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研究六十年

回顾与反思：西方哲学研究六十年

郑忆石

西方哲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仁人志士百余年的奋斗征程，中国社会百余年的剧变历史，是伴随着西方哲学传播与研究的历史。60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更是在结出累累硕果的同时，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抹上了浓墨重彩。

一、曲折中的坚守：艰难前行的前30年

在我国，西方哲学的交流与研究史，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而对它的系统介绍和研究，则始于清末民初。然而，迫于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无奈，这种研究尽管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学术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体上却极其有限。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复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30年，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走过了失误与成就、曲折与前行并存的历程。

1.曙光初照：反思“一边倒”后的成果

新中国的诞生预示了我国学术春天的到来。获得新生的学者们志在重振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然而，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在决定政治生活“一边倒”的同时，也导致了学术研究“一边倒”。由此，受苏联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模式制约的西方哲学研究，不得不以批判为主：受高涨政治热情驱使的学界，邀请苏联学者系统讲授日丹诺夫讲话，引进以此为指向的论著；有选择地翻译西方哲学著作并贴上“批判资料”、“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的标签⁽¹⁾；视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为判断西方哲学是非的唯一标准，展开系列的专题批判活动；论著皆以“批判”冠名并以此展开阐释和研究⁽²⁾。

1956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双百方针”的阳光在照亮科学文化事业前进道路的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研究带来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1957—1965年的近10年期间，以学界怀疑日丹诺夫讲话精神的正确性为起点，学者们在冲破苏联教条主义的西方哲学研究模式，反思既往研究的“一边倒”，呼唤学术研究自由⁽³⁾的大讨论中，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独立研究西方哲学的尝试。

首先是占有相当比例的原著精品翻译出版。它们涵盖了从古希腊、中世纪，到近代乃至现代的一些西方著名哲学家的著述。尽管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些译著不乏意识形态色彩。然而，由于饱学西方哲学的译者们的精准水平，它们为60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⁴⁾。

其次是一批独立研究的论著出版。其中，有哲学史的著述，如洪谦等的《哲学史简编》；有关于哲学家思想的专论，如韦卓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葛力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张世英、姜丕之等人的多部黑格尔哲学研究，等等。这些论著尽管数量极其有限（约19本），却体现了学者们的艰辛探索和所作贡献。

再次是那些继续批判西方哲学的著作，也多少改变了先前的一味上纲上线、简单结论的片面性，而通过相应分析再做结论。即便是对新引进的苏联研究西方哲学之果的《哲学史》（6卷本），研究者们也在接受中加入了自己的独立分析和思考。这种理性、客观地看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多少使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较之先前具有科学性。

总之，虽然前30年由于“反右”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两次干扰，西方哲学研究曾经遭致“寒流”，然而，伴随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而来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因此，尽管这一阶段正常的西方哲学研究曾经被迫屡次中断，然而，学者们的长年坚守和不懈跋涉、忍辱负重和默默耕耘，仍然使西方哲学研究结出了硕果。这些成果，为后来培养研究人才和从事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曲折求生：“文化大革命”重压下的坚守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西方哲学研究不得不再度中断。

“文化大革命”之初，西方哲学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码，自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复辟的思想酵母。先前的研究成果被当作文化垃圾扫荡殆尽，先前的研究者也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扫地出门。西方哲学研究遭遇了空前的“严冬”。

20世纪70年代初，为配合“评法批儒”，“四人帮”拉起“学点哲学史”的大旗，将歪曲篡改后的西方哲学，作为实现政治野心的利器：为配合政治造势，从资料选编到文章撰写，从专题报告到著作出版，西方哲学研究完全以批判先验论、人性论、天才论、诡辩论为运动轴心；为蛊惑人心，随意曲解、主观想象、任意编造，成为“学习”西方哲学的常态；唯物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公式化、简单化尺度，再度成为取舍西方哲学资料的尺度；武断、粗暴、上纲上线、唯我所需，成为评价西方哲学与哲学家思想的标准。对西方哲学无以复加的窜改与误解，导致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谈不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然而，学术生态的恶劣不等于西方哲学研究的彻底沉寂。相反，在强大的精神压力和困难的工作条件下，有文化责任感的学者仍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们的负重求索，使“文化大革命”中的西方哲学，仍然收获了可贵的成果。

