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开展与“当代新道家”的提出

1995年11月，学界在西安举行“老子：影响与解释”国际研讨会，老子与西方，尤其是德国哲学的联系进入学界视野，会上还提出老子哲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新文化模式的生长点的观点。

（一）老子、道家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影响

什么是道家？冯达文以老、庄为道家的典范，认为其特点是以回归自然为主调的本源—本体论及其价值意义，凡属于这条路线的，都属于道家。老子、庄子是原道家；老庄之后有彭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等。冯达文认为，宋钘、尹文首创以气解释道，为中国自然哲学的形成和道教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熊铁基提出了“秦汉之际新道家”的概念，如《吕氏春秋》的作者们、马王堆汉墓《经法》四篇等。冯达文认为，他们的基本倾向是引申转换老庄思想以求用世，对于道家的“本源—本体论”发挥不多，没有把道家推向一个新阶段，所以不能称为新道家。^[324]魏晋玄学可为新道家，王弼把老子的本源—本体论推进到了本体论。郭象又进一步开出了存有哲学，“把每个个体自我升格为绝对个体”，“万物各自即认自身现实的仁和存在样态为自己的本质”，^[325]这表明“现象及其任何变化，都是本质的”。^[326]郭象的存有论为人的个体性确立了根据。宋明时期，道家的思维方式和框架为宋明理学和心学所继承，道家哲学作为一种境界追求，通过理学和心学得到了翻新，所以，宋明新儒家可称为“儒道家”，他们的本体论可以归入道家本体论。

在1995年的西安会议上，与会学者还就老子哲学的性质与特点进行了讨论。刘蔚华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自然哲学。金吾伦也论证老子的道论是生成论，现代物理学已经揭示了构成论的不足，海森伯用“潜势”取代微观物理的组成、构成、分割等概念，以解决“量子力学悖论”。“潜势”概念类似于道。蒙培元认为道不是实体，而是超越的境界，是真理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的有机统一；老子哲学是境界论。王德有把老子哲学概括为“立于常道观人间”的境界。赵馥洁则从人的价值实现的角度说明老子的境界问题。臧宏认为，道不仅是境界，也有一套完整的方法。

关于老子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任继愈认为，老子思想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来源是春秋时期社会的混乱、旧秩序的崩溃和仁义口号的虚伪性。三个组成部分是荆楚文化、古代文化遗产和前人的经验；李中华指出，《易经》六十四卦卦爻辞的语言、义理尤其是辩证法思想对《老子》都有影响。罗炽认为，儒道同源，老子、孔子之学术同源于《易》，同反映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其歧异在于治道。关于老子对于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任继愈认为，宗教、哲学、政治与军事是老子影响中华民族的三个方面。王葆玹以先秦文献不见道家之名为线索，指出先秦道家分为南北两支，北派崇尚黄老，与法家混融；南派崇尚庄老，排斥法家而标榜个人自由。李刚通过对“重玄学”的分析，指出中国哲学也有一分为三、三合为一的传统。

关于道家对于儒家的影响，也成为一个热点，任文利认为，老子的许多思想是由庄子显现出来的。陈鼓应认为老子主张相对关系的转化，庄子则超出此相对关系提出了生命精神境界说；庄子对荀子、韩非、《吕氏春秋》都有影响，对文学艺术美学的影响也超过了老子。吕锡琛探讨了道家与民族性格的关系，认为两者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道家思想反映了民族性格的理性，同时，道家思想也陶冶着民族性格，民族成员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和实践又推动着道家的发展。道家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包括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抱朴守真的价值取向、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柔弱不争的处世之道、注重养生的人生追求等。道家影响中华民族性格的途径有封建统治者的倡导、家庭教育、历代家训、知名人士对于道家典籍的注释等。^[327]胡孚琛认为，原始道家以老子为代表，来自伏羲时代母系氏族文化的原始宗教，《诗经》、《书经》中多有道家思想，《易经》中也多有道家思想，老子将原始道家思想保存了下来。关于老子哲学的基本范畴，许抗生认为，道为先于万物的本原世界，与物的世界相反。刘笑敢认为，“自然”为中心价值，“无为”为实现价值的方法，“道”和“德”为自然和无为提供形上学论证。“无”为有而似无之“无”，不是“有而后无”之“无”或绝无的“无”。王博认为，“自然”都是在说明道与万物或者百姓的关系上使用的，主语均为万物与百姓，“自然”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郭沂认为，“自然”是万物初始的存在状态，无也是存有的绝对状态。

