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心态简论

话语心态简论^[1]

所谓心态,是指心理活动的某种特定状态。在广播电视传播中,“话语”的意思首先是指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有声语言,当然也包括记者、嘉宾和受众在现场的说话。我们这里说的话语心态,仅指前者,后者可作参考。

话语心态,就是说话时的心理状态,既有内心的活动,又有外部的表现;内与外相辅相成、外与内互补互动。虽然同个体人的心理素质、心理定势、价值取向、语言功力有关,但是具体生成还是取决于当时的心境和语境。而这存在着相当复杂的情况,需要进行仔细分析。

一

话语的根本属性是人文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现象,全社会都可以明白使用;另一方面,它是口耳之学,说和听都要遵守一定的规范。话语,应该是话语主体人文精神的音声化,既不应该夸大为对整个世界的包容,也不应该缩减为对个体人心理的揭示。因此,话语归根结底表明了个人对社会的关怀,是社会个体对社会群体的呼唤和期待。其中的个人陈述,肯定有宏大叙事,只不过积淀着细微的自我价值内省,这样话语的内涵就显出了它的社会功利性。

话语的本体功能是交际性。从人类总体说,话语的实践性是一个核心命题。实践产生话语、丰富话语,话语促进实践、升华实践。从人际关系说,话语的通达性是一个时空命题。失去了实践,话语便无法传承;限制了通达,话语便只有萎缩。

话语的主体作用是创造性。语言是人类的创造,文字、语音、词汇、语法,无一不是人类心血的结晶。那么,话语的运用,更是一种创造,是话语主体处于一定的时空,在交往实践中,对语言材料的加工制作,并形成此时此地的词语序列,而这是彼时彼地的词语序列所不能仿造、模拟的。正是“这一句”,才是主体自己的东西,才是既是说者又是听者的真话。

从以上简单分析中不难了解,话语心态的正确获得决非易事,不能不慎重对待。

二

话语心态的正确获得,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话语主体的传播意识。传播先从人际之间开始,“一传十,十传百”就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是,人际传播大抵是个体对个体的联系,注重个体愿望和需要的满足,对环境和氛围的关注极少,其中的私人话语、个人隐私往往构成主要内容,那种“隔墙有耳”的警觉和“不可与外人道”的心照不宣,是双方不成文的默契。当传播进入“大众媒体”的樊篱以后,传播主体就失去了作为个体的自由,必须摒弃私人话语的无度,必须树立面对大众的责任意识。由此决定了话语主体的行为规范、语言定位。

第二,话语主体的权力意识。话语主体身在大众传播过程的显性环节之中,他的话语成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之所以能够进行话语创作,是因为被赋予了这种权力。话语权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只有那些具备了话语能力、善于传播的人,才可以走上这个岗位,行使这种权力。话语权力当然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社会和传媒实施自身的控制系统,造就话语主体的规范和指向,要求话语权力的适度和有序,使话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达到良性运行目标。 “权力”在具体的逻辑起点上行使,既有明确的范围,又有生命的活力,完全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三,话语主体的精品意识。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受众,必须甘于寂寞,全心投入,调动全部积累,集中群体智慧,对每一个节目费心血、花气力,从内容的精到、形式的精美,到制作的精致、表现的精详,特别是语言的精妙,都显示出理念的新鲜、思路的新颖。落实到传播过程中,不论是节目的品位,还是时代的氛围,总会给人以美感享受。那话语的艺术魅力,应该达到“悦耳动听、百听不烦”。话语的美学追求虽然是无止境的,但那每一次的实践都会是一个阶梯,究竟是步步高升,还是次次下滑,就看话语中的每个“这一句”处理得如何,特别是重点和难点。有时,某个微小闪失,竟会带来巨大误导,正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四,话语主体的效益意识。广播电视进入市场环境,话语主体面对行业管理和商品交换的双重压力。究竟怎样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这直接关系着话语主体的心态动向,甚至会决定现实的思路和具体的词句。如果我们坚持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那就会使心态平衡,否则很可能走向飘忽不定的状况,或许不由自主地成为金钱的奴隶。 “道德”理应提升,决不应被“放逐”。实际上,这是一种道德自律、思想自觉,任何时候都不可置诸脑后,放任自流。

