明地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28]他认为：“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29]以上思想，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经济工作的准确判断，把握了新时期政治发展的实质，是其政治伦理的现实基础性价值标准。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

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既是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高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也充满着斗争。20世纪80年代，党内外一些受“左”的思想严重束缚的人，离开生产力用抽象社会主义原则作标准，对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出质疑，对农村中出现的承包大户横加非议，认为这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做法。1983年，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对此种思想混乱的状况作出了澄清，他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30]

一方面，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以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为价值目标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当前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多次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31]“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32]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以综合国力的提升得到体现，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题中之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目标。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这种取代应该是更高的社会形态代替原有旧的社会形态的过程，其中蕴含着社会历史应然性的价值追求。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当前，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33]邓小平还从国际发展的形势比较视角来观照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他看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4]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是邓小平作一切决策的总原则。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与行为，才能有效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宏伟的目标而奋斗。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人民性的根本价值标准。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人民利益最大满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民，服务于人民。不论是搞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终究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富裕幸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宗旨。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搞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最根本的利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就是要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起来；在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问题上，他强调在政治上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在加强党风建设问题上，他反对干部搞特权、搞特殊化、搞腐败，强调领导就是服务为民……总之，邓小平一贯强调并努力实践着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大的政治就是现代化建设，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邓小平提出在新时期衡量各项工作利弊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是真理标准，更是价值标准，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导向标杆。

（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政治民主的三维保障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如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永葆青春和活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邓小平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在不同时期，邓小平都有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思想的论述。

重视党的领导。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35]1980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提醒全党同志认真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36]

坚持党的领导。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阐述了党的领导责任，他明确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他分析了党与政权及群众团体的关系，认为党对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37]，“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的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党的领导的最终目的是“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38]他批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忙于对政权进行事务性干涉而放松了政治领导，强调党的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上。

改善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执政党伦理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198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一目标的确立，是对过去党的建设上错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指明了党在新时期的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任务。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价值原则，就是党的领导“要取信于民”^[39]，要为人民办实事。党的政策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能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积极性为标准。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改善党的领导首先要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40]。其次，要重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邓小平明确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1]“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党的正确领导就很难实现。”^[42]具体而言就是要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43]再次，改善党的领导必须精简机构。1982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44]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与党的第一代领导政治伦理核心思想相一致，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民主的问题。他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他在党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工人阶级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服务者。”^[45]“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46]政治民主化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对人民民主进行了全面论述。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47]“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48]“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49]邓小平关于政治民主的阐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力的伦理论证。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0]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就要实行依法治国，按照法律办事。对此，邓小平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51]1986年，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法制是全局性的思想：“我们现在的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讲，是加强法制。”^[52]民主问题是政治伦理建设的首要问题，也是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我国历史上长期缺乏民主传统，尤其是“文革”中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邓小平强调新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53]。加强法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因此，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三维保障。

（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伦理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政治伦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政治伦理的制度建设。他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4]邓小平政治伦理的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论述中，主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光辉著作中。邓小平政治伦理的制度建设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基本方面，其共同点是：在经济方面，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消灭剥削制度，达到共同富裕；在政治方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扬和完善社会民主法制；在文化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制度旨在保障建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重视制度建设，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奋斗多年建立起来的，总的来说是好的，至少“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55]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在“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56]。因此，“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57]。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58]。

再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以实现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以来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及时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思想。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59]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之后，他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60]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也作了系统阐述：（1）党政分开。邓小平把实行党政分开、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看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61]（2）下放权力。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62]。（3）精简机构。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63]。（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最大最难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5）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邓小平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因此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民主制度。（6）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4]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使我国整个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革命，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最大限度和最大范围地实现广大人民和国家民族的利益。

最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其评判不仅有经济方面的标准，更重要的还有价值方面的标准。邓小平不仅为我们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而且为我们指明评价政治体制的标准。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65]邓小平还深刻分析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揭示了改革胜利与否的标准，即一个是生产力标准，一个是人民利益标准，归根到底是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他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66]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显然，对于任何一项改革来说，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都是不可分割的，生产力是基础，是直接标准，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人民利益标准是根本标准。“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67]以人为本的改革目标、改革动力和改革标准，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共同构成政治体制改革中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根本的价值标准。

（五）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修养：政治伦理的主体提升

邓小平历来重视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修养，重视政治伦理的主体提升。

首先，邓小平提出了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修养基本要求。他说:“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68]“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69]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是最基本的政治道德品质。

其次，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身体力行，实践共产主义道德。邓小平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他指出，要“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70]。

再次，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是党员领导干部政治道德修养的一个基本政治道德品质。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品质上的反映和要求。邓小平指出，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员负担过重，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71]。

最后，加强政治道德教育是提升党员干部政治道德素质的基本途径。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不能削弱。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过，“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72]。加强政治道德教育的目的是提升党员干部政治道德素质，具体而言：（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必须对全党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低对其政治道德素质高低具有决定性作用。邓小平认为，尤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要教育党员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必须对全党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2）加强政治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四有”新人。要“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说：“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最强调的，是有理想。”^[73]我们党的远大理想也就是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国各族人民近期的阶段性共同理想，是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要把远大理想和近期阶段性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切实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3）加强党性修养。邓小平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加强党性修养。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当从党的事业出发，从增强党性的高度，通过自我教育、自我培养、自我改造、自我熏陶，努力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道德修养水准、组织纪律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自觉地加强自身的政治道德修养。

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政治伦理的主体提升，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素质修养。

（六）改革开放与国际政治伦理新思想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是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敏锐性对时代主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性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74]邓小平还注意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75]。“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76]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思想是对新的国际局势发展变化作出的科学概括，为我国制定正确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南。邓小平国际政治伦理新思想的内容可以概括为：

其一，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强权政治。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77]邓小平倡导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就是相互尊重。世界是多样性的，相互尊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合作对话，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其二，尊重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思想是邓小平国际关系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认为，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维护国家主权是最高的国际政治伦理原则。他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78]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上现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79]他还特别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80]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其三，重视国家利益。国际关系政治伦理就是为调适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邓小平曾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81]实践证明，利益问题是引起国际纷争的根本原因，利益原则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维护本国的利益而不侵犯他国的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最高政治伦理原则。

中国要发展，不可能回避改革开放和融入国际交往的时代潮流和挑战。遵循国际政治交往的伦理原则，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