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简论

话语权力简论^[1]

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语言主体的话语权力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命题,自从福柯提出话语理论问题以后,现在已经成为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十分紧要的实践课题。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已有所涉及,却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话语权力的阐释,直接关系到话筒前、镜头前的有声语言创作,并以此为中心,辐射到很多相关领域。话语权力的运用,竟能决定传者的身份、语言的驾驭、受众的期待,以致节目(栏目)的策划、创意、制作……可因其得当而事半功倍,也可因其失当而事倍功半。我们不应漠然对之。

一

话语权力简称话语权,是指支配力量而非利益享用。

从喉舌性质和功能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话语权力的赋予是党、政府和人民通过主管部门的聘用而实现的。这同自然人的生命生存需求不可同日而语,也不能同社会人的言论自由等同视之。广播电视传播的话语权力是与媒介人物的传播权相联系的,采访、编辑、播音、传输……都有传播权,唯独播音,具有集中的话语权力,同时被受者所承认、所尊重。

在话筒前、镜头前能够运用话语权力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与资格,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行使话语权力的。在我国的传播史上曾有过两种极端情况。过严的时期:资格审查、话语建构、字词监听,都十分苛刻,一字之差、一音之误都会上纲上线,查三代、受处分;过松的时期:几乎来者不拒,南腔北调,云山雾罩,村言俚语,神聊乱侃,于是基本常识的错误屡见不鲜,出乎意料的笑话层出不穷,广播电视就像陷入了人际传播的汪洋大海,话语权力扩张到随心所欲、人人可得的地步。近几年的规范管理,实行“上岗资格证书”制度,正是合理合法地调控话语权力的重大举措。

传者的任务是为受众服务,以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文明、文化的需要,以提高国民智力和民族素质。它必须在大千世界的千变万化中提供丰富的人生价值取向,力求在生命感悟的千姿百态中引发积极的理想追求热情。电子传媒的广大覆盖面和巨大影响力,要求行使话语权力的公众形象敏于应对,长于表达,善于驾驭,精于传播,尊重受众而不放松引导之责,强化自我而无狂放不羁之态。既要防止话语权力的滥用,又要克服话语权力的疲软。任何以“节目特殊”、“贴近受众”、“个性需要”和“为了真实”为理由,超越话语权力,以“时间紧迫”、“事件重大”、“编导要求”和“条件所限”为借口,削弱话语权力的看法和做法,都会使话语权力膨胀或萎缩,造成有声语言创作主体的“难辩症”、“失语症”的疾患。

二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以新闻播音员、专题解说员、体育评述员、节目主持人为主体,是话语权力的专业行使者。从创作依据上分,一种是有稿播音,一种是无稿播音;从表达样式上分,有播报、讲解、诵读、谈话等;从主体情态上分,一类是转述旁白,一类是率真表白。话语权力的运用,属于主体情态的外露,因此必须了解。所谓转述旁白,是创作主体以代言人、旁述者的身份,对事实、事件(过程、场面)、人物、事物进行报道、报告、告知、介绍、评述等,创作主体间接地、蕴含地表达自己的认识、态度、感情、体味。

所谓率真表白,是创作主体以主讲人、主持者的身份,对现实、现象、史实、世人、心理等进行介绍、议论、解释、劝告等,创作主体直接地、显露地表达自己的感受、理解、评价、体会。

这两类情态在话语权力的运用时,有不同的表现:间接和直接的话语权力。

间接的话语权力因主体的主观意念融入叙事内容词语中,呈现出蕴含性特点,这就造成了行使话语权力的难度,主体意志不能自行其是。主体的涵化与转化能力、捕捉与把握能力、整合与驾驭能力、思辨与反应能力,使有声语言的神采流露出创作主体的语言功力。

直接的话语权力把主体的主观意念显现于叙事内容的词语中,呈现出显露性特点,这也造成行使话语权力的难度,主体意志可以自行其是,力求现身说法。主体的内省与外化能力、集中与选择能力、调控与驾驭能力、反思与应变能力,使有声语言的意趣凸现出创作主体的语言功力。

