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策略与意识批判研究

六十年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策略与意识批判研究

李　元

从2005年到2008年的社会时尚界，淡化性别的生理特征成为最具个性的时尚代名词。这使原本对于性别概念存在的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一种独立于社会文化环境的、独立于女性精神生活状态的、价值中立的审美观？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性别观？

一、性别中性化：由现象到伦理

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流行现象，伴随“超女”而来的21世纪初“中性美”审美旨趣波及整个社会，现代年轻女性甚至将是否具有“性别中性化”视为时尚与否的显性标志。例如，在日常生活的审美中，女孩子们不穿裙装穿男装、不留长发留短发；男孩子们则相反，配合长发衣着色彩绚丽；女性刻意追求“骨感美”而失去特有的圆润丰满，男性则失去特有的阳刚之气。在演艺界和时尚圈内，模糊性别的装扮成为一股“流行旋风”，波及男女艺人；学术界也不曾幸免，早年男女博士比例失调的阴盛阳衰，被新一轮的“性别中性化”取代，科技学术界的高学历女性被视作中性人，这就有了“男人、女人、女博士”的戏谑。大众文化甚至将“中性美”等同于21世纪全球化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等简约风格的艺术审美旨趣。“性别中性化”借助现代媒体、网络科技、时尚包装，迅速拓展至全球，成为大众口耳相传、竞相追逐的审美旨趣。

其实性别中性化并不是新鲜事，关于它的记载古已有之。“双性同体”、“雌雄同体”的神话故事，柏拉图时代就曾提到过，西方创世记神话中造物主也有着双性人格特征。原始人类的图腾崇拜中，造物主都是半阴半阳的形象。在西方神话中，远古文明的原始思维借助性别中性化表达具有神学和哲学的文化意涵。原始宗教信仰的性别中性化严格地说是一种原始的无性别意识，反映出原始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宇宙、人类和自然的创造，是由两性共同完成的。宗教信仰讲求女性与男性拥有同等的创造力，没有身份、地位和尊卑的差异⁽¹⁾，男女两性在宗教中获得精神上和谐的性别意识。

心理学意义上指的性别中性化，是人的心理和生理先天同时兼具两性倾向。心理学家荣格用“阿尼玛”（Anima）表示“男性的女性意向”和“阿尼姆斯”（Animus）表示“女性的男性意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别中性化是消除男性本位的男女不平等、建立性别平等、和谐、平衡的理想人格模式。

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讲，现实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性别意识终究要遭到历史的淘汰，性别中性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于通过建立崭新的两性关系和规范性的伦理价值，超越性别的角色认同，即两性精神和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因此，这样的性别中性化内涵了两性渴望共同担负人类生存责任和前途命运的意图，是对于性别和谐的社会实践。因此，性别中性化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的一种崭新价值观趋势，暗示着当代女性主义价值观内在规定性的新特点。

要冷静面对全球化中的性别中性化浪潮，首先需要冷静反思几个问题：“性别中性化”一定要以牺牲女性阴柔美的个性特征为代价吗？“中性化”是女性优势吗？“性别中性化”等于两性平等吗？对这些问题的厘清，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理论误区的禁锢，开拓适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伦理实践。

二、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新现象

女性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六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新中国女性主义运动和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双重影响，并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中，呈现出新的现象。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同性恋论述和关心少数族群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冲击了传统女性主义概念的内涵。

女性主义（Feminism），是200年来国际妇女运动的产物，它既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又在理论上兼收并蓄日益朝多元化发展，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支强大的左翼力量。世界范围内，在左翼力量的推动下，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政、进入议会、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进入官僚体系或担任司法官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而且对同性恋和少数族群权利保护的立法也不断推进，但是现实中更为复杂的潜在问题是：如果握有权力的女性或族群主观上抑或客观上依然接受、附和男性的、主流的价值观，则在面对全球化的文化碰撞时，本土法律文化如何应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挑战，就成为当代学界不得不直接面对的现实理论问题。它提出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恰切地诠释女性主义新内涵的要求。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环境中，模糊和淡化女性“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文化出现。

在西方女性主义对性别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文化建构主义特别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所带来的女性男性化的严重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针对男性中心主义对于女性的政治和思想统治，文化建构主义的焦点和目标从文化领域继续转向性别问题研究，也即性别政治和性别差异等问题的扩展性研究，它的关键问题在于进一步区分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意义。