这些成果，有重新转向原著的潜心翻译⁽⁵⁾，译者中不仅有辛勤耕耘的前贤，还有默默无闻的中青年，他们扎实的工作为改革开放后西方哲学研究迎来朝阳，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有专注于西方自然哲学的研究与著述，这些著述虽然数量、篇幅有限，却折射出学者们从基础科学入手，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化而作的努力；有对旧课题的再探讨和对新问题的严肃思索，这些探讨与思索尽管处于“蛰伏”状态，但无论是酝酿的论点还是构建体系的设想，都饱含新见，为日后西方哲学研究的“东山再起”，储备了力量；有西方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凸显，虽然因政治需要而囿于“哲学史”，但仍然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精神的看法”⁽⁶⁾，并因大量的史料撰写而凸显了西方哲学史的独立学科地位。

总之，前30年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然因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束缚和“极左”路线的干扰，而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但是，学者们的坚守与努力，仍然使它从资料收集到翻译著述，从研究成果到学科建设，取得了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曲折中艰难前行的西方哲学研究，又留下了诸多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1）何谓“哲学的本质和功能”？如何全面理解哲学的本质？如何正确发挥哲学的理论与实践功能？（2）如何认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的阶级性、哲学的“斗争”形式与政治的斗争形式的区别何在？如何避免哲学沦为政治的祭品和纯粹的合理性论证工具？（3）如何认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两者的关系能否简单归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4）如何回归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客观认识、正确评价其在人类思想史、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5）如何在不仅与中国的现实，而且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的双重对接中，实现西方哲学的研究？等等。

没有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便不可能扫清障碍、走向坦途。

二、复兴中的发展：全面繁荣的后30年

当拨乱反正的号角响彻祖国大地时刻，也宣告了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将全面复兴。

1.迎来新生：全面复兴的10年

1978年10月，“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西方哲学讨论会”在芜湖召开。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云集了祖国大陆老中青三代学人，它既是肃清日丹诺夫观点、反思左倾教条危害的声讨会，又是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踏上西方哲学研究新征程的誓师会。

乘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东风，迎着改革开放的旭日，1978年至1987年，学界在反思和清除左倾教条的危害中，将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首先是整顿机构、重建学科。为尽快恢复几乎毁坏殆尽的相关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恢复了西方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部分高校和哲学研究所，重建和新建了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先后恢复了本科生（1977年）、硕士生（1978年）招生；旧有刊物复刊，创办刊物问世。这一切，为西方哲学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集聚队伍、培养人才。为重振西方哲学，几代学人汇集一起：有20世纪30—40年代就潜心著述、耄耋之年仍奋发作为的前贤；有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培养、承前启后的中年骨干。人才的聚积为后来30年西方哲学的研究、教学，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的培养，奠定了雄厚的智力基础。

再次是出版教材、科研论著。为适应西方哲学的教学需要，学者们编撰出版了50多部教材和一些资料性的书籍⁽⁷⁾，这对于西方哲学的教学传播与知识普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西方哲学的研究初结硕果：有以通史⁽⁸⁾、专题史⁽⁹⁾为形式的系统论著；有以学者生平、著作、思想为内容的评传⁽¹⁰⁾；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工具书⁽¹¹⁾；有随着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掀起的三次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热而面世的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的大批论著。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一批专题研究成果的陆续面世，哲学史和近现代哲学的研究之树，开始结出硕果。其中，包括过去研究的强项古希腊哲学⁽¹²⁾；过去研究的薄弱环节中世纪哲学⁽¹³⁾；较早就关注的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论、启蒙运动和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¹⁴⁾；有曾经为老一辈哲学家关注而一度遇冷的分析哲学⁽¹⁵⁾；还有对美国哲学与实用主义的研究与重评。