创作主体的话语权力,间接的多为隐性,直接的多为显性。隐性话语权稍有不慎便给人以被动、无奈之感;显性话语权稍有不慎便给人以张扬、夸耀之感。间接的话语权力,具有广远时空的包容性,普泛认知的通达性,鲜有具体称谓、特指语向的应对情态;直接的话语权力,具有当下语境的趋向性,个体感悟的差异性,少有笼统称谓、共享语句的独白情态。因此,两极的区别较多,中间部分比较接近。

三

创作主体的话语权力,虽然有间接和直接、隐性与显性的不同,却绝非本质的、原则的区别,也不是什么“两种语言”。这一点是起码常识和基本知识。它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创作主体的个性展现方式上。

之所以把间接话语权力叫做隐性话语权,并不是说它藏而不露,而是说它表达的大部分是社会公共话语,个性展现是在共性语域的范畴中进行。创作主体的独特体验、独特感受和独特表达习惯,必须通过公共话语范式表达出来。如新闻播报,其共性语域范畴十分明显,很难在其中用社会个体话语样式、话语结构加以填充。如果硬要填充,就会使社会公共话语失范,话语结构散漫,话语内容失真,“代表性”就有变为“代替性”的危险。

那么,把直接话语权力叫做显性话语权,并不是说它单薄肤浅,而是说它表达的大部分是社会个体话语,个性展现应在个性语域的范围中进行。创作主体的独特体验、独特感受和独特表达习惯,可以通过个性话语特征表达出来。如话题主持,其个性语域范围比较明显,很少在其中用社会公共话语范式、话语结构给以支撑。如果必须引入,也要使社会公共话语转型,话语结构变更,话语内容细化,“个体性”一定要有“群体性”的基石。这就是说,隐性话语权是在共性覆盖下的个性话语特色,显性话语权是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话语特色,都是共性寓于个性,个性体现共性。

这共性、个性关系的辩证认识,使得创作主体的创作过程、创作行为有些差异,但并未影响话语权力的内涵,也不会产生高低、优劣之别,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功能由之而可以发挥得朝气蓬勃、淋漓尽致。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话语权力的赋予和使用,必须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遵循创作规律、提高创作觉悟、把握播音语言特点,强化主体语言功力并反对不良创作倾向。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功能往往由于创作主体话语权力的使用不当而弱化。

如:文本属于转述旁白,为了“自然”、“亲切”,硬把率真表白的情态搬过来,造成间接、隐性话语权力的变形。犹如凄婉苍凉的《琵琶行》,不顾意境和韵律,完全抛弃吟咏的意味,用大白话语气去“说”,会使听者感到味同嚼蜡。如:文本属于率真表白,为了“清晰”、“强调”,硬把转述旁白的情态搬过来,造成直接、显性话语权力的变形。犹如直白浅近的《天气预报》,不顾听者的需要,根本不管通俗易懂的词语,一味追求“庄重”、“规整”,定使听者觉得装腔作势。

以上虽是极而言之,但在实践中却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它们严重地妨碍着创作主体话语权力的灵活变通。以先验的某种模式去对待话语的丰富多彩,“权力”就成了心造的幻影。

创作主体必须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有感而发、控纵有节,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具体地而不是空泛地行使话语权力。

四

创作主体行使话语权力的主旨在于更好地为受众服务,让受众“愿意接受”、“心向往之”,因此便涉及传受沟通的问题。广播电视传播的线性、限时性、时效性,往往造成收听收视中的“强制性”。 “欢迎到时收听(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正是这种强制性的一种表述,这就要求传播必须具有吸引力,或曰魅力。

创作主体的话语权力应富有“以事醒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艺术魅力,实际上,是构成“由己达人”的“交流”过程的推进权力。传者有声语言的“发出、深化、驾驭”,同受者对有声语言的“接收、判别、储存”形成了传输与反馈的环流。

间接、隐性的话语权力,以获得“对象感”为内心依据,建构“我说你听”的传播格局。话语序列中虽然缺少交往性词句,鲜见个体话语情态,但由于对象感的具体、真切,仍能给有声语言以活力,达于受者之耳,入于受者之心,并不觉得呆板、空洞。

直接、显性话语权力,也以获得“对象感”为内心依据。即使有特定的对象、现场的听(观)众,他们也有话语权,也能传播出去,但广大的受众并不在场,而他们才是真正的受者,所以“对象感”绝非可有可无。不过,那话语序列中的交往性词句、个体话语的当下情境语气,使有声语言的推进、转换恰似顺水推舟、顺流而下,颇可感到话语权力的轨迹和话语主体的性灵。