所谓“社会性别”（Gender），是指不同社会、文化赋予男女两性之间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等，它与解剖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Sex）差异很大。西方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开始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是女性反抗“生理性别”方面非主体地位的总体特征。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协调、经济复苏和发展，政治民主的黄金时期在西方文化上的具体反映，促进了这一时期以颠覆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centricism，男权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和文学批评的诗学与文化政治学主题的兴起，从而使女性主义逐步趋向于关注女性的“社会性别”研究。这一研究规模和影响之大，使得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研究成为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流派而影响了全世界。

然而，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暗示了这个重点正在发生转移和改变。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流行现象，“中性美”审美旨趣正在波及整个社会，现代年轻女性甚至将是否具有“性别中性化”视为时尚与否的显性标志。大众文化甚至将“中性美”等同于全球化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等简约风格的艺术审美旨趣。“性别中性化”借助现代媒体、网络科技、时尚包装，迅速拓展至全球，成为大众口耳相传、竞相追逐的审美旨趣。

第三，女性主义的崛起，受到来自西方保守主义的强大抵制。保守主义者借助西方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准则约束女性，在中产阶级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中强化女性取悦丈夫的责任。西方保守主义观点不断向社会强化，家庭才是发挥女性优势的最佳地点，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从事一些服务性工作，对于家庭更具奉献和牺牲精神，而女性自身似乎比男性也更愿意留在家庭。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严重的金融危机，西方保守主义以貌似同情和怜惜女性的姿态出现，以保护女性弱势群体的口吻使女性自愿选择回归家庭的观点，其实质是新一轮父权政治文化的复兴。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社会的高速不平衡成长期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得女性回归家庭的选择中蕴含潜在的伦理问题。一项亚洲社会学调查发现，一部分女性，其中不乏高学历女性，自愿放弃学业和事业回归家庭。这部分被视为活力充沛的25至35岁女性心理问题也最多，其中，学历高和专业性强的年轻女性，更会因工作上承受额外的精神压力而使情况更为严重⁽²⁾。这些女性群体除了接受过高的压力指数外，她们的情绪和精神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比同龄的男性更低落和更脆弱。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看似柔弱无助、易于让步的性格，也许是女性对当今经济社会模式的一种取巧心态：假如无法消解男性社会中的巨大压力，女人只得以强调“我是弱者”的外在方式找寻自我认同。事实上，“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正如《女权的辩护》一书作者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ry Wollstonecraft）分析的那样，其结果必然牺牲女性身体健康和精神自由，使女性只能活在男性提供的有限空间和时间中，成为“羽毛族”⁽³⁾。这样的女性身体和心理的羸弱，逐渐丧失在家庭中的决定权，失去在社会教育中锻炼理性的机会，最终表现得更为非理性和情绪化。经济上，她们不要求经济独立、但要求掌握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权利；在政治上，不明确主张性别平等，甚至对于国家事务和女性的民主权利明确不主张；在文化生活中，她们则普遍接受西方消费主义理论。

第四，女性身份政治中出现一种新型策略方式。西方酷儿主义女性主义理论（Queer Theory）认为性别身份的存在是偶然的和经话语构建的，并会在21世纪回归传统文化的世界趋势中进一步寻找它们适合的伦理根基，从而成为女性身份政治的一种新型策略方式，即策略本质主义。

“酷儿理论”中的“酷儿性”（Queerness）指的是难以进行分类的女性或男性。自称“酷儿”的人不止是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女性气质的男人、同性恋或易性者，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人。这些难以归类的人的身份成为模糊的、可变的和偶然的。女性身份政治中出现一种新型策略方式，与全球化开启的新一轮反本质主义和反正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浪潮密切相关。目前，“酷儿理论”的出现因使性别内部变得多元化而日益受到全球化时代女性主义者的格外青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酷儿理论”由于重视强化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已经引起当代西方政党的极大关注。

三、两种误区

中国妇女的社会精神生活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中国女性有独特的精神生活状态。中国妇女伦理观的独特性是伴随男性革命家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进行的，这种历史为今日变革中的中国文化遭遇西方女性主义文化的碰撞后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致使中国女性伦理道德和两性性别角色定位在性别中性化浪潮中受到严重冲击。

第一，中国妇女自身解放斗争的历史为现代中国社会性别平等奠定了坚实基础，却对尊重两性的生理性别差异矫枉过正。

从1949年至1976年，女性的“社会性解放”时期使统治中国两性文化结构的男尊女卑的男权统治观念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女人也顶半边天”，女人成为全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生力军，她们与男性并肩作战，呈现出中国妇女社会生活的新面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就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保障两性在社会、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平等。民主政治意义上的解放放大了女性的社会性别。强调社会意义的“平等”行为模式，造成所谓“男女都一样”的无生理性别差异的极端思考模式。这一点上的矫枉过正在中国女权运动史上曾经走过弯路，20世纪在“铁手铁脚铁姑娘”的政治激情下，一大批女性不顾自身的生理条件而刻意地去拉近与男性的距离，不仅造成了悲剧，同时也使中国妇女解放发生了扭曲，社会失去基于两性平等基础上对于女性应有的尊重。这种所谓的“妇女解放”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父权压迫，把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觉醒寄托于男权参与的、凭借社会政治手段实现的妇女解放运动。

