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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偏见的话语分析

时间:2022-02-2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之后的五十多年里,话语分析研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应用范围上,话语分析可谓包罗万象,特别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更使话语分析的应用范围空前膨胀,蔚为壮观。虽然话语分析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对其定义却模糊不清。话语分析,顾名思义,是对“话语”的分析。
语言偏见的话语分析_话语偏见的文化分析

二、语言偏见的话语分析

1.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一门研究语言使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泽利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在《语言》(Language)杂志上发表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首次使用“discourse analysis”一词。哈里斯的话语分析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句子层面以上的语言进行研究;二是对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

在之后的五十多年里,话语分析研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理论上,话语分析博采众家、兼容并蓄。在语言学内部,它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寻觅有用成分为我所用;同时,它的触角还伸向其他学科,如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以攫取其理论和方法的精华。这种“内外兼修”使话语分析在思想和理论上具有杂糅性和跨学科的特点。在应用范围上,话语分析可谓包罗万象,特别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更使话语分析的应用范围空前膨胀,蔚为壮观。范·迪克(van Dijk)曾对话语分析的应用范围进行了一个眼花缭乱的、“万花筒”般的扫描:

视觉传播、新闻和媒介话语、憎恨群体和话语、话语和教育、跨文化传播、文学理论、批评主义和哲学、报纸标题、新闻广播提要、移民妇女、身份、后现代、学术话语、民族主义、文本和话语语义学、社论、修辞、劝服、科学传播、人种史、性别、男子气概-男性沙文主义-家长制、多元文化教育、种族少数民族、种族主义和大众媒介、多元文化主义、政治话语分析、话语-媒介和情感、电影理论、恐怖主义和媒介等。[40]

这份长长的清单恐怕还可以进一步添加。

虽然话语分析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对其定义却模糊不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拉康(Jacques Lacan)、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拉克劳(Ernesto Laclau)等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奠定了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话语分析,顾名思义,是对“话语”的分析。然而,什么是“话语”呢?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话语”可以说是一个被滥用和乱用的术语,对此语言学家威多森(H.G.Widdowson)不无调侃地说道:“我们可以说话语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的东西,却又根本不敢确定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时髦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41]此言极是。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话语”比比皆是:时尚话语、温馨话语、鼓励孩子的话语、婆婆的经典话语……很多人将“话语”挂在嘴边,却又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学术界,也很难给“话语”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出于不同的理论、学科视角和立场,话语有很多相互冲突或相互联系的定义。所以,在澄清什么是“话语分析”之前,首先要厘清什么是“话语”(discourse)。这样做虽然很困难,但是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又必须这样做。总的说来,对“话语”的认识大致有两大路径:一是源自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后结构主义路径;二是以福柯为代表的福柯主义路径。

后结构主义路径是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补充和反驳。索绪尔将语言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前者是静态的、稳定的、自足自律的语言系统;后者则是语言系统的实际使用,是动态的和千变万化的。虽然意识到后者的存在,但是为了追求语言研究的纯洁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索绪尔便将研究的焦点锁定在前者上。他采用一套严格的科学方法,如切分法和替代法,试图揭示语言系统的深层规律。但是,索绪尔的再传弟子,瑞士语言学家本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却发现索绪尔精密的研究方法只能止步于语言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一旦上升到句子层面或进入到真实发生的言语场景中时,其方法便不再灵验了。他认为正是在句子层面上,人们离开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天地,在此天地里,语言的表达方式是话语。句子属于话语。只有依靠话语分析,句子才能得到限定和说明。句子就是话语的构成部分。”[42]由此可见,千变万化的句子才是语言使用活的源泉,这样就打破了古典结构主义关于封闭的总体概念。这种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念,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和雅克·拉康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中。

法国哲学家福柯则赋予了“话语”这个语言学概念以新的意义。福柯与结构主义者一样也是建构主义者,但与结构主义者通过语言来建构意义不同的是,他通过话语来考察知识和意义的生产。他认为话语是“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一套话语就是以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的,而这些规则决定了可以做出陈述的类型,界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可以谈论的事物和内容。福柯还力图说明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的方式是多样和不同的,不能说一种认知方式就比另一种认知方式更为优越,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他更加关注的是那些被替代、遗忘和边缘化的认知方式。另外,福柯认为话语还与权力/知识紧密地勾连在一起。某个领域的知识是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而权力则产生于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没有相关的知识领域的建构,就不存在权力关系,任何知识都以权力关系为前提,并建构着关系”。[43]

