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与翻译

12.4.2　权力话语与翻译

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还是具有控制作用的工具。这种观点本身就体现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语言运用对社会和文化(包括权力关系)的再现或更新有较大的影响。批评性话语分析强调权力关系在话语中得以体现，并通过话语得以巩固或变更。这里所说的“权力”指的是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核心。权力是一种网络关系，可以是有形的网络关系，包括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可以是无形的网络关系，包括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这些权力是不断变化着的。

(1)权力与话语

这里所说的“话语”源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但这里的“话语”并非索绪尔的“言语”，即不是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交际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而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对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述。它也不等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因为它不是指一种抽象的语法规则，而是一种具有制约功能的语言应用，并且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可见，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话语”早已超出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说的概念，在批评性话语分析家的眼里，“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知识传播和权力控制的工具。权力如果包括“话语”权，便不再是权力。“话语”不仅是知识传播和施展权力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这就是“话语”含义的精髓。

法国著名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哲学家Foucault(1991)等批评性话语分析家把“话语”与“权力”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他认为社会制度、权力机制对话语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认为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人文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众多的人文学科从根本上就有一种对“权力的屈服”。它们是某个时期权力控制的产物。现今的学术知识生产已经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联系在一起。知识与知识的体现成了权力的中心。而翻译一直就是生产和体现这种知识的工具。所谓的“翻译史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塑造的权力史”(Bassnett＆Lefevere，1990: ix)。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界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2)权力话语与翻译理论

翻译不仅仅涉及文本间的信息转换，而且还受到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思想、艺术交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研究必然牵涉双重的意识形态，即翻译研究不是简单的词与词、句与句、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等值切换，而是包括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在内的一门学问。权力话语理论给译界的启示是:语言之间不可能有完全透明的互译活动，文化也不可能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进行透明的交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已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言语活动，而是受社会、经济等因素制约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翻译实践中隐含的知识、权力关系等。这些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压抑其他认知方式。翻译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帮助引进新思想和知识，既能支持目的语文化的社会秩序及意识形态，又能破坏以至颠覆目的语文化中现行的权力架构及意识形态，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重大的冲击，从而建立新的权力关系。Bassnett＆Lefevere(2001)提出翻译研究应该关注文化的作用，把翻译视为一项与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他们认为，翻译是社会、政治环境下的跨文化、跨语言活动与文化控制、文化认同和文化抵抗。所以，推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真正动力是权力因素。Gentzler(1993)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权力转向(Power Turn)，这一转向给翻译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话语，试图发掘隐藏于其中的多重权力操控因素成为当今话语翻译的一个重要课题。例如Lefevere通过对广阔的文化和政治语境的研究提出将赞助人(Patron)、诗学(Poetics)和意识形态(Ideology)作为目的语文化操控翻译的三个权力因素，试图表明翻译作为目的语文化中的改写是服务于权力、充满变数的文本摆布。当然，目的语文化的操控包括许多方面的因素，如翻译的目的、翻译作品的选择、出版商、译者及其翻译的策略、读者、市场等。

(3)权力话语与翻译实践

具体说来，译者在其作品的翻译实践中受外部与内部两种权力的制约。外部权力制约来自于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和民族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体制规定着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任何翻译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一目的对原文进行操控的活动。译者的实践目的、价值取向、选择原作和翻译策略无法超越译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权力话语(张瑜，2001)。

翻译过程中因太多的限制与障碍，译者有时不得不对原作进行割舍和调整。例如，翻译家选择翻译出自与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前苏联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因为它弘扬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这与我国当时为国家重建所倡导的奉献精神不谋而合。当时的历史、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删节或取舍。这都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此外，译者对作品的选择还应该考虑读者的需求。如果这些作品符合本民族当时的文化心理且为本民族读者所接受，就可以成为被选择的对象。例如，美国翻译家Even King在二战期间选择翻译《骆驼祥子》。当时正值美国民族矛盾激烈、个体精神颓废的时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原文的悲剧性结尾改成了祥子救出小福子、喜结良缘的喜剧性结局，成了美国社会当时的畅销书。译者对原作的这种“随意”篡改，其实是美国当时社会权力话语干预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大团圆的结局可以把人们带入远离现实的梦幻世界里，迎合了目的语接受者的口味。不难看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强大权力话语在不自觉中操控和支配着译者，在剥夺作者话语权力的同时对原作施以暴力。这充分体现了外部权力话语对翻译实践的制约。

内部权力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也表现在两个方面:译者的明确追求和译者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译者选择某部作品加以翻译介绍，除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和时代受众的需求等外在的权力制约之外，还有自己的主动追求。例如，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目的是想利用进化论思想唤起民众的危亡意识;鲁迅翻译《斯巴达之魂》的目的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傅雷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方面是有感于中国大地的黑暗和沉闷;另一方面也是有感于人们精神的委顿与沉沦。

这些体现制约作品翻译的内部权力并不意味着译者对原作语义忠实再现的追求。然而，由于语言具有不对等性，且一个民族人民思维结构的外现与另一民族人民的思维结构有明显的不同，对原作语义忠实的再现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由于不同民族文化历史和审美心理的差异以及个体认知结构的特异性，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本身就已经打上了自身认知框架的印记。翻译过来的作品大多成为受本民族认知框架限制的译者所理解的作品，而未必是原作本身。这在翻译时的遣词造句中不难看出。现以《简爱》其中一段话的三种译文加以说明:

【例26】Wholly untaught，with faculties quite torpid，they seemed to me hopelessly dull;and，at first sight，all dull alike，but I soon found I was mistaken…I found some of these heavy-looking，gaping rustics wake up into sharp-witted girls enough.

【译文1】全没有受过教育，天灵十分麻木不仁，她们在我看来，是笨得没有希望的了;而且上来一看，全是同样笨，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错了。……我发觉这些笨样的、张着嘴的乡下人中，有几个倒觉悟过来，成为十分伶俐的人了。(李霁野　译)

【译文2】她们全没有受过教育，官能十分迟钝，在我看来笨得毫无希望;乍一看，全都一样的笨;可是，我不久就发现我错了。……我就发现，这些一脸蠢相、张口结舌的乡下孩子里有几个是醒悟过来的，成为极其聪明的姑娘。(祝庆英　译)

【译文3】她们全没有受过教育，官能都很迟钝，使我觉得这些人笨得无可救药。粗粗一看，个个都是呆头呆脑的，但不久我便发现自己错了。……我发现一些神态呆滞、目光迟钝的乡巴佬，蜕变成了头脑机灵的姑娘。(黄源深　译)

【分析】例26中的三种译文分别译自不同时代。译文1的译者——李霁野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所有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都想努力唤醒中国人民大众的觉悟，建立一个新世界。作为当中的一员，鲁迅先生的追随者——李霁野在其译本中自然就使用了如“天灵十分麻木不仁”、“觉悟”等相关词汇。而译文2中体现的却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权力话语特色，如rustics一词的翻译，不是“乡巴佬”，而是“乡下孩子”，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尤其是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乡巴佬”是个贬义词，容易伤害农民兄弟的感情，而“乡下孩子”却透着一股亲切感。译文3中的“乡巴佬”、“蜕变”等词却表现了一种生活的幽默和调皮，很适合多姿多彩的90年代。可见，时代意识形态及文化传统所造成的权力话语总是潜在地制约着译者的翻译，译者是很难逃离“法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