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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毛泽东坚持并发扬了这一基本原理。毛泽东的回答,实际上阐释了民主政治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民主政治的精髓,这就是由人民来当家做主、来监督政府。在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中,“为人民服务”成为了不可动摇的价值理念,这也锻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本质特色。

二、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1)确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核心价值;(2)确立了“集体主义”的政治伦理基本原则;(3)为“政党的政治合法性”设置了政治伦理的制度基础;(4)形成了“革命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的政治伦理的现实尺度;(5)树立了共产党人的责任作为政治伦理的主体要求。(6)政治伦理的理想追求,一是实现社会平等,二是实现民主目标。

(一)为人民服务: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

政治伦理应该在考察、洞析政治一般规律的同时,更应该寻求政治的社会本质和价值属性,探究政治的价值原则和根本目的。因此,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这是政治伦理的首要的问题。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理念。

首先,“为人民服务”体现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民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原理。毛泽东坚持并发扬了这一基本原理。早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强调“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1928年开始实行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是为广大贫苦农民谋利益,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因而极大地激发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

之后,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表述了其思想的“人民性”,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表达了中国革命中人民主体性问题。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讲演,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6]

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7]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对广大人民的疾苦有深切的体会,拯救人民、依靠人民、爱护人民成为他的政治伦理的主导思想就具有了必然性。

其次,“为人民服务”体现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民当家作主”思想。

人民是政治民主的主体,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做主。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考察参观。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逃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实际上阐释了民主政治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民主政治的精髓,这就是由人民来当家做主、来监督政府。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直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以保持人民性,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8]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再次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1956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倡全党要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一再告诫全党,千万“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毛泽东同志极端憎恶官僚特权的思想和作风,并始终认为要根治官僚主义,必须建立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保证党永远不脱离群众,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倡导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当官的没有任何特权,真正实现了“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在苏区建设时期,毛泽东等领导者指出:苏维埃必须以最大的阶级警觉性与极严厉的手段,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来洗刷潜藏在苏维埃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及一切不良的分子,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反官僚主义斗争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延安时期,所有干部都没有任何特权,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特别是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上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下至普通士兵百姓一样参加纺棉、种地等生产劳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党在胜利面前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提议全会通过了六条规定: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表明在长期的政治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把执政党如何与群众紧密联系,保持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色、防止官僚主义、反腐败等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

在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中,“为人民服务”成为了不可动摇的价值理念,这也锻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本质特色。

(二)革命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政治伦理的现实尺度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因此功利主义遵循的是对主体有益的价值的原则。革命功利主义是以进步的人类、先进的社会力量为主体的价值原则。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讳言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功利。毛泽东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对我们目前和未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统一利益作为出发点人口的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9]

其一,革命功利主义所追求的不是私己的或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的革命和一切工作都应该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0]。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1]

其二,革命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的解放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利益。

首先,对于广大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群众而言,实现彻底的翻身解放就是首要的和最大的功利。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12]在阶级社会里,功利观是有阶级性的,不是这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个阶级的功利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是“狭隘的、庸俗的”功利主义者,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其次,对于广大民众而言,革命功利主义实现的最重要的功利是物质利益。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实现功利,“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3]。毛泽东多次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14]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5]他再三强调:“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16]“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17]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功利主义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再次,革命功利主义还应注重精神价值方面。1947年12月,毛泽东在讲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实现条件时指出:“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18]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人非常注重精神方面的功利,并且也注重将这些精神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动力。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我党、我军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道德风貌,体现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它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集体主义:政治组织伦理的基本原则

政治伦理首先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理念,其目的在于对公众利益实现的追求,它实际上也是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对公众地位重新认识的结果。与传统政治伦理由少数精英垄断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致力于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公众化,这种转向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目的获取了政治合法性的主动保障。集体主义作为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现代认同,成为毛泽东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

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首次提到集体主义,他说:“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19]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批驳美国政府白皮书时再次论述了集体主义的内涵:“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20]

集体主义作为毛泽东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

其一,集体主义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内容,这是毛泽东政治伦理的逻辑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21]伦理是物质利益关系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一切伦理都是从物质利益关系中引申出来的,而政治伦理则是物质利益关系在政治思想观念上的集中反映。毛泽东所说的社会整体利益就是革命利益或广大人民的利益。毛泽东曾多次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22]

其二,集体主义提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是公和私的辩证统一,这是毛泽东政治伦理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在1959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精辟地阐述了公与私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说,“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就改善了”。[23]“公”即指国家的或集体的利益,“私”指正当的个人利益。反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倾向,反对把个人利益高于或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种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强调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毛泽东对集体主义原则内容的全面把握。毛泽东特别反对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的思想和行为,他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24]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是因为社会整体利益是关系到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利益,而个人利益相对于集体利益来说,则是局部的、特殊的利益。