（二）老子与德国文化

关于老子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德国学者沃尔法特（Wohlfart）认为，老子哲学与赫拉克利特相似，属于前形而上学家或非形而上学家。薛华分析了德国哲学家对老子的接受，指出海德格尔对“道”的认识为老子的解释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维度，梢尔茨（Scholtz）具体分析了18～19世纪德国学者对于老子的解释，认为18世纪时德国哲学家基本上还没有了解《道德经》，19世纪温蒂希曼和谢林认识到老子表达了人类史上最早的一种智慧，认为老子是一位意义重大的形而上学家、神秘论者、通神论者，这种观点最终成为主流。霍尔茨（HaraldHoltz）研究了谢林和雅斯贝尔斯哲学的“道”的概念。他指出，谢林晚年不把“道”译作“理性”，而是译作“门”，老子哲学对“道”的否定性的、矛盾的描述被谢林看作所有存在世界的超验的、超越根据的特征。雅斯贝尔斯重视“全体”与“道”之间存在联系，晚年对《老子》的部分章节进行了和平主义的解释。瓦尔特·施外德勒（WaterSchweidler）认为，海德格尔首先不是把老子作为哲学家或宗教家，而是作为伟大的发言人来看待的。在海德格尔那里可能找到与老子的可比较性或可能的衔接点，如“道”的思想作为唯一发生的东西与Ereignis的思想在晚期海德格尔那里起着相应作用，“无”的被设定及其结构的意义与存在的结构和逻辑具有可比性。老子思想对海德格尔的转折起了一定作用，使他远离了作为唯一思想背景的西方哲学传统。海因利希·盖格（HeinrichGeiger）研究了老子哲学对于20世纪德国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的影响。关于西方，尤其是德国为什么接受《老子》，弗罗里安·莱特（FlorianReiter）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拙劣译本的想当然的解释，也为在基督教信念和所谓“印度—日耳曼”传统之外的另一种出路。焦树安认为，在重建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基础时，要吸收老子哲学之长，补儒家之短，老子提出的概念与现代物理学有相近之处，这有可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和新文化模式的生长点。

（三）道家的地域特点

李学勤把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与《国语·越语下》进行了比较，认为《黄帝书》应作于战国早中期，《越语下》成书于战国前期。这一结论有利于道家属于南方文化的结论。张智彦认为，道家是含有南方蛮夷色彩的华夏文化，楚国为老庄思想的发源地。罗祖基则认为道家文化属于北方系统，老、庄都是殷周遗民后裔，原始道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中期，开创于齐国。谷方认为，齐国是黄老之学的发祥地、研究和传播中心。知水认为，马王堆帛书《黄帝书》可能出自齐人，道家对齐国的影响更大。黄钊认为马王堆出土的经法等四篇有130多处与《管子》相同，故此四篇可能出自齐人之手。

（四）老子哲学的人类学解读

在人类学看来，原始人的创世观念认为，时间和生命都是循环往复运动的，宇宙间一切生命和一切运动都开始于创世神话的神圣开端。叶舒宪据此提出，老子哲学和远古神话有密切的关系，“反者道之动”的“反”是人类永恒回归神话，老子所说的“古始”、“无极”都是创世的神圣开端。一年一度的新年礼仪就是对创世神话的象征性重演。“老子哲学脱胎于永恒回归的神话，并将回归扩展到宇宙、生物、社会及人类个体。”^[328]老子把天地开辟前的混沌作为完美的化身，而不是像域外神话把天地开辟后的第一个阶段作为黄金时代，这一价值观反映了老子还保留了史前宗教的大母神崇拜。“天地之根”、“玄牝”等，都是大母神，宇宙万物则是大母神所生。复归混沌表现了大母神的原型作用。普珍认为，云南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混沌宇宙观和道家哲学中的混沌宇宙观十分相似。彝族的尚左尊黑、民俗中的混沌宇宙观和万物雌雄观，都是老子哲学概括的内容。溯源地看，周秦时期羌族曾经散居各地，老、庄所在的河南鹿邑、商丘一代也有羌族，“老、庄很可能是古羌戎或受古羌戎文化影响的哲人”。^[329]老子姓李名耳，“李耳”在江淮之间即是老虎，江淮之间曾是古羌族的活动区域。^[330]

