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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的熏陶

时间:2022-08-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三、道家文化的熏陶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游离于政治生活中心之外的立场成为儒家文化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和裨益,诚如牟钟鉴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阳儒阴道,外儒内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假如只有儒家而没有道家,中国的传统思想就会失去一半光彩。”

三、道家文化的熏陶

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游离于政治生活中心之外的立场成为儒家文化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和裨益,诚如牟钟鉴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阳儒阴道,外儒内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假如只有儒家而没有道家,中国的传统思想就会失去一半光彩。”(45)道家经典是《老子》、《庄子》、《列子》等,魏晋新道家又把《周易》和《老子》、《庄子》并列称之为“三玄”,成为道家根本经典。和儒家的人文主义相对,道家的思想精髓是自然主义,“主张一切都顺应自然,保持事物本来质朴、自得状态”(46)。按照牟钟鉴、余敦康两位先生的观点,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一种特殊的人文主义,因为其也讲“人”,但强调“用‘天’化‘人’”(47),强调“以人合天”(48)。从自然主义出发,道家提倡“道法自然”、“返璞归真”,认为人应该回归纯朴的自然本性,这样人性才能纯和,社会才能太平(49)。道家自然主义的核心理念是“道”,牟钟鉴先生认为道具有永恒、真实、自然而然和生生不息的特征,道是宇宙自身所固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既是超越永恒的,又内在于天地万物,是天地万物自身包含的一种状态。道家从“道”这一核心理念出发,提出“道常无为”,或者说自然无为,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辅助万物,不随主观意愿去改变自然,而是顺随万物之本性因势利导。怎样引导呢?道家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但是决定万事万物变动的法则却是不变的,这个总的法则就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是说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朝反方向运动的趋向。牟钟鉴先生认为“反”的内涵有四:一曰相反相成,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老子》第二章);二曰正事若反,如“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三曰物极必反,如“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四曰返本归初,事物的运动循环往复,向静态和本初复归。“弱者道之用”是说事物在柔弱中最能显示其强盛的生命力,虽表现为不争、处下、居后、谦让、柔顺、无为,实则生命力深厚,富有韧性,能够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是真正的强者(50)。这就是道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的这一理论是“自然的不变规律”,“对中华民族有巨大影响,帮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51)

牟钟鉴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从小就接受文化典籍的训练,熟悉孔孟老庄的思想并受其熏陶,很多人形成儒道互补的价值取向……这种两重素质使得士君子的生命富有弹性,他们用儒家进取,用道家调节,形成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交融的风格,可以适应顺境和逆境的转换。”(52)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汪维藩也具有这种儒道互补的“士之精神”,于儒道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其思想中既有儒家人文主义的积极入世,社会担当;又深受道家自然主义的熏陶,超脱潇洒。

在中文圣经翻译中,“Logos”先被译为“言”,如英语的“word”,后来才译为“道”。其所以如此,有中国文化上的原因。汪维藩将圣经中的“λογοδ”(逻各斯)和《老子》的“道”进行对比分析时领悟到,“道”有两层涵义:一是柔弱,柔顺,是“弱者道之用”,即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二是“道路”,是身体力行,脚踏实地行走于其上的道路,而道路的运动模式是“反”,返回的反,归返的反,是往而又返,来而又复,是周而复始,回还往复的“圜道”,是“反者道之动”,是“圣子自己归回上帝的轨迹,也是失落之人藉以归回上帝的轨迹,又是人类天良归回上帝及上帝之爱的轨迹,更是上帝藉‘道’所创造万有周行不殆,生生不已的轨迹”(53),汪维藩认为正是由于“道”的归返,“东方人的灵性追求与经验不走极端,而是回还于此岸与彼岸之间,生与死之间,永恒与时空之间”(54)

汪维藩从道家思想中所领悟到的“道”不仅有“返本归初”,还有“相反相成”、“相辅相成”,他领悟到生与死的相反相成“人之生生,动之死地”(《老子》第五十章),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总是“复归其明”(《老子》第五十二章)(55);他领悟到对立事物的和谐,相反事物的转化,懂得“为什么要爱冤家对头,而不是永远为敌;为什么要以和为贵,而不是无休无止的斗争”(56)。此外,道家庄子的神秘主义对汪维藩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认为对上帝的话,对属灵的事,常有一种“说不出”、“说不尽”、“不可说”的经验,对此,人的语言与概念均无能为力,只能凭藉心灵的直觉与直观,这就像庄子所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篇》)(57)。汪维藩还从老子的“人法地”,即顺应自然万物,不加干涉和破坏,引入道家的生态环保意识,探索基督教生态伦理(58)

综上,汪维藩的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是一位有着中国风格的“学养与德操”的基督徒。值得注意的是,汪维藩在运用这些思想材料进行其中国化神学思考时,并未像上面我们分析时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门别类,分别什么是道家的,什么是儒家的,而是杂糅各家统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思维、中国传统精神,对各家思想运用娴熟,游刃有余,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思维影响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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