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话语策略与跨文化话语偏见的消减

第三节　反话语策略与跨文化话语偏见的消减

批评性话语分析学者克雷斯认为，话语是表达某一社会制度、机构或社会群体意义和价值观的一组系统性的陈述，它具有扩张性和殖民性的特点:“我用来解释话语作用的一个比喻就是一支军事力量，它以占领相邻地带来对边界冲突做出反应。随着冲突的持续，更多的区域被占领，然后被定居和殖民。从一个机构的角度看，一种话语就像帝国主义一样对社会领域进行殖民”。^[10]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机构所生产的媒介话语同样具有扩张性和殖民性的特点，而媒介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媒介的话语殖民和话语霸权。媒介的话语殖民以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权力为坚实后盾，以暗含意识形态意义的信息产品为工具，通过建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来维护和巩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为了消减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我们可以借助后殖民文化批评的反话语策略，因为反话语是指边缘话语对殖民主义经典文本以及一切帝国话语的挑战和颠覆，媒介话语自然也位列其中。媒介反话语是在现存的媒介帝国主义话语次序里，从外围或边缘发起对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介话语的挑战。通过反话语策略来消减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既然跨文化传播中的偏见主要是通过话语以间接、微妙和策略性的形式进行传播的，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对这些文本进行批评性和解构性阅读，以揭示其隐含着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我们/他们、东方/西方、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等)。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系统基础上，如上帝/人类、言语/书写、真理/谎言、善/恶等。这些二元对立不是势均力敌的对峙，而是有高下等级和优劣之分的，其中一方处于中心(center)的优势地位，另一方则处于去中心(de-center)的劣势地位，前者通过后者而得以界定。这些种种二元对立关系正是德里达要拆解的目标。在解构性阅读中，一旦辨析和确认具有等级差异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后，就可以将之颠倒过来。颠倒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真理从来就是不确定的，中心总是可以由人来消解。然而，德里达并不只希望通过颠倒旧的等级体系，来建立一个新的等级体系，其目的是要通过颠倒的二元对立关系来反观等级体系是如何通过种种价值、信念、歪曲、偏见和假象来维持的。所以，德里达指出解构式阅读:

必须一直将目标对准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形式中他所能控制的部分与他所不能控制的部分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作者所没有觉察到的。这种关系是……批判性的(即解构式的)阅读应该得出的一种表意结构……(那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能够看得见。^[11]

对于跨文化话语偏见而言，各种表达偏见的语言技巧(词汇的、语法的和语篇的)是可以控制的。但是，批评性和解构性阅读的目的是要揭示制约话语偏见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性特征和隐秘机制，以及隐藏在文本之中或之外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而这些往往又是看不见的。正是这些看不见的东西维系着“我们”相对于“他们”的支配关系和优越性，影响和制约着“我们”对“他们”的言说方式。

在批评性和解构性阅读之后，我们可以实施反话语策略来消减话语偏见，进而达到消减偏见本身，促进理解和沟通的目的。反话语不是针对支配话语进行的激烈的对抗性话语，如凭空制造一个“西方主义”来对抗“东方主义”，或诸如“妖魔化”、“做人不能CNN”这样充满火药味的话语，这样做只能是适得其反，因为它们在揭露和“消蚀”主导话语偏见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偏见话语，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误解、偏见和歧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因为多年受到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唱反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叫保存中国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12]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其实并不利于不同文化间，特别是弱势文化通过对话来促成各自文化的更新和发展。

反话语是一种话语策略，它的意义在于在西方主导的话语次序内部，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向西方中心、支配权威发出的逆向声音。逆向或颠倒(reverse)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新的主导话语，而是要质疑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颠倒的二元对立关系来赋予弱势一方以优先权，将积极意义注入到支配性表征体系中的消极意义之中，以此来“消耗”或消减主导话语中的偏见认识。

