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腔”简论

“播音腔”简论

广播电视的改革,正在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播音改革,势在必行,许多同志已经或正在作出积极的贡献。但是,正在改革的同志都能体会到,改革谈何容易!诸多问题,纵横交错,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问题应进一步探讨,有些问题应经实践检验。关于“播音腔”的议论、争论既有理论问题,又有实践问题,简单地否定或肯定都不易于、都不利于取到共识、加快播音改革的步伐。

“播音腔”这一概念,几乎包容了播音学的全部基本问题,本文不可能详加剖析。只是对目前一些同志在使用、诠释这一概念时大加挞伐的情况,就个人的认识谈一些意见,以就正于同行。

一

“播音腔”这个概念一般很少使用,在播音理论中也未予以阐明,在使用时,很少有人把它看做是广播电视播音的概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中性概念。而这,又是由“腔”一词而来。

“腔”,可以指乐曲的调子,如高腔、花腔、唱腔;也可以指说话的腔调,如京腔、学生腔(见《现代汉语词典》)。很明显,“腔”这个词至今也没有好与坏、优与劣、美与丑等稳定的褒义或贬义。与之相连的“腔调”一词,更是如此。用于戏曲,是指成系统的曲调,如西皮、二黄;用于说括,是指声音、语气,如“听他说话的腔调是山东人”。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倒可以看出,形成某种腔、某种腔调,反而是一种带有特色的旋律或话语。

由此可见,“播音腔”理应涵盖广播电视播音的一种特色,即区别于日常谈话、相声、评书、话剧、电影等的质的规定性。这种特色,应是广播电视播音所独有的,无论其边缘如何模糊、宽泛,其中心或内核也就是其他有声语言所不能容纳,不能替代的。 “明晰性”正是最简单的表述。拙著《朗读学》中曾提出:“朗读语言的规整性,与朗读语言的吟咏性,话剧语言的夸张性,电影语言的自然性,相声语言的诙谐性,评书语言的描摹性,播音语言的明晰性,教师语言的讲解性,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种在比较中突出特色的做法,也可能失之于简单,但总会造成区分,使人体会到它们的不同。

强调播音的语言特色,并不影响播音创作个体的语言特色,也不影响从其他有关学科中汲取养分,而只是为了在学习、应用过程中牢牢地把握住自身,避免“舍本逐末”和“随波逐流”。

播音一定要有自己的“腔调”,而不能失去它。正像“京戏”“评剧”“秦腔”“汉调”要有自己的腔调一样,失去了自己的腔调,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对质的规定性的追求,对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追求,正体现了创作者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胆识。

“播音腔”的存在,不是某个个人所左右、某个权威所弃取的结果。它是历史、社会、民族、时代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人们可以辨析它,但不能否定它。

二

本世纪60年代初,人民广播创建20年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曾邀请了部分知名演员、语言艺术家,在话筒前播送几篇广播稿。这些同志在自己的创作圈中,如鱼得水,显示出非凡的语言造诣,但是在话筒前广播,报告新闻像讲故事,播送社论像角色独白。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播音,有特殊的语言表达要求,用别的腔调是不行的。

播音腔,实质上,应体现播音语言的特点,那就是:规范性、庄重性、鼓动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它是新中国播音风格“爱憎分明、刚柔相济、亲切朴实、严谨生动”在证言上的共性要求和努力方向。

规范性,首先指纯正的普通话,语音、语汇、语法不可或缺。如果连规范性都不坚持,还以“自然”自诩,以“生活化”为荣,以破除“播音腔”而得意洋洋,难道不是缺乏语言常识,忽视语言功能的表现么?

庄重性,是严肃认真、求实可信的一种语言表达样式的题中应有之义,信息的准确、可靠是不能用含混、随意来“稀释”的。否则,庄重的气氛、庄重的语气、庄重的态度、庄重的表情便都可以同“说教”一样,被拒之于广播电视大门之外了。朋友之间,也有庄重交谈,知己在庄重交谈时,任何戏谑都会破坏真诚,怎会认为庄重是“高高在上”呢?

