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权力话语的影响

那么，西方意识形态如何对东方文明进行渗透和影响呢？翻译就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工具。我们应当看到，在翻译中由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译者有的时候会对原作进行变动或是改写；在译者被赋予了更大话语权的同时，翻译中也会滋生任意性和文化政治上的霸权主义。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就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一种改写(rewriting)，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意识形态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General editors preface.。解构主义译学范式中的后殖民翻译学派指出，翻译活动所存在着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对话，由于种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建构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Niranjana Tejaswini,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1. 由于直接的领土扩张过于明显，已经遭到了第三世界的强烈抵制，帝国主义就加强了对这些国家精神文化方面的输出和渗透，以实现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占有和侵略，而翻译就是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阅读了一系列介绍西方文明的作品之后，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的一部分读者会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从而逐渐形成对西方社会的崇拜心理，并开始对本民族文化产生鄙夷甚至厌恶的情绪，这一方面会造成第三世界国家人才的大量外流，另一方面也会出现西方的文化模式逐渐改写东方文化的结果，这对于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灾难性的后果，甚至会危及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对于从异域文化中输入本国的作品，帝国主义往往会采取以强势文化改写弱势文化的策略，对这一类作品进行篡夺和改写，使其符合本民族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从而消除文化差异，让异域文化的作品成为与本族文化无异的作品，并营造一个与本民族本质相同的缓冲区(buffer zone)Robinson Douglas, Translation and Empire,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p.109.。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跨国出版公司引进了一批日本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选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大多是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的作品，而且一律充满了怀旧和感伤的情绪，韦努蒂认为这是迎合了美国读者的“怀旧情绪”，是美国主流价值观对于日本主流价值观的僭越，是美国霸权价值意识的体现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71—72.。笔者认为，这实际上也是美国政府为了淡化二战期间日本军人所留下的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形象而特意为之的，目的在于唤起本国读者对于日本普通人民大众的同情，让美国读者逐步重新接受日本及其民族文化，从而顺利地恢复与日本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合作，这一国家利益方面的目的才是真正潜藏于这一翻译活动背后的权力话语。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与刀》一书中指出，日本从七世纪起就开始广泛学习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然而，这种借鉴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偏离，例如: 在中国，“忠”和“孝”是有条件的，即，“忠”需要建立在君主“仁”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君主不仁，民众完全可以揭竿而起，而“孝”也同样要求父母存有仁慈之心；而日本人则无法完全接受这一道德前提，他们将“仁”被排除于日本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之外: 它可以用来指代行善积德之类的行为，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效仿，而在现代日本社会中，“行仁义”一词甚至与“强抢明偷”同义，专门用来指代应当加以惩戒的不良行为。可见，中国的“仁”到了日本，其内涵意义已经完全改变了。对此，日本学者朝河贯一解释说: “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的绝对权威不相容的。所以，即使是只作为学术理论，我们也从未全盘接受过这种观点”转引自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廖源 译，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本尼迪克特由此评价说: “日本人就是这样大肆地篡改、贬抑了中国价值观、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廖源 译，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117—118页。而究其本质，这种篡改是与日本政府要实现独裁统治的权力话语完全一致的。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这种权力话语并非仅仅体现在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渗透和控制上，它同样表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对帝国主义所持的抗拒心理上，“典型表现是在翻译中以我族意识形态或语言文化价值观为中心，在有选择地译介异族文本时，写入本土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从而压制原文充满文化异质的话语，造成‘改写’或‘篡改’。”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中国翻译》，2003(4): (3—8)，第7页。 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就曾经指出: “当你为一个国家提供一部译作时，这个国家几乎都会将其视为对原作的一种侵略行为。”Edited by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8. 这体现了一种“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或狭隘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观点，即，只认可同一群体成员所共享的语言、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抵制任何群体外的外来影响，并清除群体内不符合这些特征的成员，敌视一切语言、文化、人种等方面的杂合。这在曾经拥有辉煌的历史文明，后来又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国家和民族那里尤为明显，中国和印度的译者就曾经采用过类似的民族主义归化翻译观。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不仅维护了传统的叙述方式，而且表达了一种集体交流性，暗示了一种民族的内在凝聚力。”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 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归化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正是帝国诗学观念的延续，体现了归化派译者下意识里对昔日本土文化辉煌帝国的怀旧情绪。”同上，第214页。 在萨义德的笔下，它是一种以“我们vs.他们”为结构的狭隘的“排外主义”(exclusivism)，代表了主体枯竭而狭隘的视野，“它只是用一种自我吹嘘的叙述回顾过去，故意遗漏了其他群体的成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他们富有成果的存在也视而不见。”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 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61页。 不难看出，如若译者采用这样的立场，将视域仅仅局限于本民族的辉煌成就上，对异域的文明一律都采取贬斥的态度的话，是非常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知识进步的。

马克思认为，所谓“世界历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它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因为资本通过创造一个世界市场而创造了它。”Edited by Hiroshi Uchida, Marx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5. 在罗马人入侵希腊之初，罗马的译者非常崇拜希腊文明，将原作视为瑰宝，尽心尽力地传达其内容，并照搬其风格；但是，随着罗马在军事上的优势日益明显，译者也开始以胜利者自居，他们“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 他们失去了对原作应有的尊重，不仅肆意破坏其完整性，还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原作进行随意的改写，以展示罗马在知识上的成就。这时的译者希望在翻译过程中使译作和原作展开“竞争”，通过操纵和控制原作使自身凌驾于作者之上。佩兰(Perrin)在1648年翻译维吉尔的《伊尼特》时，不就自诩自己为原作“穿上了法国骑士的衣裳，配上了华丽的羽毛和金银箔”转引自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1页。吗？弗朗索瓦·莫克鲁瓦(Francois Maucroix)在翻译《让·克里索斯通的布道辞》的时候，索性在译作中略去了一些原文作者不符合自己所处时代的观点；而让弗朗索瓦·迪西(JeanFrancois Ducis)在和别人合作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时，为了让这些作品变得合乎“世界上最优秀的”法国戏剧的传统，甚至将《哈姆雷特》中的23个人物减成了8个，抛弃了疯癫的奥菲利娅，并删去了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几个掘墓人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26—127页。。这些例子不能不说是对原作和源语文化的一种侵略，此时的译者所使用的正是霸权式话语，仅以实现自身的目的为指归。我们认为，译作并不低于原作，译者也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这并不能以牺牲原作的思想内容为代价，否则对于原作、原文作者和源语文化而言都是不公平的。许崇信曾在《从现代翻译实践重新认识直译与意译问题》一文中指出，译者必须明确两个前提: 首先，在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上，“必须明确原文是出发点，是特殊形态的‘物质基础’，实体，或客观事实。译文只能反映这个事实，不能改变或改造这个事实，包括回避，绕开，倚轻倚重，或无中生有。”许崇信，“从现代翻译实践重新认识直译与意译问题”，《外国语》，1981(6): (30—34)，第33页。；其次，在作者与译者的关系上，“译者有权对作者的思想观点、风格等采取不同的态度，但无权把自己的爱憎强加给作者，让作者的作品去体现译者的思想感情或爱憎，也无权改变作者的风格。”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