在这两种话语权力的并存中,人们常常偏爱直接、显性话语权力,以为唯此方能显示创作主体的个体存在,展现创作主体的个人魅力。节目主持人的走红、主持人节目的备受青睐,同这种偏爱有关。广播电视的改革、学术研究的热门,也大有向此倾斜的趋势,并带有夸大其词的明显印记。

清醒、深邃的传播者、管理者不会单一地倾心于叙述直接、显性话语权力的神话,因为那局限性、易碎性、个体性、飘游性,极容易造成话语权力的泛滥、流失、杂沓、无度。这一话语权力不能包罗万象、无所不能,它必须同间接、隐性话语权力共存互补、相得益彰。

有一段时间,直接、显性话语权力受到欢迎,是受众求新心态的正常反应。随着受众需求水准的不断提高,求深、求精的愿望便日益强烈,不再只满足于“新”“异”的形式、情态了。

传播的内容远远重于形式。传播内容的日新月异,信息的真实、准确、密集、迅捷,当然要有相应的形式,这形式还会对内容加以有力的观照和深化的驱动。但总不能因形式的变革而使传播内容削足适履,让受众“买椟还珠”,反而得不偿失。

片面、孤立、静止地认识事物,无疑是形而上学观。 “一刀切”、“一阵风”、“齐步走”,是社会进步、事业有成的大忌。把间接、隐性话语权力看做陈旧、过时的东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是郑重的、严肃的传播者应有的态度。欧美和港台的有识之士,也没有这种偏激的认识和武断的理论。

五

无论是直接、显性的话语权力,还是间接、隐性的话语权力,抑或是二者之间无限的各样权力,都是创作主体在不同语境中,根据不同的创作材料而主动调控才得以实施和运行的,以其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样态,拓开了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可容性空间,展现了创作主体有声语言丰富多彩的可感世界,涌出了一批个性鲜明、融通共性、风格成熟、富于魅力的话语权力拥有者。他们可以同国外、域外的“明星”们媲美,毫不逊色。他们的话语更显优长,更加引人入胜。

“远学欧美,近学港台”论者,一再推崇这些地方的明星,主要是仰慕他们的话语权力“自主”、“自由”,似乎已经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但至今未见其充足论据。我们自己,真应该警惕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心态、传播观念的腐蚀。中华民族历来都敞开胸襟,迎接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思想、先进经验,但也会拒绝一切民族虚无主义的奴性和国粹主义的自恋。我们的话语权力内涵蕴藏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无限生机,没有理由鄙薄它、蔑视它。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的话语权力是一种艺术表达权,同创作主体的美学理想、审美感受紧密相连。在当前的文化态势中,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在泛滥,一个“削平艺术”、“放逐崇高”的“汉语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有些广播电视节目,特别是娱乐、游戏节目,竟毫无顾忌地设置宿命论的魔圈,诱人进入“幸运”的迷宫,还明目张胆地手持拜金主义的魔棒,令人步入“现钞”的窠臼。他们用尽花言巧语,编织欢歌笑语,把快餐文化大量化,把大众文化低俗化,以取得“经济效益”而傲世,以占有“市场份额”而自赏。当人们一旦奖券在握的时候,“艰苦奋斗”的理念便会被冷落;而当人们一时捧腹大笑之后,仍要回到勤俭持家的现实生活,本想享受消费文化的自己,却已经被他人消费。这时,制造无信息、无知识、无美感的“三无世界”的策划者,却在欲壑难填的又一个胜利中,怡然自得地享用着新的猎物。因为这类节目的主持人的话语权力是由他们给予的,一再提出“忘掉基本功,仿效港台腔”的要求,否则就严加训练,直至符合他们心目中的话语为止。祖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主流文化的正确导向,人民群众的人文精神,话语权力的艺术规格,一概置诸脑后,究竟谁为谁服务,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拥有话语权力的有声语言创作主体,应该十分珍惜自己的话语权力,用以坚持和提升话语的文化品位、艺术含量,而不要随波逐流。管理者更要以大局为重,成为正确舆论导向的真正把关人、守门人。

让我们的广播电视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实力,向新世纪的新高峰阔步前进!

【注释】

[1]原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