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对当代文明的诊断

四、“存有”及“道”:道家对当代文明的诊断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比今天更富足，也没有哪一个时代比今天更贫乏。对于未来人类文化的前景，现代人一方面觉得充满了希望光明，另一方面又感到黯淡沮丧。事实上，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基本上是由科技的更新来主导的。科技在20世纪以来的进步，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打破族群与国家之间的樊篱。都市文明的兴起，已经使旧有的生活秩序解体，但是在交通、资讯工具急速的变迁与进步下，任何族群与国家，都不可能独立地存在。现代人注定要在与“他者”(the other)的相遇中，一方面寻找自我的定位，另一方面建立互动共存的行为规范。因此，现代文明的困境，不是人类行为没有规范可以咨询，而是“谁”的规范，足以为“地球村”的生命共同体订定行为的准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比21世纪的现代人更加困惑与迷惘的了。

尤有进者，现代科技的进步，虽然可以将人送到太空，但是科技在经济进步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却逐渐使人不能存活于地球之上。生态环境严重的破坏，早已使人怀疑科技的更新，果可拯救科技带来的灾难。自然界强劲而无情的反扑，不啻让现代人再次经验到“他者”。但是，令现代人困惑的是:科学不是一直是20世纪以来人类最有自信的成就吗?为什么拥有“真理”与“知识”光环的科学，愈来愈不了解它所居住的自然界或地球。是不是我们自傲的科学，一开始就将自然界过度简化为某种特定认知模式下的“对象”，忽略了自然其实也有它永远拒绝被化约的尊严。20世纪晚期环境哲学或环境伦理学的兴起，正说明了20世纪文明的这种困境，即:在“他者”拒绝被化约为“我”或“我们”的情况下，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人性?什么是自然?都成为一些迫切等待重新思索的问题。换言之，存有的再探索与新伦理的重建，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课题。

20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心灵爱因斯坦，就曾经感叹过:

为什么成果若是辉煌的应用科学，它减少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较前容易，但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呢?^[17]

是的!为什么我们不快乐呢?科技难道不是我们经历过几个世纪的奋斗才创造出来的辉煌成果?它不曾经是无数高贵的心灵用生命、智慧来灌溉的一片园地?为什么它硕大饱满的果实不能解除现代心灵的困惑、焦虑?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成为不快乐的现代人?这一连串的质疑，显然只有在科技之外，乞灵于人类所有经验予以整体透视的哲学智慧，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据我们所知，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哲学思潮中，存在主义可能是最能忠于这个时代感受的哲学。

存在主义的兴起，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分析，简单说来，主要是源于哲学家意识到科技文明对传统世界观的冲击，已然使得现代人在存在意义的摄受上，陷入四不挂搭、无家可归的命运中。

根据唐君毅先生在《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的分析^[18]，所谓“四不挂搭”，也就是指当代西方人“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存在危机而言。其具体含义，又可以还原到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作以下的说明:

上不在天:这是指19世纪以来，基督宗教的世俗化，尼采宣布上帝死亡，在诸神引退的情况下，西方人顿失神圣超越世界的向往与庇护。

下不在地:文艺复兴以来，数学物理学的顺利发展，使科技理性一枝独秀，自然世界沦为科技理性认知与征服的“对象”，甚至成为仅具工具价值的“资源”，不再呈现可供人类心灵“修、游、藏、息”的情趣。

外不在人:产业革命之后，工商企业的发达，都市文明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结构，传统的人际关系转化为组织分工的角色互动，相照相温的人间情感，完全由冰冷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取代。

内不在己:继天、地、人的相继失落，在俗众文化的泛滥流行中，人类原本宁静自足的心灵，也拱手让给争奇斗艳的意识形态，沦为纷扰不安的战场。

换言之，存在主义之所以重视人之具体存在，并且对当代文明展开严厉的批判，正是因为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现代人的困境，根本是一个因为科技理性独大所造成的世界观危机，一个因天、地、人、我四方共命结构日趋瓦解而来的冲激。因此，以海德格尔为例，当代哲学的首要课题不是什么别的，主要就是回到滋生一切意义理解的根源——“存有”，重建天、地、人、我之间的沟通、互动的网络，使西方文明再次得到活水源头的滋润。