如同对“话语”的定义一样,如何定义“话语分析”也让人头疼。虽然同举一面“话语分析”的大旗,不同学者出于不同学术立场、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所理解的“话语分析”也五花八门。库尔撒德(Coulthard)认为有四种形式的话语分析:人类学有关“言说民族志”的研究(anthropological work on“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民族方法会话分析(ethnomethodological conversation analysis)和以系统语言学为基础(systemic linguistic-based)的话语分析。莱文森(Levinson)、布朗(Brown)和尤尔(Yule)的话语分析更多的是以语用学(pragmatics)为基础。波特(Potter)和韦瑟雷尔(Wetherell)还将会话分析拓展至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此外,还有与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关的话语分析,代表人物有米歇尔·佩奇尤克斯(Michel Pecheux)、巴特、阿尔都塞等,以及研究并发展更为宏观和抽象的话语分析的福柯,这些法国学者往往将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结合起来考察。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则将话语分析分为“非批评的”和“批评的”话语分析。

中国学者杨信彰也对话语分析的流派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话语分析可分为五大类:(1)结构分析法。主要是描写话语结构,总结规则,例如连贯性或叙事结构的规则。(2)社会文化分析法。这种方法把话语当作交际行为来分析,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该方法还强调语境(如性别、阶级、种族、年龄、地位等)的作用,认为话语和语境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语境影响着话语,而反过来,话语也影响、建构和改变着语境。(3)认知分析法。该方法关注话语的生成和理解,重视交际双方构建和理解话语的动态过程。(4)批评分析法。该方法认为话语的生成受特定的文化和思想意识和社会政治语境制约。话语分析是一项政治任务,目的是揭露或批评与语篇和语篇生成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通过话语的表层意思深挖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5)综合分析法。该方法将上述方法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综合起来,进行话语分析。[44]

上述林林总总的话语分析划分其实可以简单地归为两大类:一类倾向于将话语分析限定在句子层面以上的语言分析,不考虑非语言行为(non-linguistic action);另一类则认为语言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对话语的分析就是对社会的分析。致力于发展话语分析的实际应用方法,并将其运用到跨学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有米歇尔·佩奇尤克斯、范·迪克、诺曼·费尔克拉夫、鲁斯·沃达克(Ruth Wodak)、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

任何研究都必须对其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如果非得给话语分析下个定义的话,笔者认为布赖恩·帕尔特里奇(Brian Paltridge)所给出的定义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基本上可以涵盖以上所提及的各种话语分析所涉及的内容:

话语分析关注的是单词、小句、短语和句子层面以上的语言知识,这是成功的交际所必需的。话语分析考察文本间的语言组织形式,以及语言与使用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话语分析还考察语言使用的方式呈现出对世界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此外,它研究语言的使用是如何受交际参与者的影响,以及语言的使用是如何影响社会身份认同和关系的。它还研究对世界和身份的看法如何通过话语得以建构。话语分析的对象既包括口头文本,也包括书面文本。[45]

2.语言偏见的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由于既反映又建构“社会现实”,关注语言在协调和形成人际互动关系中的作用,以及语言与社会、政治和文化构形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迅即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很多学者运用话语分析对许多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这些问题中,由于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种族主义问题尤为人们所关注,也成为话语分析锁定的焦点研究问题。很多话语分析研究涉及大众媒介(报纸、电视、电影、广告等)、政治家的演说、权威人士的谈话、政府的方针政策、法律条款、教科书、日常会话等,是如何运用话语来建构各种以种族主义为中心的“他者”(种族、移民、难民等)景观的?种族主义是如何在各种公共话语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以及种族主义是如何

“Discourse analysis focuses on knowledge about language beyond the word,clause,phrase and sentence that is needed for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It looks at patterns of language across texts and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which it is used.Discourse analysis also considers the ways that the use of language presents different views of the world an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It examines how the use of language is influenced by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the effects the use of language has upon social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It also considers how views of the world,and identities,are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use of discourse.Discourse analysis examines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texts.”通过话语建构被“习惯化”和“自然化”,从而维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

在这些研究中,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范·迪克(van Dijk)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他从跨学科的角度,综合运用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理论,对社会话语、社会结构、社会心理进行了交叉学科的研究。他的话语分析方法非常强调社会认知(态度、观念、意识形态等)在连接社会话语和社会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以此为指导思想,他剖析和揭露了以各种话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当代西方社会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对种族偏见和歧视的问题寄予了特别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围绕“在西方多种族社会里,白人群体成员如何从认知上再现和操纵,并通过话语和交际表达种族偏见?”[46]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多个项目的研究。他系统分析了日常会话、教科书、新闻报道,调查了(白人)优势群体成员谈论和描写少数种族群体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文章,如《话语中的偏见》(Prejudice in Discourse)(1987)、《种族歧视的交流》(Communicating Racism)(1987)、《种族主义与新闻界》(Racism and the Press)(1991)、《名流话语与种族主义》(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1987)、《社会认知与社会话语》(Social Cognition and Discourse)(1989)等等。他对话语偏见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认知、社会结构和话语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的,其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再现优势群体成员针对少数种族偏见的话语特征受到深层社会认知的控制,而种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sm)是社会认知的基础。对少数种族的社会认知又成为优势群体与其所选择的特定话语形式联系的界面(interface)。范·迪克对社会认知和话语偏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解释:

