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传播简论

话语传播简论^[1]

当我们说到“交际”的时候,人们就会从人与人的往来接触的社交角度去理解,这是对的。因为,人与人的往来接触,可以通过文字语言或有声语言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相互沟通,达到传递信息、抒发感情、寄予期望、求得认同的目的。这里,语言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更不是最好的手段。例如握手、拥抱的亲近,眨眼、摇头的示意等等,都不是语言所能替代的。列宁、斯大林说的“语言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只是强调了语言的一种社会功能,并没有把语言看做包揽一切的灵丹妙药。由此可见,话语交际,特别是话语传播,重要的是应该研究话语的独特作用和话语主体的社会责任。

一、话语的交际功能

根据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说话就是做事”,“语言交往的单位”是“言语活动中符号、语词或语句的生成和发送行为”。这就进一步强调了,话语主体的“生成和发送行为”的重要意义。的确,语言的产生,是人们在劳作中“有些什么东西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才出现某些最简单的词语的。这时,人们为了呼唤、协同、要求、发泄,便开始对别人采取了“言语行为”。这可以看做最早的“交际行为”。

但是,话语主体的这种言语行为,并没有立即生成“听者”、“语境”等意念,还有点“自顾自”的味道。随着思维的发展,随着大范围的言语活动的展开,话语的功能就形成了三个向度:思维、交际和传播。这三个向度,共同完成着语言的社会使命。而话语主体的巨大能动性,早已超越了初始阶段的那种简单的交际范围,走上了向内心、向别人、向大众“生成和发送”的广阔天地。

话语主体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表达”主体的实践中。表达是根基,表达是源头,表达是权力,表达是实体。朱光潜先生指出:“语言与思想和感情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但是这种关系,一不是因果的关系,二不是空间上表里的关系,三不是时间上先后的关系;所以‘情感在先,语言在后;情思是因,语言是果;情思是实质,语言是形式’的见解根本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在各种艺术之中,情思和语言,实质和形式,都在同一顷刻之内酝酿成功。”^[2]这就十分明确地揭示了话语主体“生成和发送行为”的深刻内涵。

自从人类认识了话语的功能以后,在交际活动中,语言的作用才得到了更好的发挥。特别是在“如何说话”这个问题上,要求注重不同的情境条件和不同的用法规则。语用学告诉我们,既要关注说话者,又要关注听者,还要关注语境。这样,就造就了一个语用的平台,大家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说话者与听话者共处于相同的语境之中,而且都属于同一个“解释共同体”内。这才能完成相互理解与互相交谈的过程。因此,话语交际必须注意:“解释的传递过程构成交往的本质特征”这个观点,以造成“主体间得到认同”的理解可能性和传递无障碍。一味强调“交际”,忽视了交际双方的“共同体”价值,就会进入单个人的或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无边界、无规则交往,既没有实际的意义,也失去了讨论的前提。

话语交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言语行为,已经成了研究的热点。不过,任何研究都不应屈从于现象的简单摹写,更不应陷入主观的心造幻影。交际只是语言的一种功能,不能称为“本质”,交际之外,还有其他的语言实在,恐怕不能说“交际之外无语言”。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所说:“语言: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做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做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做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3]我们的目的,无非是想让言语交际更加合乎社会规范,更加具有生命活力,以便在“语言与社会的共变”中,促进人们“知识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的完善与进步。

二、话语的传播功能

话语在人际交流中,往往是随意的、即兴的、片断的、散乱的。谁也不会把它们完全记录下来,或者全部留在脑子里。但是,话语进入大众传播,就必须而且可能改变自己的形态,显得更用心、更有底、更完整、更周延。这是大众传播的特殊要求,也是从人际交流提升到一个新的语境中的审美期待。社会学家梅尔文·德弗勒在他的著作《大众传播的各种理论》中说,传播行为是“一个表达团体规范的手段,通过这个手段行使社会控制、分配各种角色、实现对各种努力的协调,表明对未来的期望,使整个社会进程持续下去……要是没有这种影响的交流,人类社会就会崩溃”。^[4]这里,我们当然会从中了解到,大众传播同人际交流之间,那种理论的分野和实践的区别。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通过“议程设置”,给广大受众安排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和虚拟的“传播场”,人们在接受传播的过程中,没有同传播者交流的时间和机会,只有听凭传播者去“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能选择适合他们目的的信息和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组织。他们能使用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来吸引人们对他们的讯息的注意”。^[5]