第五,话语主体的群体意识。话语主体在任何一个岗位,总是属于某个群体的一员,不可能以个体生产方式进行节目制作。有人以为个体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形态,那是缺乏基本常识的,反映了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和心态。广播电视生产节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分工明确、缺一不可。因此,话语主体只是担负着直接面对受众进行话语传播的任务,其他方面由另外的工序完成,最后是优势互补、各显其能。群体中的个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同心同德之志,这样,人人获得良好的心态,个个心情舒畅,群策群力,形成合力才能把节目制作得更好。

第六,话语主体的自我意识。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至今还处于模糊阶段,未知领域极多。传播中的话语主体,专心驾驭话语进程,难于反观自我,这时的所谓自我意识尤显混沌。但是,作为话语创作者,又不能完全忽略对自我的感知。一方面,必须注意筋肉感觉的变化,以调整体态;另一方面,必须控制思想感情的走向,以把握主次。这种自我意识一般处于“退隐状态”,并不时时呈现,而是时隐时现。实践经验越丰富,传播意识越稳定,自我意识越能发挥警示作用,或提醒,或警告,或强化,或淡化,成为话语主体的某种“内驱力”。如果自我意识成了干扰,那就需要迅速排除,并加强日常的训练,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上各点,只是基础,却不可轻视。

三

在传播过程中,话语心态如何,应该是成败攸关的问题。

这时,话语主体要在两个方面同时作战:

一方面,坚持稳定性。积极是稳定的基础。明确的传播观念、热切的人文关怀、诚挚的播讲愿望、坚定的交往信念,营造了“非说不可”的在场氛围。这是话语主体的主动性表现,成为话语心态的整体状况,贯穿了传播的始终。

另一方面,把握变通性。自如是变通的基础。深刻地理解内容、具体地感受情境、灵动地落实语气、实在地进行交流,形成了“有动于衷”的当下语域。这是话语主体创造性的表现,成为话语心态的细微景观,从而造就了动态的语流。

这两方面是互相补充、相互强化的。只有稳定性,就会僵硬呆板;只有变通性,便会轻浮浅薄。当然,稳定性寓于变通性之中,变通性基于稳定性之上,不可偏废,不能自流。

现在,话语心态往往不能尽如人意,是因为存在误区。

其一,认为综合素质是决定因素,以综合素质取代传播素质。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人都需要综合素质,关键是在什么岗位,岗位素质才是核心,才能决定社会人的权力、行为。综合素质的泛化,肯定会导致观念模糊、指归混乱。话语心态离开了传播素质的内涵,便无从着力,更无法规范。理论强、思维快、知识多、趣味广是好事,只能说有了基础,但不一定善于传播。只有在传播上具备了应有素质,才谈得上其他素质的增强和提高。综合素质高的人,有广泛的适应性,但是还要具备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否则行之不远就会夭折的。

其二,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在话筒前、镜头前积极自如地说话,不会紧张,这是一种无知,是一种误解。话语主体的传播心态,既靠天赋又需养成,特别是正确的观念和深入的实践,对心态的影响很大。不管什么人,开始面对话筒时总会心情紧张,有的人甚至紧张到手脚冰凉、脑子里一片空白的程度。面对镜头时,灯光一亮,更会紧张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以致无所措手足。就是老播音员,也避免不了类似的现象发生。没有话筒前、镜头前的经验积累,只凭想象,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心态问题。

话语心态,应是一种主客体的化合。从主观上说,刘勰的话可以一言以蔽之:“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文心雕龙·神思》)意即:精神活动由“志”与“气”来统辖,大千世界通过“耳”与“目”来观察,运用语言是关键,因此必须注意精神集中。从客观上说,苏轼的话可以一言以蔽之:“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可以理解为:外界对我们的刺激是巨大的,我们应该去适应、去反映,而不能拒绝和排斥。主客体的化合,成于内而形于外,便会融会于语言中,使我们的语言充满生命活力,符合时代节奏。