（五）道教内丹心性学研究

张广保的《金之全真道内丹心性学》对宋明以来道教的心性学说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是1949年以来国内第一本关于道教内丹心性学的著作。作者把道教内丹心性说与佛教、理学的心性说进行了比较，指出北宋后期和金代，张伯端、王重阳分别建立了南北新道教，以心、性范畴解释道教中的神、道范畴，以身心、性命双修来对应禅宗的明心见性，由此建立了道教的心体、性体、神体、虚体等概念，在理论思维上达到了与佛教、理学比肩的地位。新道教强调性命、身心的融合、双修，其心性理论比禅宗更开阔，比理学更飘逸。^[331]

（六）道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当代新道家”

葛荣晋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很少把目光投到道家思想在当代的社会价值”这一领域，“使老子及其道家思想的研究就变成了一个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纯学术问题，使老子思想研究失去了现实意义”。^[332]鉴于此，他主编了《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一书，把研究的视角“从对道家思想本身的研究转向对道家思想的当代社会价值”，揭示道家思想在当代社会各个领域的作用和价值，“把道家思想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使道家思想具有强大的时代生命力”。这既是对中国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否定，也是对世界范围的“道家热”的回应。^[333]他还主编了《儒道智慧与当代社会》，论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与现代生态伦理的关系，道家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等。^[334]葛荣晋认为，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一样，本质上也是一门“人学”。道家人生哲学和儒家人生哲学是人生全过程的不同侧面，两者互补，共同构成人生的全过程。老子哲学对于中国古代和当今世界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老子哲学对于医学的影响是形成了“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现代医学证明，西医的纯粹生物医学模式正在被中医的模式所取代。老子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形成了朦胧诗、寻根文学、现代派、先锋小说等。老子对于中国画的影响在于形成了东方特有的时空观念、思维方法、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没有老、庄思想，就没有中国独特的书画艺术。老子对于当代农业的影响是促进了当代农业变革，日本著名农学家福冈正信根据老子道家思想，创造了“自然农法”，顺应自然，不耕地、不施农药、不锄草、不施肥，获得成功。老子思想“返归自然”的理想，对于当代环境保护，对于建筑，对于科学，都有重要影响。霍金的宇宙理论与老子的有生于无的道论相似，《道德经》至今仍然是道教的重要经典。老庄与西方诗人哲学家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等，在价值观上，都主张重估价值，在思维方式上都主张直觉；在本体论方面，道和存在有相似性，都反对以主客对立的知识论的方式看待“存在”或“道”，力图从存在的直接性入手解决本源问题。陈鼓应分析了老子的“道”对现实人生的指导意义，张智彦认为老子的和谐思想可以进行现代转化，李霞认为老子的本根之道可以培养高瞻、追根意识等。冯达文也肯定了道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他指出，道家所面临的是一个变动激烈、价值丧失的社会；道家提出的解决方式是“回归自然”。当代社会也面临着急剧的变化，不少人呼唤儒家的复兴，其实儒家执著于“有”，不如进一步达到“无”的精神境界。所以，应该复兴的是道家。道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特定范围内有其价值，可以缓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缓和人的物质欲望、引导人们的生活情趣等，这是道家的现代意义。不过，冯达文又指出，复兴道家并不是解决社会弊病的根本出路，“人绝不可以从与自然的对待关系中退出以至于回到与自然统一的状态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当然也绝不可以从与社会与他人的对待关系中退出以求得心灵的宁静”。^[335]“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柱石，是马克思主义”，^[336]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逻辑与历史统一，是我们研究道家哲学的指南”。^[337]刘学智对于老子学说的现代价值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反思，他指出，老子的时代意义、现代价值存在于传统与现实、历史客体与现实主体的关系中，是历史上一代代的接受者的理解创造。作者的原意只有通过历史的解释活动才有时代意义。这样，所谓“原意”就和时代意义合二为一了。他重视“自然”在当代的生态意义、“无为”对于市场经济的不干涉意义。^[338]

