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教条主义束缚，逐渐步入正常学术轨道，并在近30年中迅速发展，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成果。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重新开启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促使人们对西方哲学的评价立场和认知兴趣产生转变，也为翻译和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拨乱反正到广泛传播，直至今日学术化、专业化程度增强，该学科领域内的探索正走向全面和纵深。虽然在此难以对这段历程的方方面面详加描述^[58]，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有关研究成果、阶段性事件的回顾，尝试呈现其主要进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哲学译介与研究在跨文化理解和交流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明显。为了更深入准确地辨析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从而更加理性而清醒地对待外来文化、增强学术对话的有效性，翻译和研究工作总体上亦经历着学术立场的调校、研究兴趣和方向的转换，这也是我们在历史的回溯和现状的描述中值得注意的一方面。

（一）时代变迁中的学科重建：西方哲学翻译与研究的“思想解放”

1978年10月召开的首届“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芜湖会议”）是西方哲学翻译与研究工作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这次会议时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处于高潮。对于受极左的政治图解模式禁锢已久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言，它不仅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讨论会，同时也是一场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盛会。参加会议的共200多人，汇集了国内从事西方哲学教研工作的几代学者。会上有25位学者做了报告或专题发言，收到的会议论文有40多篇^[59]，印行简报16期；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哲学史方法论、西方哲学史上的真理标准、德国古典哲学及现代西方哲学评价，等等。这些论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首先，在哲学史研究方面，主要研究对象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密切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相关论文接近会议论文总数的一半。其次，关于西方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与会代表们就重新认识日丹诺夫式的哲学史“定义”、哲学史的认识史性质、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的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与哲学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等尖锐问题各抒己见^[60]。对于摆脱教条主义的政治批判话语而言，这些讨论无疑具有突破性意义。不论尺度和深度仍有多少局限，讨论毕竟重新开启了积极健康的学术研讨风气，透露出了思想解放的生机，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时代呼声。那些在极左思想压制下不容质疑的预设在质问中被挑明，哲学的反思力量得以彰显，它有助于人们驱除盲信、盲从，也有助于恢复哲学本身的“讲理”功能——正如于光远在发言中所倡导的，“无论是批评或反批评，都要采取讲道理的办法，都要拿出证据来，没有强有力的论据，没有充分的说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61]。第三，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破坏最为严重，恢复和重建尤为紧迫，这项工作也已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芜湖会议”一年后，“全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批判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太原会议”）适时召开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讨论现代外国哲学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会议肯定了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必要性，以及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呼吁研究者们首先应该详尽占有并如实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时要对其一般性和流派的特殊性、学术观点和政治态度等方面加以辩证区分，并针对过去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片面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除了立场和方法层面的重新检视之外，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人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关系这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普遍关注^[62]。会议还成立了5个专题小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苏联、南斯拉夫哲学），具体讨论了如何评价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现代西方主要思潮的问题^[63]。这次会议为此后一段时期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指明了大致方向，诸多议题在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中不断丰富，乃至成为热点。

这两次会议促成了《外国哲学史论文集》、《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西方哲学史讨论集》、《外国哲学》、《现代外国哲学》等系列刊物的先后创立与出版，动乱中被迫停办的《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杂志也得到恢复。这些出版物记录了新时期国内西方哲学翻译与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该今后的学术领域的繁荣打开了局面。会议还分别酝酿成立了“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为国内西方哲学研究队伍的组织化、专业化奠定了基础。以这两次思想解放的大会为先导，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逐渐活跃起来^[64]，各地举办的西方哲学讲习班也蔚然成风。学术团体的建立、研究队伍的壮大、学术刊物的增多，种种欣欣向荣的景象预示了国内西方哲学翻译与研究的兴盛期的到来。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西方哲学翻译与研究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打开了紧闭的国门，人们对西方哲学及其文化的兴趣复燃并迅速升温。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成为迫切的需要，然而先前的研究资料已显得陈旧而缺乏，亟待更新和补充。在这种形势下，有组织、有计划的西方哲学翻译工作又一次大规模地开展起来^[65]。仅就现代西方哲学的翻译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十余年间，出版的译著达200多册；西方学术丛书亦层出不穷，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等，它们构成了介绍和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窗口。有些丛书的标题，如“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人们探寻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精神和思想诉求。