第二，改革开放时期赋予中国现代女性更多自主选择生活状态的程序机制、民主保障和社会机遇，却使一部分女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和快速创新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蜕变。

1976年至今，是中国“女性意识”和“主体意识”在社会关系中不断觉醒时期。改革开放提供了保证和鼓励中国妇女参政（Empowerment of Women）成为发展社会、国家以及女性自我发展的最为正面的措施。公众偶像的建立首先意味着其本身特质被广泛认可，一种“非女性化”的少女形象能够得到作为庞大女性族群的认可，这不能不说具有强烈的民主意味。中国政府积极提请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努力倡导和树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发展观念与性别平等观；建立实行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国家机制；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支持妇女参政；加强国际社会、国际妇女运动的交流与合作等措施，为妇女建立宏观平等级制的平台。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女性的社会精神生活为构建和谐世界发挥着具有东方魅力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妇女实现与国际社会和国际妇女运动接轨的重要阶段。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妇女的女性意识和主体意识是伴随男性革命家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建立的，因此又显示出不同于西方妇女的新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化议题方兴未艾，同性恋论述也和关心少数族群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样，冲击、丰富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虽然越来越多女性从政，或进入议会、扮演立法者的角色，女性进入官僚体系或担任司法官也很普遍，不过如果握有权力的女性或族群依然接受、附和男性的、主流的价值观，我们的法律文化里终究还是欠缺真正的女性主义声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女性社会角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双重变化，也使当代中国女性的社会精神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女性的自我认同和独立自主能力在知识经济中得到长足的发挥，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所特有的阴柔、细腻、含蓄、包容等特质，即所谓的“女性优势”已经构成21世纪的现代管理理论中不可或缺的能力和优势。知识经济提供了两性平等的社会舞台，女性冲破了在许多年之前被认为是男性占绝对优势领域（例如科技、政治、经济等）的藩篱，使得该领域获得了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成长点，创造了极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女性在社会领域的地位和形象得到极大认同和改善。另一方面，主张“性别中性化”与“女性回家”的论调也大行其道，前者模糊了男女生理性别角色、使女性性别边缘化；后者使女性放弃自身的社会角色，从社会淡出回归家庭，做全职家庭主妇。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持这种生活态度的女性中很多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她们在专业学术领域的发展中自我设限、停滞不前，甚至将“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作为自己日后安身立命的价值选择，甘心情愿放弃经济和政治独立，回到家庭做全职太太。更有甚者同时牺牲女性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矫枉过正地将“性别中性化”视为女性追求性别平等指标的性别态度。后一种情况更值得深入研究。在经济上，她们不要求经济独立、但要求掌握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权利；在政治上，她们不明确主张性别平等，甚至对于国家事务和女性的民主权利明确不主张；在文化生活中，她们普遍接受西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理论。

在经济和政治日益发达的全球化背景下，女性却以淡化性别特征为最终归宿和发展方向，这提醒我们重新反思性别中性化的伦理内涵，即性别中性化究竟是否等同于妇女的解放。为何在经济和民主快速发展的现代科技社会，妇女自身的独立和两性平等的问题会出现“倒退论调”，甚至“色情产业”也死灰复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出现了诸多误区。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舞台上，西方社会提出女权主义运动的口号迫使中国重新审视自己五千年的文化血脉和伦理根基，这都与东西文化差异有关。在伦理与经济的博弈中，女性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物的女权主义，而这种缺乏东方特色的性别平等理论和伦理价值观，一经引入中国就因先天发育不良而使后天成长具有缺陷。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的两性文化中，以中国传统美德、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与西方现代女权主义文化体系相嫁接，最终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路径不可避免地陷入蹩脚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思维方式和审美旨趣的理论误区。

误区一：性别平等等于强化女性“社会性别”而淡化女性“生理性别”