眼下,广播电视的传播,被染上了某种扑朔迷离的色彩,狭义的服务和广义的娱乐,“客观”的报道和“商量”的口吻,正想掩盖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目的。人们打开收音机、电视机,跟听“拉洋片”的唱、看“西洋景”的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广播电视对人们精神上的满足主要在于“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也要求着广播电视播音的“鼓动性”更多地蕴含在隐蔽的倾向性和潜移默化的感染之中,蕴含在广大受众的审美愉悦之中。

所谓时代感,要求广播电视播音和着时代前进步伐的节拍,满足着受众的多种期待。时代感不仅仅是一种“适应”,更不是“适合”。炮火硝烟中的对敌喊话和胜利信息,应该是有时代感的;改革开放中的新鲜经验和突出成果,也同样是有时代感的。不过,前者势如破竹,后者清新明快,有声语言上也有所不同。那种认为过去的播音就是“高调门,大音量”,今天的播音就应“低调门,小音量”的意见,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调门的高低、音量的大小,是因人、因地、因内容、因形式而异的,这似乎并不难理解。

分寸感,是播音“明晰性”特色的至关重要因素。恰当的分寸,使播音语言的内涵深入浅出,使广大受众乐于接受。播音艺术的高境界,可以用“高一分则太高,低一分则太低,长一分则太长,短一分则太短,强一分则太强,弱一分则太弱”这样的话来说明。基调、节奏和语气,都体现出有分寸的把握艺术,现在的某些播音作品,也许把“分寸感”看成“播音腔”的表现而摒弃罢了。

值得忧虑的是,以播音员和受众是平等关系,语气应尽量亲切,取代了语言内容要求有声语言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因之对播音中的每一句话都以是否“亲切”来衡量,并在实践中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播音“亲切”则“亲切”了,可惜,语言的色彩却单一了。其实,这也是种腔调,不过“播音腔”并不欢迎它,也不认为这是改革的成果。

广播电视播音,是有声语言表达的一种样式,也同时是种表达方法。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教的人如此,学的人也应如此。不学习和掌握“播音腔”,是不可能登堂入室,体会到它的妙处的。

三

那么,“播音腔”是否就十全十美,无须发展了呢?当然不是。

从“播音腔”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从播音队伍各个成员学习和掌握“播音腔”的主客观的相互影响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第一,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始,在话筒前工作的人们普遍有一种压力,对“出差错”有一种恐惧感。念错一个词,就有可能犯“政治错误”,轻则检查,重则处分。于是,一种“保险调”杂入了“播音腔”中,稳而不错,多停少连,也有抑扬顿挫,却大多陷入“一般化”。

第二,早在1946年6月,《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要用普通话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优美与响亮。”多年来,许多编辑、记者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绩,但从广播整体考虑,一方面,电台要大量使用报纸、通讯社的稿子,有时不能更动一个字,全社会包括广播在内,还处于“报纸时期”,未能发挥无线电波的“听觉”功能。这就使播音中充满了“书面语”,这对于“播音腔”无疑会有某种束缚。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播音员没有“改动稿件”的些许自主权,反而受“此文件不要播错一个字”的批示的无限扩大的原则所支配,强调“忠实于稿件”,丝毫不影响语意的加字、漏字(包括一个无足轻重的“的”字)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虽然说局限性与创造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僵化的规定不能不对播音员的再创作发生影响,甚至是种禁锢。于是“播音腔”中又杂入了“照本宣科”的成分。

第三,自从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期以后,广播电视播音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严格按照稿件播音,不允许在话筒前进行“无稿播音”,连台号、节目名称等固定用语也要写下来。如果有谁手中无稿就去播音,那简直是奇闻。于是许多播音员,长期照稿件播音,竟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式,一旦离了稿件,连小组会上的发言也会前言不搭后语。这根本不是播音员的责任,更不能因无稿播音的出现,某些播音员一时不适应,就认定他们“只能照稿念”、“不全面”、“没出息”。无可否认,长期依据文字稿件进行再创作,缺乏依据腹稿即兴播音的创作机会,使播音腔中“念稿”的痕迹比较明显,尤其是知识性、服务性、文化性节目的播音不可避免地略输文采甚至有些生硬。