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哲学史的编撰和重要哲学家的思想评述是这个时期主要的学术生长点，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通史与断代史、专题史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西方哲学通史二十余部，现代西方哲学史则有三十余部之多^[66]，有的作为教材传播甚广（例如，刘放桐主持编写的《现代西方哲学》仅1989年就印行了12万多册），甚至几经修订后至今仍被选用。断代史方面，原先基础相对较好的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些代表性著作，如汪子嵩等人撰写的《希腊哲学史》、杨适的《哲学的童年》、冒从虎的《德国古典哲学》、陈修斋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等；作为以前研究薄弱环节的中世纪哲学、基督教哲学开始有了专论，如尹大贻的《基督教哲学》、车铭洲的《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等。专题史方面，有朱德生的《西方认识论史纲》、夏基松的《唯物论史话》、叶秀山的《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研究》、江天骥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等。（2）西方著名哲学家的思想评述初具规模。数套“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和“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当时西方哲学研究梯队的一次集体展示。而对哲学家的专题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尤为突出——前者有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范明生的《柏拉图哲学述评》等代表著作；后者当中，重中之重是黑格尔研究，出版研究著作数十部，其精神哲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逻辑学、美学等都有了相关研究专著^[67]。对于康德哲学，除了一般述评外，研究其《纯粹理性批判》的就有好几部；而较先出版的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1979年）一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分析康德哲学，独树一帜，成为当时青年学子的热门读物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哲学的翻译与研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的学科范围，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笔；特别是关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译介和争论，几乎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事件”。当时国内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科书中所区分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两种哲学思潮及其中某些代表人物（主要是萨特、弗洛伊德、尼采、波普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学说，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兴趣，并且尤以前者为甚。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伤痛的人们，个体生命意识觉醒，期待着对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和定位；而面对社会转型的挑战，以“文化”主题的省思、评判甚至抉择的问题也在此时凸显。在这种状况下，一代人的精神焦虑和对新理论的渴求交织在一起，将“人性”、“人道主义”等一系列“人”的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两个方面共同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想的一项重要表征——“文化”成为热点、“人学”成为显学。现代西方的文化哲学、人本主义思潮的翻译和传播在这股潮流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一个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事例就是，卡西尔的《人论》这部相当专业的哲学著作，翻译出版后的一年内竟印出20多万册；而其代表性命题“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也一度成为流行话语。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81年前后的“萨特热”、1985年前后的“弗洛伊德热”和1987年前后的“尼采热”，这3次“热点”的接踵出现，不仅引起了热烈的学术讨论，而且在文化艺术，甚至教育、宣传等领域掀起了不小波澜。形成所谓“热点”的种种思潮，固然有其契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思想状况的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原因，然而在“热点”轮番更替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情绪化的崇拜或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往往掩盖了客观的学理分析和探究。实际上，这几位哲学家的基本理论著作在当时还没有被系统译介。比如，对于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思想，当时不少人并非通过其著作，而是从许多批判文章或转引的片言只语了解到的^[68]。而且，对有关思潮的来龙去脉也缺少深入的追踪和有坚实文本支撑的解读。这些“热点”最终也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如“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严厉的政治批评）和人们心态的转变而很快从社会层面消退。类似的对西方哲学的“断章取义”式的理解，是改革开放之初特定的文化转型时期产生的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西方哲学翻译与研究工作虽然在较短的时间里得以恢复并且局部迅速升温，但在研究资料的充实、研究课题的深入系统，特别是自觉而理性的学术立场之建立和成熟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三）迈进新世纪：翻译研究工作的学术化、专业化

经历了重建初期的热烈与喧嚣以及市场经济大潮的初次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与“全盘西化”的盲目追求或意识形态化的片面批判渐行渐远，逐步过渡到一个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哲学在社会文化总体层面上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减弱，而有关翻译和研究工作的专业化、学术化程度增强；无论是哲学史的撰写、原著的译介还是专题性研究，都更为系统而深入。