这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影响直接有关。女权主义在20世纪的文化语境中开始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协调、经济复苏和发展，政治民主的黄金时期在文化上的具体反映。这一时期颠覆和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成为女性主义话语和文学批评的诗学与文化政治学的主题。规模和影响之大使得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成为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流派。女性主义在政治上的激进表现很快就引起了美国社会的伦理反思。在西方女性主义对性别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文化建构主义特别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所带来的女性男性化的严重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针对男性中心主义对于女性的政治和思想统治，焦点和目标从文化领域继续转向性别问题研究，即性别政治和性别差异等问题的扩展性研究，进一步区分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意义。所谓“社会性别”（Gender），是指不同社会、文化赋予男女两性之间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等，它与解剖意义上的“生理性别”（Sex）差异很大。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机构发展过程中，女性追求的两性平等应该是在男性了解和尊重女性生理性别的前提下，两类“和而不同”的生命个体（男性与女性）之间平等地获得机遇和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反观中国今天的“性别中性化”现象，将生理性别的差异视为两性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刻意回避甚至模糊这种差异来掩饰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最终只能将现代女性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带入误区，归根结底，这种“性别中性化”不是女性的个性发展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性别压抑和歧视。

误区二：性别平等就等于“男主外女主内”

这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阶段的特征，即两性求异。这种观点认为，家庭才是发挥女性优势的最佳地点，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从事一些服务性工作，对于家庭更具奉献和牺牲精神，而女性自身似乎比男性也更愿意留在家庭。这一问题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第二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第三是心理问题。一项亚洲社会学调查发现，被视为活力充沛的25至35岁女性心理问题最多，其中，学历高和专业性强的年轻女性，更会因工作上承受额外的精神压力，而使情况更为严重⁽⁴⁾。除了压力指数过高外，她们的情绪和精神的外在表现也比同龄的男性更低落和更脆弱。一些男性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看似柔弱无助、易于让步的性格，也许是女性对当今经济社会模式的一种取巧心态：假如无法消解男性社会中的巨大压力，女人只得以强调我是弱者的外在方式找寻自我。如果说，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根源在于女性经济地位的不独立，那么21世纪的女性要与男性获得真正平等，经济独立是基础，情感和精神的独立是更深层次的独立。如果女性主动放弃融入社会的能力、制约自我发展，女性就失去许多理性选择人生和丰富智慧的机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会受到诸多限制，就算能拥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家，也能够受到社会应有的理解及尊重，但这些女性还是很难与时代同步发展，久而久之，新的不满足感会形成新的心理压力，造成恶性循环。这种观点以貌似同情和怜惜女性的姿态出现，以保护女性弱势群体的口吻使女性自愿选择回归家庭。这种观点对现代女性自我认同和发展的腐蚀较前一种观点而言，更为隐蔽。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女主内的伦理模式归根结底就是不受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限制的超时空式的自由，不受社会伦理和价值观约束的绝对心理意义的自由。女性似乎因回归家庭而不必为工作和生计的压力忙碌，只要待在家里处理日常起居，然而经济的不独立引发新一轮的政治的不独立以及两性间情感的不平等。更为危险的是，女性本身的自我认同会发生变形和混淆。因为女性的自我认同是在与男性的相互参照下不断实现和完善自身定位的，当她觉得自己能做一个身心健全的女人，在能免受压力下拥有情感、性爱、母性、养育性、生命热情的社会环境里，才能获得生命自由的彻底解放。始终离不开男性视野的女性主义固然摆脱不了性别压迫的阴影，然而完全离开男性视野的女性主义也是盲目而空洞的。因此这种“女性回家”的论调可以视作女性追求绝对心灵和心理自由的错误表达方式，是女性自我认同中的重大误区。

四、女性主义研究的新趋势

人类文明史中的每次妇女解放推进的一小步都面临一次又一次重大挫折与考验，难道两性平等的文明发展与进步必须是以牺牲一部分为代价的吗？如果必须牺牲，那一定是牺牲女性吗？其实这个问题背后存在着发展不足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

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基于性别生理特征差异的劳动和分工的两性观对女性形成的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桎梏走向解体，伴随着现代科技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妇女解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现代科技革命和互联网技术帮助女性对体力和家庭的依赖性日益弱化而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科学活动之中，向传统的男性社会学术观点和方法挑战。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在就业和职业培训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影响妇女的职业发展的性别隔离现象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职业培训投入不足进一步限制了女性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因此，女性被视为男性社会中的弱者，经济社会发展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而处于社会边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侧重点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侧重在女性主义方法论研究创新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基于性别生理特征差异的劳动和分工的两性观对女性形成的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桎梏走向解体，伴随着现代科技革命和互联网技术，女性对体力和家庭的依赖性日益弱化，她们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科学活动之中，对传统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提出挑战；另一方面，侧重研究女性主义的贫困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在就业和职业培训方面的不协调，对妇女职业发展的性别隔离现象的影响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职业培训投入不足和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缺陷进一步限制了女性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法国Lille大学⁽⁵⁾的访谈数据（Ma Li，2005）表明，目前的离散群体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妇女在适龄就业时，就业率低、退休早，收入少，在就业和职业培训方面依然存在性别隔离现象，容易受到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因此更容易处于贫困化、边缘化的不利地位；第三个方面，侧重全球化下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关系的研究。全球化加剧了贫困问题和种族主义之间的某种连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学者更多强调的是单独的个人或单独的某个族群的贫穷问题，而全球性的贫穷问题则引发激烈的种族问题。目前不和谐的国际秩序所体现的新殖民主义定位使全球化加剧了女性的贫困，恶化了种族间的和谐处境与利益分配。这直接导致贫困和种族主义问题以民族主义甚至异端“邪教”的组织形式出现，对全球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严重的“反社会威胁”。