事实上,传播者一直毫不懈怠地关心着受众的需要,并且全力以赴地去努力满足这种种需要。但是,他们总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去实施自己的目标行为,而不可能超越。传播者的话语,也同样是千方百计地去适合广大受众的视听期待,而不可能与此背道而驰。但是,这绝不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交际”。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进行话语传播的过程中,必须时时刻刻地“想着大众”、“服务大众”。李良荣认为,大众传播对受众的指导是鼓舞、示范、论证、启发、解释、预测和警戒。^[6]因此,“政治科学家伯纳德·科恩写道,媒介在告诉人们如何思考上可能成功的时候不多,但在告诉人们应当考虑什么问题时却是十分成功的”。^[7]广大受众在收听、收视的过程中,可以聚精会神,可以一心两用,可以不加理睬,可以心生反感……他们能够成为热心受众,也能够走进“沉默的螺旋”。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大众传播的话语,并非交际话语。话语传播,不应沦落为人际交流,那么,是否意味着大众传播的话语就完全脱离人们的生活实际呢?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话语传播是植根于日常谈话的规则的,只是她比日常谈话更精练,更富有声情并茂、动人心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毛至成指出:“任何真正高品位的语言,写作者都应该有几种起码的功力:一、善于将主观语言转化为客观语言。不要过分迷恋、自赏作品中的破碎之话、随意之话、即兴之话、信手拈来之话,力求成为作者、读者的‘公用语言’;二、使客观语言转化为规范语言,写之能顺,读之能畅,不似天外来客尚未被破译的怪异语言;三、使客观语言提高为、升华为有美感的语言,有才气的语言。”^[8]如果失却了规范,失却了美感,反而混同于日常语言,甚至比日常语言还要破碎,还要随意,那么,大众传播、话语传播,就没有了示范作用、鼓舞作用,人们怎样能够从中获得意义与感动、启迪与知识、理性思考和感情共鸣呢?

现在,我们广播电视里的有声语言,包括字幕上的字词,很多时候,还不如学生念书、学生写字。课堂上的读写,至少是符合规范的,对那些不规范的,老师肯定一一指出,并要求改正。广播电视传播中,话语含糊不清、囫囵吞枣、啰里啰唆、油腔滑调,夹杂土语、外语,追求时尚流行,从根本上背离了大众传播中的话语逻辑和控制规则,极大地削弱了话语的传播功能。这是应该引起高度警觉的问题,不能置若罔闻,更不应鼓励和赞扬。

三、话语的传播范式

大众传播的话语,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绝非人际交流里的日常谈话,应该有其基本范式。这种范式不构成樊篱,也不提供捷径,只是营造一种适合大众传播的语境和氛围,使“现实的交往语境”重构为“理想的交往语境”。而这,却是传播者为了实现传播目的和达到传播效果虚拟的现实图景、设定的时空视阈。因为,这种传播是线性的、单向的、限时的、点对面的,而不是面对面的、不限时的、双向的、全息的。传播者在选择、提取现实生活中的局部图景的时候,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加以凝练和净化,芟除芜杂,突出重点。在传播的“理想的蓝图”里,不可能是“本真型”、“全景式”的,而必然“独具只眼”、“挂一漏万”。这就要求我们保有局部真实,“以小见大”、“以一当十”,从而显示大千世界生动的客观实在。

广播电视的有声语言传播,便由此而生发出自身的话语范式,简称“话语传播范式”。其要点是:

第一,话语传播的时间性特征,主要表现在“稍纵即逝”的听觉过程中。受众的接收,要在各种干扰中过滤,要在有意注意中解读。因此,有声语言的吸引力、感染力就决定了是否满足和适合受众的听觉期待、听觉习惯。有声语言的抗干扰能力和共振性态势,使得话语主体必须不断丰富并逐步强化传播内容的深度和传播形式的活力。那核心就在激发听觉想象力,为受众提供广阔而明晰的想象空间,在时间流逝的进程中,拓展空间的心理阈限,凸显有声语言的“立体化”。于是,话语传播的时间性缺陷被空间性所弥补、所填充,成为既可“思接千载”又可“视通万里”的听觉“磁力场”,受众可以纵情其间,甚至乐而忘返。