就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和翻译而言，大部头通史类研究和翻译著作开始出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撰写的8卷本《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已于2006年出齐）以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写的10卷本《西方哲学通史》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前一套书是国内出版的首部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它一改以往通史教科书的叙述和评价方式，在把握历史的宏观结构的同时，更有基于外文原著和国内外新近研究成果的详细解读和微观分析，突出了“研究性”与“学术性”特征；而注重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力图“在同等的哲学层次上与西方的哲学有真正的对话”^[69]是该书的又一特色。在翻译方面，国外西方哲学通史研究的系列著作的中文本已有多部出版或正在译介过程中，如《牛津西方哲学史》、《劳特里奇哲学史》、《剑桥哲学史》等。此外，断代史、国别史、哲学流派史、概念史的翻译和研究著作在数量上亦有较大增长。

西方哲学原著的翻译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西方哲学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为该学科有可能朝向纵深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文献基础。概括地说，这项工作较以前有了如下几方面进展：（1）重要哲学家全集的翻译开始启动，如《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康德著作全集》、《杜威全集》等中译本先后问世，两个版本的《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也正在进行之中。（2）经典著作的翻译步步推进，有的甚至出现了多个译本；关于经典的国外重要研究文献译介颇丰，尤其是关于古代哲学著作的“解释”和“注疏”，已有多套丛书。（3）在单行本译著日益丰富的同时，陆续推出了费希特、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蒯因、罗蒂等几十位重要哲学家的选集或文集。（4）追踪当代西方哲学动态的新译大量涌现。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增多，一些活跃于现今国际哲学舞台的西方哲学家，如利科（1999年）、哈贝马斯（2001年）、德里达（2001年）、罗蒂（2004年）、齐泽克（2007、2010年）、弗雷泽（2009年）等，先后到访中国与国内学者展开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相关作品、思想的译介传播和讨论研究。

西方哲学流派及哲学家众多，其内部形态、结构更显得纷繁复杂，在语言和思想文化传统等方面也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开展专题研究向来是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必要环节，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学术领域的分工日趋精细的形势下，它更是不少研究者难以绕过的学术积累过程或治学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关于西方哲学各阶段的主要流派及其哲学家的专题研究，形成了由几辈学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学术梯队。随着学人群体的代际更替以及研究兴趣的转换，从时间区段来看，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数量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西方哲学研究的重心已由前30年所关注的前黑格尔哲学转移到了现当代哲学^[70]。如果以哲学流派来划分研究领域，主要的专题有现象学（包括在其影响圈中的存在主义和解释学）、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等。其中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作为现代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中流布甚广、影响力持久的流派，国内相关研究已具相当规模。“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还先后成立了“现象学专业委员会”（1994年）和“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2006年），多年来定期召开年会并连续出版辑刊《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中国分析哲学》。关于这两个流派的研究工作已超越了流派史和哲学家思想评传式的概述性阶段，详细的文本研究和具体问题分析在细节和深度上皆有推进，并成为主要的学术拓展基点，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有所展现。

除了上述流派的专题研究以外，近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研究兴盛起来，此前相对于德语、英语哲学的翻译与研究稍显薄弱的法国哲学也在紧步跟进——例如，2005年成立了“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法兰西文化丛书”、“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法国哲学与文化著译丛书”等系列丛书陆续出版，关于梅洛庞蒂、德里达、德勒兹、福柯、列维纳斯等一大批法国当代哲学家的研究和翻译著作也在不断丰富。

随着西方哲学研究的学术化和专业化程度增强，翻译与研究工作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密切关系不仅因为体现在实际的学术工作中，更是出于哲学学科的性质所具有的必然要求——语言与思想之关系本身就是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关键论题，在跨文化语境的理解转换过程中，核心概念的准确迻译和辨析对于把握西方哲学思想来说，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而且，西方哲学素来注重概念的区分和观念的辨析，这种方法的引进和借鉴对于中国的哲学研究之发展不无裨益，对于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言更是一种基本的专业素养和推进研究进程的途径。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翻译问题的争论络绎不绝，而有关西方哲学核心概念翻译的探讨和理解的澄清，不只是局限在某个流派、某个哲学家或某部著作的专题研究内部，已有不同领域的专家从各自的视角出发，针对其中源远流长的或对西方哲学的中国研究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如being，transcendental，rationality等展开了多维度的透视和深入研讨，这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整体理解和中国化的哲学研究立场之明晰。

专题化研究与贯通性研究相结合是国内西方哲学研究走向学术纵深的可能之路，在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和融会方面，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尚有充分的创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