当今的跨文化传播权力依然是不平等、不平衡的，西方大众传播媒介依然掌控着主宰性的话语权，并在意识形态操控下生产和再生产着针对他国或他文化的大量偏见性话语。当不能马上改变现存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跨文化传播秩序时，我们是否能在既有的跨文化传播体系中，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力和媒介影响力来向强势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实施间接的、“特洛伊”木马式的改造和改变呢?反话语的意义在于挑战性上，而不是在对抗性上;不是去颠覆，而是去消减和改变。为此，我们要学会控制和运用为受众，特别是西方受众所能接受的语词、符号和情感表达方式，以及媒介话语生产惯例和规则来消减他们的偏见认识。在新疆“7·5”事件爆发后，我国官方媒体迅速发布并及时更新关于该起事件的文字和图像报道，并主动邀请和组织西方主要媒体的记者到现场采访，从而抢占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这些符合新闻报道中的快捷原则，即新闻记者在报道中倾向首先选择那些最容易、最迅速获得的信息。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在选择报道新疆“7·5”事件的消息来源中，引用来自北京的官方声音(官方的新闻发布会、高级官员的谈话等)占45%，高居首位，远远超过其他消息来源。^[13]虽然这些还不能扭转西方整体的媒介偏见，但这些符合西方新闻传播惯例和媒介话语生产机制的做法已经使“我们”的声音和画面出现在“他们”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和“他们”已经在新闻报道的文本中展开了跨文化对话。由于这些对话是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次序里展开的，所以相对容易地能被西方受众所接受，并影响甚至改变他们关于中国的某些看法和理解。

再如，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在西方世界日益弥漫，而恐惧更容易产生对中国的偏见。为了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篇——人物篇》于2011年1月17日至2月14日，在美国商业、文化和传媒的心脏，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的纽约时报广场上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出。每天从上午6点到次日凌晨2点共播出20小时，每小时播放15次，累计播放300次，28天共计播放8 400次。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NN)也从17日起分时段播出该片。这部在西方的传媒中心，借助西方的主流媒体，运用西方受众容易接受的、制作精良的电视片，有效地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从“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中国的“软实力”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西方人民也通过电视片了解了一个更加真实、透明、开放和自信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他们对中国存在的偏见。

萨义德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简而言之，身份的建构与每一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14]一种文化为了界定和发展自身，必须要有一个作为参照体系的他文化，而文化群体间的相异性和竞争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偏见的产生。偏见本是相互的，但是由于权力的介入，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文化群体就拥有较大的表述偏见的话语权力，并总是试图使偏见的表述自然化和合法化，以维护本群体的优越感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于权力弱势一方而言，对偏见话语的批判和解构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自我身份的建构和重构过程。双方在权力关系的消长中不断地界定与被界定、言说与被言说、建构与解构。由此，我们可以用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偏见，作为一种消极态度，偏见妨碍了跨文化的沟通和理解，因而必须竭力避免和消除。另一方面，既然偏见始终与差异同行，且很难消解和根除，那么，我们是否能在尽力避免消极偏见的同时，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偏见，将之视为是“我们”与“他们”之间不断地相互界定、相互理解的前提和基础呢?也许，用这种不断调适的眼光去看待偏见，跨文化交流之“墙”才有可能被拆解，“我们”与“他们”才能相互宽容和理解。

最后，笔者想再次引用吉卜林的“我们与他们”诗中的最后一节作为本书的结束，也表达“我们”和“他们”的希望:

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同意，

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说，

所有像我们一样的好人是“我们”

其余的人们是“他们”;

然而一旦你们穿洋越海，

而不是在路的那一边，

就不会再把(想想它吧!)“我们”看作仅仅是

一群某种“他们”!

【注释】

[1]参见《绪论》中对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的介绍。

[2]Fairclough，Norman.Language and Power(2nd ed.)．Essex，England: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p.1．

[3]Fairclough，Norman.Language and Power(2nd ed.)．Essex，England: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pp.201-202．

[4]艾伦·卢克:《超越科学和意识形态批判——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诸种发展》，吴冠军译，刊载于《文化研究》第5辑，丛刊主编陶东风等，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5]转引自姜飞:《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

[6]［美］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7]海伦·蒂芬:《后殖民主义文学与反话语》，刊载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8]［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页。

[9]海伦·蒂芬:《后殖民主义文学与反话语》，刊载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罗钢，刘象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10]转引自辛彬:《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11]转引自［英］约翰·斯道雷:《文化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第124页。

[12]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2页。

[13]戴元光，倪玲，孙健:“《纽约时报》的专业主义与价值偏见”，《环球视野》，2010年，第1期。

[14]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