第二,话语传播的虚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语境营造”的推进过程中。人们从打开收音机、电视机的刹那,就进入了传播者营造语境的实施方略途径之内。那声音是如此真实美妙,那画面是如此清晰实在,那人物是如此情真意切,那语言是如此声情并茂,那事件是如此新鲜多样,那场景是如此形态万千……但是,这一切都是传播者有意为之,所反映的“现实”,都经过了筛选加工,我们听到、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全豹。即使是新闻事件、新闻现场,任何传播媒介都无法全方位、整景观地再现全部信息及其意义。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总是很小的,而水下的部分只能通过那水上部分加以推测和想象,给出整体的判断和描摹。怎样把传播的信息容量扩大,从中“留白”,让受众以自己的想象、联想进行填充和丰富,这取决于传播者对于受众的具体把握,拓展“关联域”,加深受众的理解和感受,而不是仅仅传播那些表象,受众只能听到“众语喧哗”,看到“浮光掠影”。这就要求传播者认真提炼“典型”,悉心精选“细节”,以便使之具有真实的“代表性”,具有视听的“延展性”。正是源于广大受众对于现实真实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感受,我们才需要在传播中给出尽可能多样的形态和尽可能深刻的思想,以满足人们的各种认知水平和各种欣赏习惯。虚拟,绝非虚构,但也并非“全真”。这一点,迥异于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万不可混淆它们的区别。

第三,面对广大受众,有声语言必须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面对着祖国的文化……讲一种语言就是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9]我们的广播电视担负着民族文化历史传承的社会责任,这个责任远比课堂上、家庭中所进行的语言教化责任更为重大、更为崇高。目前,个别地方广播中,“方言播音”随着“民生新闻”的走红而受到宠爱,并且开始炒作。这真是一种文化的无奈之举,也是一种语言的弱智行为。 “民生新闻”的产生,确实表达了老百姓身边的柴米油盐、即时的喜怒哀乐,但那就是真正的“贴近”么?人人都去如此贴近,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老百姓还有必要去关心吗?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普通话的言说,为什么肯定会造成“压抑感”呢?方言土语难道具有这样巨大的社会功能?如果全国的老百姓都认为使用自己熟悉的方言才会产生“老百姓”的感觉,各个方言区的人都各行其道,都一起“拒绝规范”,那么,“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理应落实到各种方言的话语传播上来,报纸、书刊、广播、电视……都只能用方言去书写和说话了,那么,语言文字规范、推广普通话等等,就成了压抑遏制平民百姓的桎梏,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连秦始皇的“书同文”都应该被抛弃了!把方言土语的地域文化,连同它的落后性、封闭性,都夸大为社会生活的精神寄托,确定为文化观念的历史结晶,我们的“汉民族共同语”也就土崩瓦解了,我们推广普通话几十年的心血也就付诸东流了!鼓吹方言至上的人们,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反感和厌恶,大约不自今日始,所以才在“民生新闻”之后,紧锣密鼓地宣扬“民生语言”,竭力声讨普通话的“强势语言”地位,还要代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呐喊。这种呐喊,听来相当耳熟,它同早先就有的“普通话规范走上了贵族化的道路”不是如出一辙么!国家的昌盛、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和谐、交往的频繁,已经开通了全球化、国际间的“高速公路”,联合国确定的五种语言之一的普通话,也已经引动了“华语热”。当前,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不断深入、日益丰富,各种语言观相互融合、碰撞,并不是坏事,但是,规范却是大势所趋,有识者还是要谨慎行事为好。

话语传播的范式,应该继续探讨,不过,那逻辑起点是含糊不得的,更不能走向急功近利、浮躁低俗的目的地。

话语传播的内涵非常厚重、深奥,本文旨在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注释】

[1]原载《中国广播》2005年第9期。

[2]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2版,第255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477页。

[4]〔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5]〔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6]李良荣主编:《新闻学导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 ~140页。

[7]转引自〔美〕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

[8]毛至成:《尊重“语言秩序”》,《团结报》2002年12月14日。

[9]弗朗兹·法侬语,转引自贝尼塔·帕里《当前殖民话语理论的若干问题》,见罗刚、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