董光璧提出了“当代新道家”的概念。他集中探讨了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指出道家发展出了它的“现代形式”，英国的李约瑟、日本的汤川秀树、美国的卡普拉都是当代新道家。李约瑟还称自己为“名誉道家”。他认为，科学有机械论和有机论两种模式，机械论世界观已经过时，未来科学发展将采取有机论模式。道家是“有机人道主义”的世界观，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在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起点”。^[339]汤川秀树从道家哲学中发现了对科学研究极有意义的“直觉思维”。卡普拉从中发现了“生态智慧”。他说：“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340]在《物理学之道》中，卡普拉强调物理学范式的改变：从部分到整体、从结构到过程、从“客观”到“认知”、从“建造”到作为知识隐喻的“网络”、从真理到似真理的转变。^[341]他要求进行基于道家和《易经》理论实行“文化革命”，未来文化模式应吸收道家的“阴性”的特点，做到东西方的平衡、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平衡。^[342]董光璧认为，当代新道家有其理论表现形式。形式之一是“道实论”。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无不是没有，而是包含着无限生机的“无”。数学上的“〇”、物理学的“真空”、汤川秀树在研究基本粒子时提出的“空域”、卡普拉的与“道”或“气”相似的“场”的概念，都是道家思想的最新表现形式。当代新道家的理论表现形式之二是“生成论”。西方传统科学是构成论的、几何的、演绎的。海森伯在量子场论的研究中提出了粒子的生命和转化问题，这是基于生成论的。霍金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提出了宇宙的开端是无中生有的思想，老子所设想的宇宙的开端是“道”。美国物理学家惠勒提出的“质朴性原理”，没有定律的定律，它又包含一切定律，这类似于老子的兼有本原和秩序法则的道。当代新道家的第三种形式是“循环论”。卡普拉根据中国道家哲学和无形理论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都具有循环的特点，循环的规定是“阳极生阴，阴极生阳”。董光璧认为，宇宙的演化是循环的，能量也有可能是循环的。当代新道家的第四种形式是“无为论”，“禁止违反自然的行为”。李约瑟认为，作为应对现代技术社会的危机的“科学人文主义”，其古典楷模就是道家的“自然无为”。^[343]在认识方法上，老子的直觉和怀疑相结合的思想也是科学发展的法宝和指路明灯。

董光璧研究这个题目的意图和卡普拉一样，也是要呼唤一种新的文化。他根据“当代新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特别是道德家某些思想复归的特征”，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观点。他认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以“分析重建法”和“经验的原则”为方法论特点，“新启蒙运动”的方法论原则是生成论和经验原则相结合的“整体生成法”。“人和自然应该是和谐的整体，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要求平衡，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要融合，整个宇宙都处在动态平衡的循环运动网络之中”；^[344]他提倡建立“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这是一种基于文化趋同性的世界主义的文化观”。^[345]

胡孚琛也提出了建立新道家的思想。他所说的“道学”包括传统的道家、道教和方仙术。他指出，“道学”的概念可以定义为“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理论支柱的整个文化系统，其中包括道家的哲学文化、道教的宗教文化，还有仙学的生命科学文化”；^[346]“老子为道学之宗。”^[347]关于道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胡孚琛提出了九个方面。第一，道学的“平等、宽容精神，符合世界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第二，道学“祈求太平，爱好和平”的思想可以成为“反对强权政治，反对战争的理论武器”；第三，道学“周穷济急、救人救物”的思想符合“人道主义观念”；第四，“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可以启示我们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第五，道学的“返璞归真、反对异化的价值取向”，可以帮助人类“恢复人的本性和生活的自然状态，消除人类的生存危机”；第六，道学“崇俭抑奢、知足守道的生活原则”“对社会人心有着现实的教化意义”；第七，道学“尊重女性、敬老爱幼、慈善谦让”的观念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的伦理观；第八，“少私寡欲、无己无待的人格修养”是“解脱人的心灵枷锁的仙丹妙药，是通向大道的人格修养途径”；第九，“重生养生、功行两全的修持方式”要求不走“弃世遁世的道路，而要为促进民众的健康尽力，为老百姓的生死存亡说话”，是“有意义的”。^[348]

总之，胡孚琛认为，“道学文化中蕴藏着中华民族崛起的生机和希望……新道学是中华民族迎接全球一体化奔向大同社会的文化战略”，^[349]所以，应该“在整个学术界迅速成长期一批道家学者，改变陈旧的经学式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模式，努力吸收现代科学的哲学精华，实现道学的现代化，出现一批中华民族的当道新道家”；^[350]并以“道学的精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351]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道家哲学与文化研究的进程呈现为一条十分明晰的从判定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性质、遗产继承到对象化的客观性、知识性研究，再到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融为一体，把道家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的诠释性、建构性态度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传统通过理解、通过诠释、通过建构被建立起来了，成了活的东西了。这是民族理性走向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