第四,从广播电视系统的整体看,队伍的文化素质不够高。有些领导不懂播音却以“长官意志”决定播音质量的优劣,决定播音员的去留,使一台、一组的播音“模式化”。凡不符合这一模式的,便不准播;凡不像中央台、不像某人的便认为不合格。造成播音队伍不稳定的因素很多,这一条却也不可轻视。全国不少台的播音员,年复一年封闭在播音室里,无法开阔视野,不能增长见识,更没有机会到各台去交流播音经验,只有“听中央台的播音”,学习不知门径,模仿不解奥妙。其结果,只能在自己所处的文化层次、社会经验的起点上,力窥播音艺术的丰碑,照猫画虎,亦步亦趋。得其神韵者虽有,邯郸学步者甚众。以上这些原因,在“播音腔”里又杂入了某种主观随意性。

第五,形而上学在神州大地上从未灭掉它的威风,它几乎无孔不入地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辩证法的普及虽使它相形见绌,可是习惯势力的确是可怕的。在播音中,或者再扩大一点,在广播电视中,形而上学也有藏身之所。一个节目轰动了,于是纷纷制作;一次播音成功了,于是“有口皆碑”;一位播音员出名了,于是竞相仿效;一种样式被承认,于是“不胫而走”……“一窝蜂”、“齐步走”像个幽灵在播音创作中徘徊,一次次兴风作浪。无疑,这在“播音腔”中肯定会打上某种印记。

第六,改革开放的形势,使我们真正地放眼世界了,原来觉得神秘的东西现在觉得新奇了。学习和借鉴外国有用的东西,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原样照搬,甚至模仿外国和港台的普通话播音,那就滑稽了。学习和借鉴,也可以“拿来”,但总不能无视国土、国情,一味盲目追求。我们广播电视,还应以国内受众为主体,不应因某个外台的备受青睐而改弦更张。研究国内受众的心态和心理趋向,是义不容辞的。可惜的是,一些同志采用了某个外台的播法,还认为是破除“播音腔”,是改革。

第七,播音美学中的诸范畴,如风格、意境、韵律等,在广播电视传受双方之间,都存在着创作和欣赏的不小差距,提高有声语言的美学素质,实在是紧迫而长期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播音腔”中的美感成分并未被开掘出来,更未扩大它的普及面。用较低的欣赏层次判断“播音腔”是好是坏,恐怕会产生不小的偏颇,对“播音腔”的认识也容易流于浅薄。

总之,作为广播电视播音特色的“播音腔”,有其合理内核,也有某些杂质需经过仔细辨别,这样就不会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小孩也扔出去了。

四

“播音腔”是我国老一辈播音员多年实践、长期探索的艺术结晶;后继者又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丰富着它。播音改革,也只有在继承中创新,才会有坚实而广阔的前途。

剔除“播音腔”中的杂质,赋予它时代的新的活力,以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多种功能,大概是改革者的大任了。

阐述“播音腔”的本义,并不是反对播音改革;历数其杂质,却正是想为播音改革提供一孔之见。不过,本文不可能详加解析,只是简略陈述一二,唯愿使播音改革更加深化,使我国的广播电视,真正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

我认为,播音同行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使用、丰富和发展“播音腔”,并且以不懈的努力,成就新的时期、新的个人的播音风格。为我们共同的美好追求勇往直前!

1988. 10

广播电视播音改革探索过程中,普遍议论和经常受到挞伐的,是“播音腔”。以此为代表,认为它是应予否定的核心,是改革的主要障碍。至于什么是“播音腔”,怎样分析它的形成,它有哪些合理内核,又有什么混合成分,尚未有中肯的分辨。本文从历史发展,从横向比较,从动态变化,初步予以辨析,明确了许多是非。

播音是一门科学,必然要有自己的有声语言特征。播音又要有时代的印记,语气上也不会毫无变化。这里,不应全部肯定其方方面面,也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本文似乎只是一个纲要,并未详细阐述,但那基本观点,还是可以起到廓清模糊认识的作用的。

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