话语心态,又是一种时空感的统一。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谓“设身处地,触景生情”正是话语主体驾驭能力的重要方面。广播电视传播的瞬时性、即时性、具象性、情景性均在其中。要达到声情并茂、形神兼备的境界,就要克服时空感的错乱和离散。时空感的统一,十分强调“新闻敏感”。以不变应万变,必然造成单调和浅薄,要么有气无力,要么声色俱厉,给人一种“不问天下事,稳坐钓鱼台”的木然、漠然的感觉;以乱变应万变,必然造成浮躁和虚飘,有时大张旗鼓,有时偃旗息鼓,给人一种“心绪不宁,方寸已泯”的感觉。实际上,正确的心态要求“纵横捭阖,胸有成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造就话语的流动和畅达、有序和有味。

话语心态,也是一种创新感的愉悦。每一次的传播行为、话语表达,不可能是前一次的重复,这同戏剧、唱歌不一样。当然,戏剧、唱歌也要求不断创造,但那是同一内容的修改、提高。传播话语的表达行为是文本的变异,几乎没有一个文本是相似的。即使同一个文本的再制作,也是因为有了更新的要求。因此,话语主体每一次面对话筒、镜头,必须根据节目的差异,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这时获得创新感的愉悦是十分重要的。话语主体作为创作主体,在创作中要实现创作理想,必然会进行超越,超越前人、超越文本、超越上次、超越常规。当进入创作过程,主体的不断发现、不断感受、不断引发、不断表达,会有“理应如此”、“原来如此”的兴奋和冲动,于是渐进佳境,渐觉超脱,减轻了负荷,增强了动力,这时便产生了一种心驰神往的美感享受,即创新感的愉悦。创新是享受,这是多么准确的表述!

“享受”,其中当然包括“释放”后的欣慰,“付出”后的喜悦。

话语心态,最基本的心理大厦建构还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结合体,这是不可否认的。 “艺术”对此的冲击,“审美”对此的排斥,“平民化”对此的弱化,“殖民化”对此的扭曲,都不能改变其实质,偷换其概念。我们真得保持警惕,以免随波逐流。

四

话语心态的把握,是一个随机应变的过程,必须注意感知的敏锐、感受的丰富、思维的活跃、语言的贴切。不应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不应只凭感觉或全靠理性。

不论是有稿播音还是现场报道,不论是无稿播音还是异地交谈,既然都是说话,那就没有别的途径,只能是话语主体的“当众孤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辞达而已”(孔子)。

依据稿件也好,身处现场也罢,现想现说也好,同人对话也罢,话语主体的“出声露面”、“由己达人”、“表情达意”、“言志传神”是最根本的语言任务,是最重要的传播职责。因此,在“非说不可”的前提下,调整话语主体的心态,投入“大众传播”的流程,便成为义不容辞的公众行为,同时也就自然涌现了诸多独特的、辉煌的公众形象。当那光环照顶的时候,最容易“自鸣得意”、“唯我独尊”,于是,“思维至上”、“口语至上”、“个性至上”、“风格至上”等等纷至沓来,沸沸扬扬。这些东西,古今中外几乎都有过,并不新鲜,今天为什么会沉渣泛起呢?大概同工具理性不无关系。广播电视传输制作的技术设备,具有现代化的先进水平,可以径直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最享有受众青睐的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中人便因工具的威力而“坐享其成”,并且“自得其乐”。于是,强大的舆论工具与大众文化思路融为一体,生发出一整套“理论”,其中,鼓吹无规范的“生活”、张扬无艺术的“自然”,就成了一呼百应的口号。话语主体的凸显,更觉顺理成章,主体话语的平庸,更加从心所欲,向往“人格魅力”超过了集体荣誉,推崇“个性鲜明”超过了公共道德,为了自己的“人格”,可以不管别人的自尊,为了自己的“个性”,可以不管社会的契约,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缘木求鱼的心态,已经远离了公众形象的位置,滑入了利己主义的泥淖。