其三,集体主义落实在政治制度上则表现为民主集中制,这是毛泽东政治伦理的制度化体现。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泽东多次强调民主集中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25]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集体主义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其四,集体主义对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这是毛泽东政治主体伦理的必然性体现。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6]他多次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7]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28],这是对于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集体主义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和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牺牲的精神,因此,集体主义是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四)政治合法性:政党伦理建设的价值基础

在现代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体现一种价值判断。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共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合法性关心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权怎样及能否在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的基础上实现有效运行。政党存在的基础是民众的支持,这是政治合法性的保证。毛泽东等同志缔造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一个政党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基础,从根本上要看它能否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它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是不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是不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

政治合法性之所以成为政党伦理建设的价值基础,是因为:

其一,政治合法性体现了政治的人民主体性,这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前提。在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中,首先肯认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9]“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30]其次,明确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他指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31]“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32]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主权的原则。他认为党和政府的权力、权威来源于人民,因此,他从根本上反对“君权神授”、“天赋人权”的观点。在他看来,我们党和政府的权力是由全国人民大众这个“神”和“上帝”所赋予的。

其二,政治合法性体现了政治服务的目的性,这是毛泽东政治伦理建设的唯一价值取向。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如何实现广大民众的自由、平等、生存和发展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权利思想。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强调了人民拥有权利的重要性,提出人民要争取国家独立权,实现民族生存权。他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33]那么,“对于一个被剥夺了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34]。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首要的权利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国家的独立权。

其三,政治合法性以广大人民各项权利的真正实现为保障,这是毛泽东政治伦理建设获取价值认同的有效途径。政党及其政府唯一合法目的就是捍卫公民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以及人民的各项权利。因此,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谋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政党是否能够获得民众价值认同的有效途径。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如果统治者的决定和行为所实施的价值并未获得社会成员的赞同,如果它们使得社会成员成为自己与他人的陌路人,并最终从总体上来说,成为他们的历史的局外人,那么政府的合法性便要受到挑战。”[35]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反映和体现了最广大民众的价值理念,符合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具有极为广泛的包容性,从而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普遍信任和积极支持。

(五)共产党人的责任:政治伦理的主体要求

从政治伦理角度而言,责任是政治组织、政治人物及公职人员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政治责任感是政治伦理主体在道德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人的责任认识,有着深刻的历史使命感。

首先,共产党人要培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核心的责任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为民族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36]。“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37]因此,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人首先应该具有责任意识。他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8]同时,共产党员还要具有大局意识。“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39]

其次,共产党人要自觉肩负起领导广大民众实现独立、解放和发展的历史责任。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40]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41]“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42]即使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不能得到巩固,人民已经取得的一切权利还可能丧失。共产党人要自觉肩负起领导广大民众的历史责任,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43]

再次,共产党人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主动性,还要有担当责任的能力素质。首先,责任主动性是共产党员必要素质。“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44]“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45]其次,共产党员必须有担当责任的能力素质。“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46]再次,共产党员的能力素质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提升的。“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47]

(六)平等与民主:政治制度伦理的理想追求

平等与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价值的核心。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入手,提出了消除私有制、建立社会公有制,使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获得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从而求得政治上的平等。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追求的社会公正目标。追求平等与民主是毛泽东一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一方面,毛泽东政治伦理的平等首先指的是从经济制度上实现经济的平等。经济平等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人们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因为少数私人大量占有社会财富,是造成社会剥削、导致社会经济关系不平等的最重要的经济根源,他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48]因此,建立公有制,这是经济制度的根本保障。

另一方面,毛泽东政治伦理的平等指的是政治制度上实现政治平等,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一则,政治平等表现在人民主权的实现。毛泽东认为在政治上实现人民主权,才能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在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提出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等不同的民主概念。人民民主专政反映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它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人民享有各项自由和民主权利,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平等地对少数敌人的专政。二则,毛泽东主张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49]三则,毛泽东主张建立民主监督制度,让人民群众监督自己的代表,使少数管理者始终按人民的意志办事。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列宁曾经说过,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50]所以,“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51]。社会主义民主标志着以民主的方式和民主的机制来治理社会、管理社会,它充分代表和实现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平等蕴涵了政治制度伦理的理想追求,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践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平,从而使每个个人对于社会来说成为全面社会化的个人,而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成为真正个人化的社会。毛泽东对平等和民主的执著追求代表了人类追求公正秩序的崇高理想,这是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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