1)一个白人说话者在心理语境模式里(mental context model)对当前的交际情景进行感知、解释和再现,包括他/她(对作为白人)自身的再现和对黑人受话者(addressee)的再现。2)为做到这一点,关于黑人的总体态度将会被激活。如果这些态度是负面的,那么这也将在再现黑人受话者的语境模式中得到体现。比如,受话者可能被分配到较低的地位。3)这个“偏见”的语境模式将监视生产和其他所有平等的事物(例如,如果没有对报复心存恐惧,或没有道德上的指控),这就会导致某些话语结构的生产,这些话语结构显示了一些潜在的偏见,如某些特定的非礼貌形式。需要注意的是,隐藏在种族主义话语生产中的这些社会认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会被自动化(automatized)。也就是说,没有必要认为非礼貌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有意”的。有意性与确定话语或其他行为是否被解释成为种族主义无关。

这些各种各样的心理策略和单个说话者的表述当然是建立在一个前提条件上,那就是白人说话者与其他的白人共享针对黑人的态度和更多的反黑人意识形态,作为他们统治的合法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相似的情景下其他的白人也会做出相似的行为,以及黑人如何通过各种语境中重复的例证学会解释特定的“种族主义”话语形式。[47]

(2)在深层社会认知的监控下,优势群体针对少数群体偏见的话语再现具有选择性、差异性和负面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们不会根据偶然的正面或中性实例形成种族态度,而是取决于偶然的反面实例。那么,少数种族群体一般不予报导,一旦报导就是反面描写,这只能形成和证实普遍的偏见”。[48]对少数种族群体的偏见再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关少数种族的社会再现可能偏重他们的面貌(白人还是黑人、白人还是非白人)、来源(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经济目标(“他们到这儿来是谋取我们钱包里的钱的”)、文化(“他们连我们国家的语言都不会说”)、个性(“他们是罪犯”、“他们爱斗”、“你不能相信他们”,等等)。由于这些以及其他诸方面,多数群体成员可能(比如)根据“我们的”规则、习惯、规约、法律,将注意力集中于差异(如果不是偏离的话),或集中于想象的少数种族或移民群体给我们空间、住房、就业、文化(教育、语言、宗教等)、总体福利带来的威胁。[49]

(3)优势群体对少数种族群体的偏见通过各种话语,如日常会话、政治话语、教科书、大众传播媒介等渠道间接地、策略性地、象征性地和微妙地得以表达,其目的是既表达偏见,又不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范·迪克认为,许多白人优势群体对少数种族的总体(overall)言说策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白人优势群体负面地谈论和描述“他们”在社会或文化上的差异和异常,以及所带来的威胁;另一方面,又自我标榜是宽容的、同情的和非种族主义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将积极的“自我表现”(self-presentation)与消极的“他人表现”(other-presentation)系统地两相抵消。这种总体的言说策略可以通过一些局部(local)的语言策略来实现,以造成“我们”与“他们”间的距离感,为种族主义观点的表达留下空间。其具体的策略有:[50]

A.议论(argumentation):从“事实”出发的负面评论。

B.修辞手法(rhetorical figures):夸大“他们”的负面行为和“我们”的正面行为;采用委婉(euphemisms)、否认(denials)、含蓄表达(understatement)来描述“我们”的负面行为。例如:

a.自我否认

“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

“对于他们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

b.让步

“他们中间也有好的,但是……”

c.转移

“我倒不在乎,可是咱们国家、城市、街道、地区的其他人……”

d.对比

“我们得拼命干活,可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做”

e.词汇的选择

“他们”、“这些人”、“那些土耳其人(墨西哥人)”

C.词汇风格(lexical style):选择词汇来暗示负面(或正面)的评论。

D.讲故事(storytelling):以个人经历讲述负面事件;对事件的负面特征给出貌似有理的细节。

E.结构性地强调“他们”的负面行为(structural emphasis of“their”negative actions):例如在标题、导语、摘要,或文本图示的其他特征(如新闻报道),句子语法结构的变化(如在重要的、主题的位置提出负面的施动者)。

F.引用可信的目击者、来源或专家(quoting credible witnesses,sources or experts):如在新闻报道中。

范·迪克对偏见话语的研究不仅仅只停留在语言的微观策略层面上,他还认为作为话语的新闻文本有其内在的结构,并且与制约新闻生产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因素紧密相关。偏见报导不是一个个偶发事件,而是一个系统性和制度性的生产行为。在进行了大量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之后,他发现“大多数白人报纸是……以否定的、屈尊的、家长式的态度,微妙地(或不那么明显地)评价第三世界国家和黑人移民”[51]

