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对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批判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批判

现代西方哲学为什么要超越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这可以看做海德格尔、马克思、勒维纳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共同的理论取向。

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关注，即对专制和暴力的恐惧。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一个直接的根源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造成的大屠杀的后果，阿多尔诺、利奥塔等很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把奥斯维辛与形而上学联系起来，认为同一性哲学就是死亡哲学，理性同一性即是奥斯维辛背后的哲学根源，它以理性的名义对非同一的、差异的、异质的东西加以毁灭。“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这个“必然”，在他们看来就是理性的规划。

理性的规划，即对非理性的、不合理性的东西进行无情的裁减，这是现代性的逻辑，而且现代性建立起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官僚、军事机械系统，从而个人的活动只是按照系统的指示执行，而对由这一系统造成的罪恶不必负任何责任。汉娜·阿伦特把这种罪恶称之为“平庸的邪恶”，认为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照罪恶统治的法规去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这种邪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而是产生于肤浅动机的反常行为，罪恶因其动机的肤浅而平庸。现代性建立的这种理性的、发达的官僚系统，使任何个体在这个理性系统中都失去了作为个人的情感和理性判断能力，一级级都是在按“规则”做事，任何个人都不负有直接责任。鲍曼把这种现代性的逻辑追溯为一种大屠杀的逻辑，认为黑格尔应该为奥斯维辛集中营负责。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海涅也曾经说过，康德是思想界的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杀死了法国国王，康德杀死了上帝)。哲学教授坐在平静的书斋里却可能掀起一场世界性的思想风暴，这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人们确实可以看到的哲学理性思考的历史威力。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对形而上学同一性与意识形态的暴力进行严格区分，哲学有可能被政治所利用，从而成为某种激烈的意识形态，造成可怕的历史后果，但是哲学家并不是政治家，哲学也并不直接就是意识形态。所以，把奥斯维辛大屠杀和黑格尔辩证法作必然的关联似乎有些牵强。但是，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暴力、专制、统治、压制的惧怕，是拒斥形而上学的最重要的理由。

西方传统哲学作为古希腊哲学或柏拉图主义的完成，是对纯粹思维或理性自己运动的逻辑的揭示，它本身已经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先行定向(用思维规定存在，让存在的规律服从思维的规律，从而达到同一)。思维、理性已经被预设为具有绝对同一性、统一性的力量，其全部过程不过是证明这种同一性的历史材料而已。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工业化的完成，尤其是信息产业、生物技术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的生存环境，使普通大众的生活愿望、理想的实现也具有现实层面的可能性，从而人民群众对自己生活和生存状态的理解得到了大众文化层面的表达，产生了群众性的主体自我意识，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按照哈耶克的理解，普通大众的生活需要是一个充满着无限差异、丰富多样的偏好体系，它孕育着无限多样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种异质性、差异性、不规则性，与西方传统哲学所要求的普遍性、普世性、齐一性等同一性力量发生对抗和冲突。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批判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这种内在意识的形而上学曾在历史上发挥过而且现在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最鲜明地凸显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这种主体性意识不断唤醒的结果。但是，这种形而上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按照吉登斯、贝克等人的看法，现代社会全球问题的出现，正是人类理性活动的历史性后果，是极端的理性主义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