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形成与发展

一、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从党、国家和人民的长期的政治实践活动中总结了关于政治伦理主体修养、政治伦理制度、政治伦理价值评价标准、政治伦理活动中应遵循的伦理思想、原则和规范。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深刻的理论来源，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深入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且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第一个理论形态。

（一）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

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是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邓小平政治伦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传承一是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的掌握和继承；二是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基本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邓小平十分注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邓小平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1]正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的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得以形成。早在少年时代，邓小平就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1920年，16岁的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的法国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一批批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受他们的影响，邓小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阅读了大量的诸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理论对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产生积淀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2]另一方面，邓小平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并活化为政治伦理的基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政治伦理的形成与实践，非常强调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且只能在实践中通过回答和解决实践问题，才能实现其中国化发展。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不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要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更重要的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正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政治伦理发展才获得生生不息的动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4]“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5]

其二，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根据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际，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他认为，首先，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继续前进。”^[7]这就为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其次，对待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在领导全党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8]。再次，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发展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如他把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发展为“使人民满意”的为人民服务观，把革命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政治伦理尺度发展成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的评判尺度。

其三，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政治磨炼，是邓小平政治伦理的经验来源。1922年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始积极投入到共产主义理论学习中。这是邓小平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起点，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开始萌芽。1926年邓小平赴苏联学习，在莫斯科宝贵的两年中，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也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之后的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邓小平自觉地将马列主义真理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实践中。革命的风雨洗礼，战争的艰苦锻炼，培养了他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的胆识和智慧。即使是“文革”期间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也非但没有销蚀其政治信仰，相反，挫折更显其英雄之本色，更增其政治之经验，使其能够洞察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1973年邓小平复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置个人的荣辱、安危于不顾，整顿全国混乱的局面，成绩显著。1975年，邓小平提出了“增强党性，清除派性，加强纪律性”，对“四人帮”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维护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漫长而艰辛的政治生涯中，邓小平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尤其是理性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逐渐形成了自己丰富而深刻的政治伦理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拓进取。

（二）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形成大致可以分为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个阶段。

邓小平少年时期就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在法国受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影响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赴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7年后，邓小平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使邓小平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也更坚定了他必然胜利的信心。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邓小平深刻把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从中国政治斗争的实际出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不仅成为了一个军事专家，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理想信仰坚定的政治家。在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重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战士的政治伦理思想教育。他认为，只有提高部队党员的政治道德意识和觉悟，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战士，应该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实现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努力投身革命。其二，要关心人民，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邓小平指出:“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9]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位，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初期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在这期间，邓小平“三进三出”，政治命运遭受一次又一次挫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才恢复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政治热情一直没有消沉。在这期间，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政治伦理思想：如关于党员干部如何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加强干部学习，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等等一系列政治伦理思想观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漫长的十年中，每当受到错误打击、身处逆境时，他从不消沉，总是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也正是如此，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在政治伦理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在这期间，邓小平逐渐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思想理论。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政治理论著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我国政治伦理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原则、规范、目标、要求。（1）关于政治制度，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1979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1980年）、《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1987年）等等。（2）关于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等等。（3）关于政治主体伦理修养。《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等等。（4）关于社会主义特色。如《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3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等等。（5）关于政治稳定与发展。《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中国不允许乱》（1989年）、《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1989年）等等。（6）关于国际政治伦理，《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1984年）、《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4年）、《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1986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989年）等等。以上这些著作，逐渐形成了邓小平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

其次，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毛泽东在1957年曾概括了我们奋斗的政治目标，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个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邓小平对此进行了阐发，认为“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0]。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目标，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制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11]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12]

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既有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邃思考，也有邓小平政治人格魅力的光辉闪现。1992年10月，十四大报告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下了完整的科学的定义，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3]。与此相对应，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达到了成熟并以固定的理论形态呈现了出来。

邓小平政治伦理的发展形成，发展了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开拓创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邓小平的政治伦理理想目标，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四个现代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