最后是建立学术团体、开展学术交流。继1978年10月“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西方哲学讨论会”后，学界先后成立了“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则为其后西方哲学界学者的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此后，以两个学会为依托，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或数次全国性的专题讨论会。与会者提交的优秀论文，大都发表在国内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刊物上⁽¹⁶⁾。此外，地方性的学术研讨会也时有召开。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逐步开始了与国外学界的学术交流。其中，有中青年学者赴欧美进修；有本科生、研究生到国外留学；有外派学者赴欧美参加西方哲学会议；有邀请著名西方哲学家来华演讲或授课。这些措施在有效促进我国西方哲学的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的同时，也为如今学界西方哲学的人才荟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由于这一阶段的西方哲学尚处于“百废待兴”的过渡阶段，因而难免其研究具有局限性：（1）受急于破除教条主义研究模式束缚的情绪支配，研究中难免情绪发泄有余而理性思考不足；（2）受整个社会急于改变贫穷落后，实现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激情驱使，价值取向上鼓吹实用主义、物欲主义有余而强调理想追求、信念坚定不足；（3）受当时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限制，其研究及其成果的影响范围，主要限于非权力阶层的知识文化界，因而虽然民间影响相对较大，而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相容性相对较小。

局限表明，深化西方哲学研究，必须继续反思下述问题：（1）如何在承认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启蒙价值时，避免重蹈“彻底反传统”和“全面西化”的极端⁽¹⁷⁾；（2）如何在肯定西方哲学中“自我价值”的意义时，避免将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如强调

哲学》（1984）、欧力同的《孔德及其实证主义》、车铭洲的《现代西方语言哲学》（1984）、涂纪亮的《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1987）等。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3页。国家、民族、社会、整体的利益，视为历史垃圾统统抛弃；（3）如何在强调西方哲学的前瞻性、时代性的同时，全面认识其理论本质和实践功能；（4）如何在批判、反叛自己的传统伦理文化时，避免将西方哲学宣扬的人的“本能”、“非理性”当作“至上”追求而贬斥理想、理性，等等。

2.走向辉煌：纵横发展的20年

1988—2008年，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步入全面辉煌的20年。历史不能割断，20年的繁荣，既得益于前10年国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的大力投入，以及10年内派往海外的中青年学者大批归来，还得益于对前40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学界对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深度反思。这20年的西方哲学，学科建设空前繁荣，学术交流空前频繁，有成就的学者大量涌现，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

首先，是学术研究面更广，学术成果更为丰硕。

如果说，前10年的西方哲学研究，因研究视域主要集中于古代和近现代；学术成果主要以介绍、评述类的教材、著述为主，而尚处于奠基阶段的话；后20年的西方哲学研究，则因研究视域实现了从古代、近现代到现当代、后现代的跨越；学术成果实现了从宏观向微观的深化与拓展，而体现出整体的纵深发展。

这种纵深，有海量的译著出版：其时间跨度从古代、近代、现代直到后现代；其种类既包括单本经典著作、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本或选集本⁽¹⁸⁾，也包括西方哲学界比较有名的哲学通史、国别史、断代史⁽¹⁹⁾；其内容既包括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唯意志论哲学、分析哲学、基督教哲学、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各种实在论等在内的，先前曾经有过翻译的著作；也包括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传统哲学等在内的，先前不曾翻译，或者极少翻译的作品，凸显出了强烈的时代感。