现代两性平等理论认为，在现代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进程中，若男女生理的性别差异造成男女在社会伦理上的社会性别的巨大差别的话，国家或民族的文明程度和综合实力就会大打折扣。正像亚里士多德所比喻的飞鸟之双翼力量不均衡，鸟儿就不能飞的道理一样，人类自我发展的历史使两性平等经历了漫长的辩证发展过程，在男女两性平等的问题上日益达成普遍共识，即使在印度的宪法中也作出了这样的保证：不能够对两性中的任何一方抱有偏见。印度甘地告诫我们：“就像男人在他们的活动领域内被赋予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一样，妇女也要在她们的活动领域内被赋予一个更高的位置。”这是超越单纯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是对现代社会中人性共同尊严和自由的严肃认同。

从上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在全球化下表现出的侧重点，大体可以勾勒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趋势。具体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人权运动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带动寻求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社会文化。2008年“全球左翼论坛”以“大厦上的裂缝”为主题，研究女权运动的重要部门和左翼分子采取的一种新的“话语”策略，即通过提出“保障人权”口号来探索通过社会运动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替代世界的方案⁽⁶⁾。

第二，性别中性化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使性别意识及其平等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甚至成为主题研究。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性别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性别理论。

第三，女性主义思潮对父权机制的批判延续了对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基于两性传统价值观的本质主义反省。

200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战后第三个基本纲领中对性别平等问题有这样的表述：“想要拥有人性的社会，就必须克服男性社会。”⁽⁷⁾对两性生理角色差异的界定，是传统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核心。以生理差异为界定性别的标准，是父权社会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原始社会应该是男女平等的，即使家庭的特性也多半是自然形成、而非受社会权力支配而来的，但是劳动的性别分工却决不是自然的。因此反省传统的两性价值观，如社会正义的追求和对于人类原始社会法律文明起源的研究，就必须反省在两性问题上的偏见甚至成见。女性主义思潮对本质主义和传统认识论的批判受到后现代哲学的支撑。在语言和经验塑造的“传统”中，本质主义和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不断遭遇解构。福柯（M.Foucault）认为，言谈领域（Discursive field）的组成包括为世界赋予意义和组织社会机构及过程的相互竞争方式。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哲学批判符号和意义的直接目的就是针对父权机制。目前，女性主义对男性垄断、父权中心主义的质疑，使得女性主义者研究关于女性认识论和价值观时，既要挣脱已有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系统，也要借助符号的实践来达成沟通的目的，成为女性主义研究中的难点。

第四，性别中性化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相结合延续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两性文化的研究焦点在于对性别歧视的起源、性质和解决方法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为代表，诉诸性别中性化实践，倡议“中性或不分”性别的人性，主张不要改变女性自身去适应男权暴力指定的社会体制，要从根本上夺回身体的控制权。因此，同性恋、堕胎权、生育权等都成为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控诉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学术界非常活跃的一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社会思潮。与其他女性主义流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把对现代社会妇女受压迫状况的揭露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独特性进行质疑，提出在语言和行动上消解资本主义的活力。

欧洲西方女性主义正在展开的历史实践暗示了21世纪的未来，东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将不仅限于和平发展，更多地将以和谐的理念赋予两性发展以更为健全的未来。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释】

(1)原始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成为性别意识产生的起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曾经指出，人起初是圣洁的和无性的。只是在产生了罪恶之后，才失去了他们的精神实质，获得了他们的动物性质，具有性的差别。

(2)资料来源：http://woman.zaobao.com/pages6/living060308.html。

(3)参见【英】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女权的辩护》，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4)资料来源：http://woman.zaobao.com/pages6/living060308.html。

(5)法国里尔第一大学。

(6)http://www.leftforum.org/2008.

(7)http://www.spd.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