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权力与话语

8.5　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翻译的权力与话语

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和操纵着翻译和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他指出，话语(discourse)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是一种“权力”。在他的谱系学理论中，权力居于中心地位，权力不仅是话语运作的支配力量，而且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巴尔特(Barthes，1975:13)也指出，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利益”隐藏在一切话语之中，“权力寄寓其中的东西就是语言”。可以说，“自文化转向以来给翻译研究新方向提供动力的就是权力。”(Tymoczko＆Gentzler，2002:16)在后现代语境里，权力话语往往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

福柯认为，话语是不同社会群体争夺霸权及意义与意识形态产品的斗争和斗争对象。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定会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文化因素的规约和限定，使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权力意味着控制和影响，因此译者既是权力控制和影响的对象，同时也是控制和影响译本的施动者。(孙艺风，2004:254)译者是否认同语言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他者，会使翻译的结(效)果大相径庭。翻译行为构成互为主体的预设关系，译者的主体意识与作者的主体意识不免产生矛盾与冲突，渗透了不同意识形态的隐喻式解读，也必然在翻译里不同程度地反映折射出来。

权力话语一直在指导或限制着文本的创作和批评以及其他形式的理论与实践，翻译领域自然也摆脱不了权力话语的限制。(王治河，1999:157)虽然意识形态可以被掩饰，但只要与权力产生联系，翻译行为就难以避开意识形态。在通常情况下，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阅读和阐释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这一阅读文本的过程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权力话语认识和自我思维审视的过程。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也许是20世纪后半叶至今最具影响力、最具广泛意义的思想理论。(葛校琴，2002a)他分析了社会性制度(文化、思想、政治、语言等)同话语实践在历史中形成的关系，并强调前者对话语存在的影响。人类科学产生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层次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批准了权力的行使，并使其合法化，这一过程是通过话语实现的。(朱安博，2004)在福柯看来，权力话语是一种扩散性的制约，它对于理性的参与者，如作者、译者、读者甚至评论家来说是一种隐含着的意蕴。作为语言本来是无阶级性的，但作为言语乃至话语却无不关系着人的主观情感、认识水平，因而与社会政治、权力机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秦文华，2001)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派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因译《圣经》时采用通俗易懂、大众化的文学语言形式，而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并使得“农民和平民也能读懂并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争辩”。(谭载喜，1991:80)但他却因此遭到当时权力机构——教会——的迫害，这是因为他与当时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抗争而导致的后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翻译活动被当做帮助巩固和加强国家权力的统治地位的工具，翻译工作者只能受国家翻译机构的指使和监督，其翻译作品就明显带有配合当权意识形态的痕迹。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里，翻译成为权力与话语角逐的最新领地，它作为一种话语形式，也有助于权力的建构。翻译文本的生产离不开权力关系，离不开权力关系网，因此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翻译，或者说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翻译是不存在的。翻译当然也或多或少地屈服于“权力”。自从翻译的“权力转向”(power turn)以来，译者逐渐意识到译作的强大力量。根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人文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自我身份的塑造、多元文化和价值取向决定知识的产生。翻译作为一种知识的生产形式，无疑会产生更大的权力。“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过去与现在之所以成为可能，并不仅仅因为军事强权或经济优势，而是因为知识的缘故;如此塑造的知识和再现越来越被理解为权力的主要内容。翻译是生产和再现此类知识最关键的工具。”(Tymoczko＆Gentzler，2002)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意识形态对翻译有着的操纵作用，翻译不可能在“真空”里进行，因为译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本来应该是平等的双向交流，但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却表明，强国通过其文化霸权行使对弱国的欺凌。由于东、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人们在意识中形成了层级观念。西方文化被视为先进的、文明的、高高在上的，而东方文化被视为落后的，愚昧的，甚至是卑微的，东、西方文化处于权力失衡的不平等关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西方翻译的这种不平等对话，表现在汉译外时译者通常采取归化、涵化翻译策略，而在外译汉时则往往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蒋骁华、张景华，2007)反映在意识形态的差别上，中西方翻译的失衡体现了西方帝国主义强势国家对于东方及其他弱势国家采取抹平其权力影响的策略，意在施行其文化霸权。通过利用“文化资本”输出中的霸权优势，西方国家向后殖民国家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使这些国家认同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取向。从根本上讲，翻译就是把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输入到本土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翻译就是一种外来的文化渗透，它意味着破坏，意味着颠覆，因而也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考验。“对于文化的话语霸权需要颠覆和消解，而提倡包容差异的多元文化社会，就是对付不平等的有效途径。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我们应善于吸收其思想养分，同时保持相当高度的本土意识，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孙艺风，2003)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话语转向”。在翻译研究中，边缘话语也可以以抵抗帝国主义权力话语的方式，逐步走向中心。意识形态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关注异化、他者、女性、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声音。异质性、混杂性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被霍米·巴巴称之为“翻译的文化”(translational culture)的现象。翻译中语言的新颖性、异质性说明了在表达文化差异时，翻译是言有所为的。它不仅仅摧毁了原文的指称结构，而且为文化间隙创造了条件，打破了欧洲自我中心主义和种族至上的优越感。“他者”通过翻译找到了新的寓所，在文化转换中显示了其独特魅力。不仅如此，“他者”通过自己的“在场”确立了自我身份认同，融合了富有渗透力、干预力的意识形态思想。(许钧、穆雷，2009:205)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盛行的今天，“边缘”或“他者”的身份反而被视为一种文化的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