这种纵深，有大批的研究新成果问世：其内容既有诸如西方哲学史、认识史、伦理学史、范畴史、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等综合性论著；也有重新涉及现代英美哲学、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的著作⁽²⁰⁾，更多的则是专题性论著⁽²¹⁾。其中，有先前的研究强项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先前有所涉及但不深入的中世纪哲学；先前研究较多但偏向明显（主要是早期经验论者）的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和18世纪法国唯物论和启蒙运动；先前早有研究但不系统的分析哲学；先前有所研究，但涉及面有限或深度不够，而在近十来年备受关注的实用主义哲学（先前未及新实用主义）、科学哲学（先前未及现代性与生态学等）⁽²²⁾、存在主义（先前未及萨特的伦理思想、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的理论）、现象学（先前未及胡塞尔的许多重要著作、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解释学（先前未及伽达默尔及其原著）等；先前没有涉及其后开拓的语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随时代发展而近年在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²³⁾、当代俄罗斯哲学尤其是俄罗斯宗教哲学⁽²⁴⁾，以及一批融贯中西哲学的研究成果⁽²⁵⁾。

其次，是人才队伍结构更加合理，学术交流更为频繁。

如果说，前10年的西方哲学研究人才队伍，因“断档”和处于“补血”阶段而人数相对较少、学术水平参差不齐的话，后20年的西方哲学研究人才队伍，则因大力培养和“海归”的潮涌，而实现了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年龄结构的合理化。

这种壮大，体现在研究人员中，除了先前的老年、中年两代学者，还有20世纪80年代培养起来的、如今已是壮年的一代，以及近十年来涌现出来的青年一代。后两代人中大多具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思维敏锐、基础扎实，是当今西方哲学科研与教学的生力军。队伍的壮大反过来又为培养人才提供了条件。因之，更多有条件的高校哲学系建立了西方哲学硕士点、博士点，教学内容也更加注重普及与深化、知识与智慧的统一。

这种壮大，还体现为学术交流活动的频繁与广泛开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学界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至于国内的学术交流会、讨论会则更是频繁。同时，赴海外专攻西方哲学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或出席国际会议的人数逐年递增。应邀来访、演讲的著名西方哲学家，也远超以往任何时期。

总之，改革开放尤其是近20年来我国学界的西方哲学研究，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斐然的研究成果，既全面展示了学者们严肃思考、认真探索、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精神风貌，也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展现出超越先前任何时期的繁荣。

3.面向未来：攀登新的研究高峰

“风正一帆悬。”回顾和反思30年西方哲学研究的斐然成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这一研究很有必要：

（1）具备问题意识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和旗帜。尽管西方哲学是异域文化，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同样不能疏离现实。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问题的层出不穷需要将“问题”作为其研究目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生活世界中，中国、世界面对的问题中，推动它的深化。

（2）坚持反思批判

反思批判是哲学的本性，也是西方哲学的传统。西方哲学的反思批判性，在于它关注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为人们提供更好地获得和使用知识的规范和原则，对知识的前提、限度，追求方式的审视和探讨。西方哲学的反思批判于今日中国，需要我们既在警惕“话语霸权”、“普世价值”中，肯定文明多元、尊重“他者”权利，又在彰显其多姿风采中融入传统精髓、添加东方色彩。

（3）力求平等对话

平等是现代社会精神交往的基本法则，也是哲学对话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平等对话，即提倡在肯定思想多元、各异，理论体系的多样、排他的同时，承认它与其他哲学之间具有兼容性、互补性，承认当代中国，无论是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其他哲学，都具有各自的水准，在“哲学自我”的重构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采用中性的语言，在同一对话平台上进行思想交锋、学术争鸣，达到不同哲学理论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吸收他者中充实自己的理论，是深化西方哲学研究的有效途径。

（4）实现自我超越

自我超越是学术进步的阶梯，它要求以开放态度进行学术交流与沟通。西方哲学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问题式、思考向度、学术焦点、理论框架、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实现自我超越，需要扬弃主客二分、唯科学主义、极端民主、绝对自由的思维方式，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形成集世界视野与中华民族特色、道德理想与审美文化于一体的研究特色。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注释】