对海德格尔而言，“存有”，其实也就是他终其一生的唯一课题。但什么是“存有”?我们虽然在他的著作中，并未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通过他各阶段从不同角度对“存有”的阐明，却可以获得一个崭新的历史的视野，让我们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科技文明，是如何从它的希腊源头，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地步。目前，基于篇幅考量，我们无法重述海德格尔解构西方历史的细节，但可以断定的是:海德格尔不但认为20世纪的科技有其希腊的源头，是柏拉图以降西方古典形上学在当代文明中的结晶与完成;而且无论是希腊的形上学，还是20世纪的科技，基本上，都是昧于“存有学的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一种对“存有的遗忘”(oblivion of being)。

我们从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有与时间》(Being and Time)即可知道，“存有”不是“存有物”，而是“开显”(to disclose)存有物为“如是”存有物的意义根源。^[19]但是，长期以来，西方的哲学家却遗忘了这项基本差异，不是将“存有”通过因果思考理解为“第一因”、“上帝”，就是沿着先验哲学的进路，理解为表象世界的超越根据——“主体性”。尤有进者，当人类文明进入科技时代之后，现代人更循着科技的本质——“框架”(Ge-Stell)，将人与物均强迫性地摆置为等待消耗的资源贮存物。这种极端窄化的开显方式，不但阻绝了人与存有的联系，使得人无法让事物如其所是地呈现出它丰盈的意义;而且更危险的是，它也可能使得人退堕为资源，或狂妄地自认为是自然界的主人^[20]。因此，晚期的海德格尔，频频致意于“艺术”(art)这样的课题，企图通过字源的追溯及艺术作品根源性的分析，指出我们只有回到“艺术”的本质“让存有物如其所是”(letting things be)，这才可能为20世纪科技时代的危机，找到救赎的力量^[21]。

根据萧师毅及海德格尔早年学生Heinrich Petzet的说法^[22]，海德格尔不但阅读过《道德经》，而且对老子倍加推崇。事实上，海德格尔自己曾多次表示，老子的“道”更妥帖地传达了他心目中的“存有”。所谓“让事物如其所是”，在某个意义上，的确是中国道家“不禁其性”、“不塞其源”的一种西方版本，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两者“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衡诸前文我们对道家义理的阐明，以“道”为首出的道家存有学，与以“存有”为核心的海德格尔哲学，仍有两个基本差异，不容忽视。

首先，存有与价值的二分:海德格尔对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存在危机，的确能够从存有学的层面予以根源性的解析，但是在昧于文化问题也就是价值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海德格尔始终不能紧扣现代人价值观的颠倒与误置，彻底地展开近代文明以来工具理性独大的批判，建立当前环境迫切需要的新伦理。换言之，海德格尔对“存有”情有独钟的思考方式，由于不能正视存在界就是人类在天、地、人、我之间寻求价值实现的行动立场，从而打通存有之源与价值之源的隔障，因此，尽管他对存有的思辨是如何精微，但仍然不能触及现代心灵的迷惘，指出脱困的方向与途径。

其次，理解与实践的二分:海德格尔对于现代人在科技文明中饱受意义失落的威胁，诚有其深度的体会与分析。但是，对于如何在各种文明、制度、意识形态的扭曲中，保存自我的“本真性”(authenticity)^[23]，却因为避讳价值问题，不仅无法提出中肯的建议，连带着对于社会实践也无法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看到海德格尔一度加入纳粹，萨特(J.P.Sartre)曾经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明白所有将理论、实践二分，或者只重社会实践而忽略生命人格修养的哲学，恐怕都不是对症下药的良剂。

果如前述，道家对当代文明的诊断，在基本观念上，不但与海德格尔有相通之处，认为当前的危机主要源自于遗忘了一项最重要的真理:如果没有天、地、人、我的和谐共在，科技或一切的人文成果，其实是无所谓价值的，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其丰沃人生的目的。尤有进者，对于如何重返天、地、人、我的和谐秩序，老、庄哲学更提供了许多历久弥新的实践智慧，足以弥补西方存有学过度重视智思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