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落

58.全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落

“文化大革命”确实如邓小平所言:“春秋无义战”。1967年以后，形势更加严峻，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局面。邓小平的处境也越来越险恶了!

1967年元旦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称“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于是，一连串“总攻击”的严重事态接踵而至!

1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被江青一伙诬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突然打倒了!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随即，毛泽东表态支持上海的夺权，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授意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发布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号召进一步夺权。一时，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大闹怀仁堂”，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乱党乱军活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抗争，结果被指控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林彪、江青一伙刮起“抓叛徒”的恶风，制造了“刘少奇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

4月，在戚本禹抛出攻击刘少奇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黑文后，林彪、江青等开始罗织和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反动罪行”。

5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编辑部文章。随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随后，中南海的造反派三番两次地冲击刘少奇的住宅，批斗刘少奇夫妇，对刘少奇实行抄家、撤电话和人身迫害。

7月，报刊上公开出现“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局面!

……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等人更加有恃无恐地掀起了批判刘、邓的新高潮。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写了一份《关于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戚本禹在上面批道:“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陈伯达、江青、康生圈阅后均批示“同意”，陈伯达还将《报告》中的“刘少奇”三个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刘”字后面加上了“邓陶夫妇”四个字。这一改，“批斗刘少奇”就变成了“批斗刘邓陶夫妇”!随后，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形成围困中南海的紧张局面，经常有人高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邓小平滚出中南海”的口号。

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抄了邓小平的家。据毛毛回忆所述:“造反派搜了半天，一点‘稻草’都没捞着，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造反派们不甘心无功而返，就转到我们孩子们的房间，一间一间仔细搜过，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这次抄家后，父亲算是‘正式’被打倒了。”“8月1日，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

8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会，纪念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声讨刘、邓、陶的“罪行”。是日下午，中南海造反派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和戚本禹的指挥，分别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夫妇。

中南海里的一所宅院叫含秀轩，里面居住着一位“含秀”的伟人。他，就是党的总书记邓小平。

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在含秀轩里日理万机，殚精竭虑，为党和国家操劳了十多年。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这里竟变成他接受批斗和被监管的地方，而且一管就是三年!

这一天，骄阳似火。邓小平在含秀轩院内接受了对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批斗。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和其他家庭成员也受牵连，参加陪斗。

64岁的邓小平站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由两个彪形大汉架着，不让他坐下。他们用暴力迫使邓小平低头、弯腰，双臂后伸，“坐喷气式飞机”等。造反派大声吼道:

“你老实交待，你和刘少奇是怎样镇压学生的?”

“我同意派工作组，因为当时学校很乱，没有别的办法，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派工作组。这件事，少奇有责任，我也有责任。但当时还意识不到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邓小平坦然回答道。

“不准你诡辩!”

“邓小平不低头，就叫他灭亡!”

“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折腾，造反派们无可奈何，扬长而去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1967年初，父亲被正式地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我们的家被抄了，父母在被造反派揪斗之后，又被软禁了。举国上下，都在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那时的政治空气，真是紧张而又疯狂。

一个外国友人叫理查德·伊文思(前英国驻中国大使)，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传》中写道: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到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先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有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批斗会后不久，邓小平一家被撵出中南海，安排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院子里，给了两间房子，和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和中办“犯错误”的家属住在一起。邓小平一家在方壶斋“过着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每天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厕，拿粮票到粮店买粮，拿本子到煤厂买煤……

1968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在高压下写了一份26500字的《我的自述》，回忆和概述了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检讨了自己在“文革”初期的“错误”，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并请求中央“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邓小平的政治命运跌入谷底的标志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这次全会是1968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毛泽东为会议定了个“主基调”，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根据这个“调子”，围攻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权利)，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

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江青一伙用伪证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当时，在全会通过时，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个人没有举手。

与此同时，全会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八届十二中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手续。

邓小平彻底失望了!

邓小平被指控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

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