(1)个别例外如贺麟翻译的《小逻辑》。

(2)也有个别例外，如贺麟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对唯心主义的客观评价；郑昕在《康德哲学批判》中对康德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金岳霖在《美国哲学思想批判》中对美国哲学的介绍。参见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8页。

(3)如贺麟、陈修斋、冯友兰等在1956年“贯彻双百方针”会议上提出批评意见。

(4)如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洪谦、任华主编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

(5)修订本和新译本计13本。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2—843页。

(6)如王树人的《康德先验论批判》中对康德“自在之物”、时空、范畴学说的阐明，叶秀山的“人性论”批判等。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5页。

(7)如洪谦、洪任华主编《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等。

(8)影响较大的有15本。如朱德生等的《简明欧洲哲学史》（1979）、李志逵等的《欧洲哲学史》（1981）、全增嘏等的《西方哲学史》上、下册（1983）等。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7—1238页。

(9)如夏基松的《唯物论史话》、肖焜焘的《辩证法史话》、朱德生等的《西方认识论史纲》、张尚仁的《欧洲认识论纲要》、李匡武的《西方逻辑史》（2卷）、罗国杰的《西方伦理思想史》、萧萐父、陈修斋的《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钱广华的《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等。涂纪亮：《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第2页。

(10)如汝信、王树人、余丽嫦等主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涂纪亮主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2卷）、袁淑娟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2卷）等。同上文，第2页。

(11)如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上海《哲学大辞典》中收入数百条关于西方哲学的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西方哲学辞典》、葛力的《现代西方哲学辞典》、陶银骠的《简明西方哲学辞典》等出版。参见同上文，第2页。

(12)如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论的学说》（1981）、杨寿堪的《亚里士多德范畴说简论》（1982）、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1982）、《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1986）、张尚仁的《希腊哲学家的故事》（1984）、范明生的《柏拉图哲学述评》（1984）、张传开的《古希腊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1987）等。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6—997页。涂纪亮：《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第3页。

(13)如杨真的《基督教史纲》（1979）、蔡咏春的《新约导读》（1979）、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981）、车铭洲的《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1982）、张尚仁的《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史》（1983）、张绥的《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1987）等。同上书，第1027页。

(14)前者如吕大吉的《洛克物性理论研究》（1982）、陈修斋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1986）、余丽嫦的《培根及其哲学》（1987）、邹化政的《“人类理解论”研究》（1987）等。参见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4页。后者如李凤鸣、姚介厚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冯俊的《近代法国哲学》、于凤梧的《卢梭思想概论》、侯鸿勋的《孟德斯鸠》、尚杰的《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等。参见涂纪亮：《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第4页。

(15)夏基松的《波普尔哲学评述》（1982）、舒炜光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1983）、江天骥的《当代西方科学

(16)主要是《外国哲学》、《现代外国哲学》、《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康德黑格尔哲学》、《德国哲学》等刊物。涂纪亮：《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第2页。

(17)以《河殇》为代表。黄楠森：《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之我见》，《学术月刊》2001年第8期，第5页。

(18)如《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费希特选集》、《维特根斯坦全集》、《尼采文集》、《康德全集》等。

(19)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两卷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奥康诺的《批判的西方哲学史》等。

(20)计10余部。涂纪亮：《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第5页。

(21)内容涉及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范畴论、真理观、价值论、伦理学、法哲学、教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人学、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文化哲学等。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9—1260页。

(22)计14部。参见涂纪亮：《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第5页。

(23)这是近十来年一些青年学者的研究重点。出版了包括译著、论文、著作在内的大量成果。仅1990—2003年，发表的论文有1 150篇之多，译著20余种，著作30余本。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0—1213页。

(24)涂纪亮：《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第7页。

(25)如中西哲学源流、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基督教与中国儒学比较研究、现象学与孔子、唯实论比较研究，以及冯契从中国哲学出发、高清海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与西方哲学的会通研究等。其中，张世英的三本著作，更是打开了这种研究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