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与东方传统

东西方的对立或者说矛盾，并非绝对的和本源的。实际上，“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纬度所做的思考和安排”（张旭东，2006）^[1]。然而，人类社会走到今天，随着资本的扩张，使得某种文化会以某种形式向其他文化扩张，形成某种“普遍”，而使另一些文化成为“特殊”。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词，比如：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的扩张，文化领域西方文明的入侵，科学研究领域理性化、科学化的研究范式的勃兴等。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引导下，有关“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文化发展模式、科学研究范式、社会话语似乎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和状况。那么是谁赋予了“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权力，又是谁使得这一普遍主义话语拥有了代表他者、取消他者的地位？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普遍”与“特殊”之争。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普遍和特殊并非完全割裂和对立的，普遍是特殊的总体，“它并不自在自为地是一个规定了的特殊的东西，而是通过个别性才是它的诸属之一，它的其他诸属通过直接外在性便从它那里排除出去。另一方面，特殊的东西同样也并非直接地和自在地是普遍的东西，而是否定的统一剥去了它的规定性，从而把它提高为普遍性”（黑格尔，1981）^[2]。可见，普遍性的产生离不开特殊性，但它“并非特殊性的堆积，而是扬弃了种种特殊性的‘直接外在性’的一种更高的、绝对的质”（张旭东，2006）^[3]。在黑格尔的逻辑下，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并非与生俱来的“普遍性”，也并非用一种特殊的东西对另一种特殊的东西施行的征服暴力，而是以“普遍”的名义，把自身“普遍化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者”都视为“特殊”，并且把这些“特殊”克服掉，也就是“视为普遍性的实现”。这有点类似于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即西方话语在发展过程中，赋予自身“普遍性”的权力，即在与他者话语对话的过程中获取一种真理性，证明自己为真，从而使其上升为一种普遍性，成为一种普遍主义话语。

与“西方”对立的概念是“东方”，在西方人的眼里，东方是他者，是特殊，是个别。萨义德最早提出东方的概念“主要指发生在19世纪的一种文化和物质殖民现象，这种现象与19世纪的欧美殖民帝国主义有关。而‘东方主义’在现阶段又有了新的含义：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通过大众媒体以极快的速度制造了‘非西方’的概念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的假想敌”（谢少波，王逢振，2003）^[4]。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东西方的对立从经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文化价值领域。当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随着世界市场席卷全球时，东方世界更强调的是保护和发展东方传统的问题，于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先后出现了“亚洲中心”的概念。

然而我们谈东方传统，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倡导使用红木家具、穿旗袍、喝绿茶、看中医、坐人力拉车。我们要强调的是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为东方传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创造生存的空间，找到传播的渠道，建构理论和哲学上的意义，让其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开辟出一块蓬勃发展的空间。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及全球化背景下来看传播学的发展轨迹，也充满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