话语心态,直接受管理者(部门主管、节目编导)的影响。重视话语传播,会使话语主体心情舒畅、全力投入,充分发挥话语的吸引力、感染力;轻视话语传播,会使话语主体心情压抑、懒于创新,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传播的高效率、高质量。因此,我们的管理者不能不考虑“得人心”、“做知心”,努力调动话语主体的积极性,使他们获得良好的心态,万勿重“编”轻“播”,不要强加于人。

话语心态,永远离不开传播内容,永远离不开受众期待。要想与媒体共荣辱,要想与话语同行止,话语主体必须深入内容,必须尊重受众。为此,只能强化忘我的“心境”,达到“用心若镜”;只能净化自己的“心宅”,做到“宅心仁厚”。我们从来重视人格和个性,话语主体的人格和个性更是不可或缺,它们会增加话语的风采,它们能提高话语的品质。当话语主体获得了个性特征和人格风范之后,节目和形象便得到了升华,话语主体和传播群体一起,也就共同完成了公共道德的社会教化和集体荣誉的社会馈赠。话语心态中“小我”和“大我”的辩证统一只能如此,而这正是“大写的人”的真正含义。

话语心态,必须善于自我解剖,必须勇于接受批评。实践中的话语心态,传受双方均会心知肚明,毫无屏蔽,几无遮拦。隐瞒和掩饰不会成功,反会得不偿失、欲盖弥彰,因之还是老老实实、自强自立的心态能够得到承认,会产生较好的效果。

五

归根到底,研究话语心态问题是为了把话说好而进行的学术探讨,是为了提高传播质量而不能不解决的语言内省和外现。内省为了外现,语言承载心态,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语言功力的关键作用。思维至上论者虽然重视思维的品质,但忽视语言的社会功能,把语言当做思维的副产品;口语至上论者虽然重视口语的通俗,但轻视语言的艺术品位,把语言当做生活的日用品。实际上,语言的功能和品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的显现,无论是整体面貌,还是细枝末节,都能揭示出内部的精神底蕴。不应以思维取代语言,不应以口语冒充艺术,不要因大失小,也不要因小失大。忽视思维、忽视通俗,不过是对语言的一种貌合神离,并没有抓住语言的实质。在语言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言过其实、夸大其词的现象,同口是心非、言不由衷一起迷惑着我们,使我们有意无意地远离语言功力,忘记“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很值得我们深思。语言功力,不仅仅是语言的功力。但是,语言又是它的核心。即使有非常良好的话语心态,当外化为有声语言传播的时候,就全凭语言功力的推动,一点儿马虎不得。“非说不可”的愿望和需要,在诉诸有声语言加以表达的状态中,“怎样说”便成为首要的问题,必须立即回答并给以迅速解决。

而“怎样说”,就是采取什么方法、样式、样态、语势,用声音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因为“说什么”不同:思想感情不同,词语序列不同,修辞手法不同,主次关系不同,所以,“怎样说”便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抑扬起伏的形态。由于“语无定势”,其“生杀大权”、“褒贬分寸”就在话语主体的“三寸不烂之舌”之间游弋,是否准确、是否贴切,有无蕴藉,有无美感就在那出口的瞬间立见分晓。

同样一句话,哪怕是极具体、极明确的词语序列,出口之后竟会表达得千差万别,还可能同本意完全相反。至于是“播”是“说”,是“讲”是“诵”,那就不会是什么问题了。既然都出于“非说不可”的愿望和需要,出口时的感觉都应该是“说”,那关键还是“怎样”说。 “举头望明月”肯定要“诵”,而“抬起脑袋看着月亮”当然要“说”。 “新华社昨天播发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是转述,“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做家长的好好想一想”是直白。就是转述和直白也各有千秋、各具多样,不应壁垒森严,不应强分高下。有人无力转述,有人无心直白,完全是正常现象,何必勉为其难。

【注释】

[1]原载《中国广播》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