(4)偏见的社会认知以及表达、实施和再生这种认知的话语偏见还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与群体优势地位、意识形态和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白人优势群体通过控制和操纵传播媒介和其他渠道,不仅再生了偏见的话语,反过来这些偏见的话语又建构了群体身份、群体目标和规约,从而帮助白人优势群体维护了“我们”对“他们”的权力,“他们”只是话语的接受者和受控制者。所以,对社会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控制话语和话语生产本身:

权势群体及其成员拥有或控制着越来越大范围的,越来越多种类的话语功能、话语体裁、话语机会和话语文体。他们控制着与下属的正式对话,主持会议,发布命令或法令,撰写(或已经撰写)多种报告、书籍、手册、故事以及大众媒介话语。他们不仅是多数情景中的积极说话者,而且在言语交际或公众话语中,可以采取主动,固定篇章谈话的“基调”或文体,决定话题、参与者和受者。特别要强调的是,权势不仅“在”话语中和“通过”话语体现出来,而且也是话语“后面”的社会力量。在这一点上,话语和权势紧密相连;两者的关系是阶级、群体、机构权势的直接体现,也是阶级、群体、机构成员地位的直接体现。[52]

正是在这些话语和话语的生产过程中,权势群体对少数弱势群体的偏见得以呈现、生产和再生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得以体现、维护和巩固。

除范·迪克以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去研究新闻报道中的种族主义个案问题,如沃达克(Ruth Wodak)和马图斯切克(Bernd Matouschek)的《我们和那些来源可以一望而知的人们打交道——批评性话语分析和当代奥地利的新种族主义研究》(We Are Dealing with People Whose Origins One Can Clearly Tell Just by Looking)[53]和特奥(Peter Teo)的《新闻中的种族主义:对两份澳大利亚报纸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Racism in the News: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s Reporting in Two Australian Newspapers)。[54]

国内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偏见问题的研究,散见一些有关话语的专著和文章中。虽然不乏精彩之作,但由于学科分界的影响,对语言偏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里,侧重研究偏见的语言表达形式,停留在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层面上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缺乏对话语偏见进行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另一方面,一些非语言学领域的研究者由于缺乏深厚的语言学背景知识,在探讨偏见的语言表达形式时,又往往显得比较空泛。总的来说,评介、应用型研究成果较多,理论探讨和构建型研究成果偏少。

从话语分析视角对大众语篇中隐含的偏见意义进行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举例:辛斌的《英语语篇的批评性分析刍议》[55]、张延续的《批评语言学与大众语篇——对美国新闻周刊的批评性分析》[56]、徐涛和贾丽莉的《转述话语背后的意识操控——对两篇新闻报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57]等等。这些论文基本上属于评介和个案研究的应用型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大众语篇的语言形式特征分析上,并且可能是囿于篇幅或学科限制,对偏见话语的生产和理解过程,以及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分析比较欠缺。所以,这些研究都还只是部分地涉及,或在某个具体领域里探讨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问题。

3.现有研究对跨文化话语偏见研究的启示与不足

作为一门源自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话语分析由于关注语言的使用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将语言视为既是对外在世界的反映,又是对外在世界、身份和关系的建构,以及将书面语和口头语都纳入到其研究的范围之内,得到了广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青睐。偏见作为当今世界范围内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自然就吸引了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目光。运用话语分析对种族主义话语偏见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跨文化话语偏见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然而,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其产生的机制和原因更为复杂。这一切要求我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和运用。综合所收集到的有关偏见的话语分析研究的文献,笔者认为,将话语分析引入到跨文化传播的语言偏见研究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大量对偏见的话语分析主要是放在种族主义语境下讨论的(特别是西方学者),比较缺乏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语言偏见问题进行系统地、专门地和深入地研究。偏见不仅仅与种族主义相关,还与各种文化差异(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国际传播秩序、不同的新闻理念和制度、后殖民主义语境、文化帝国主义等因素密切相关。

(2)范·迪克对偏见的话语分析研究强调社会话语、社会认知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视心理认知机制在偏见话语生产和维护优势群体地位中的作用。但是,他的理论和方法心理语言学色彩较浓,比较抽象复杂,实际操作起来也不太容易。笔者认为,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对偏见的话语分析的方法也另有他法,应在整合话语分析内部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社会心理学、哲学解释学、文学批评理论、新闻传播学等),探寻一套理论上严谨包容,方法上更便于操作的分析方法。

(3)已有的运用话语分析对偏见表达的语言策略所做的分析还不够全面,比较零乱琐碎,缺乏有效的和便于操作的分析方法,需要进一步拓展。偏见的语言表达策略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和一些修辞技巧,应在相关专业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对这些语言表达策略进行系统性地分析和研究。

(4)对跨文化传播语境下,话语偏见是如何在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产生的,以及与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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