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语言风格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纵观人类漫长的跨文化交流史，我们可以发现:偏见，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偏见，一直与差异同在，与人类同行;偏见，扭曲事实，制造隔阂，引发歧视、敌视乃至冲突和战争。这一切都促使人们去深刻反思偏见产生的根源和表达的形式，以尽量减少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偏见，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发表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中将文化定义为:“某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艺术和文学之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同生活准则、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推论出文化通常与种族、民族或国家捆绑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排他性的“我们”和“他们”。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产生了“我们”和“他们”，而有了“我们”和“他们”也就有可能产生偏见，因为人们总是透过各自的文化“棱镜”去相互审视，而透过“棱镜”的折射使理解难免要发生偏差。对此，英国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德雅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1865—1936)在一首题为《我们与他们》(We and They)的诗中，做了一番生动形象的描绘。^[1]吉卜林以内嵌于西方理性中的二元对立逻辑，抽取若干文化侧面(饮食、起居、医疗和宗教)来描绘互为他者的“我们”和“他们”。从表面来看，两种文化相互用极富偏见的语句来描述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将“我们”视为“令人厌恶的”(disgusting)、“无可救药的”(impossible)异类;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他们”“令人感到震惊”(scandalous)，是“粗鲁的异教徒”(impudent heathen)。“我们”与“他们”互为他者，互存偏见。虽然在结尾处，诗人表达了良好的跨文化沟通愿望，“不会再把‘我们’看作仅仅是一群某种‘他们’”，但是在文化相对主义的面具后面，隐藏的其实还是欧洲种族中心主义和欧洲优越论。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奠基人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对这种“我们”与“他们”之间所存的偏见有一个宿命式的论断:“在五百年来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楚、无懈可击的，不言自明的。就像我在《东方学》中所说的那样，这种划分始于希腊时期关于野蛮人的概念。”^[2]“野蛮人”的英文单词barbarian中有一个源自希腊语barbarikos的词根barbar，意思是重复发出含混不清、意义不明的声音。在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说希腊语的人被认为是“有教养的”(cultured)和“健谈的”(eloquent)，而那些不会说希腊语的人则被看作是“野蛮人”(barbarikos)。按此逻辑，“野蛮人”这个概念又是天然相对的，“我们”每个人在“他们”的眼中其实都是“野蛮人”，其衡量的标准就是会不会清楚地说对方的语言。正如拉斯·卡萨斯所言:

因为一个人说话的方式陌生，因为他讲其他人的语言时发音很糟，所以他和另一个人比较起来就被称作野蛮人……这是希腊人称其他民族为野蛮人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希腊语的发音不准确。但是依此观点，没有哪个人或哪个种族相对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个民族不是野蛮人的。^[3]

由此可见，“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偏见是相互和共生的，其差异化、范畴化、刻板化和优劣化经常被具有魔咒的语言贴上了标签，从而变得凝固化和持久化。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则从解释学(Hermeneutics)角度指出了“偏见”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从本质上讲既然一切理解过程都裹挟着解释者的个人视域、经验体悟、当时的情境背景和置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那么历史中的人和他的理性就不可能摆脱偏见的困扰，偏见是人在历史中的存在。他还认为，虽然误解和偏见不可避免且无法根除，但偏见并不总是消极的，偏见的存在说明人类理解活动的局限性和历史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偏见是理解的基础，没有偏见，也就没有理解。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偏见固然制造了沟通的障碍，但其何尝又不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呢?

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虽然通讯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化、经济的全球化和人口的大量迁移带来了时空的高度紧缩，却难以缩短“地球村”中文化背景迥异的“村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常令他们徒生“咫尺天涯”和“交流的无奈”之感。由此可见，偏见并不因时空的紧缩和接触的频繁而自动消弥。相反，由偏见引起的歧视、仇视、冲突乃至战争层出不穷，且有日益蔓延之势。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4]该观点尽管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能够为文化/文明间由偏见、歧视而导致的灾难找到越来越多的、血淋淋的例证。

简单来说，偏见是在与内群体相比较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外群体没有根据的、与事实不符的态度。偏见的持有者往往对偏见对象具有优越感或权力支配感。偏见在传播中或以明显，或以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拉斯彻(J.Ruscher)在总结偏见传播的研究时指出:

带有偏见或刻板印象的传播总是涉及刻板信念、偏见态度或歧视意图的或清晰或隐晦的表达。虽然偏见传播有极其明显的方式，如憎恨性的言论、歧视性的成文政策和极端象征主义(如纳粹党所用的曲十字标志)，但是大量的偏见传播是微妙的……传播者并不总是能意识到这些行为所传达的信念:如外群体不值得过分关注，或仅仅是低劣而已，甚至表达出轻蔑或不信任之感。的确，如果不对个人是如何对待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进行直接比较的话，旁观者就有可能意识不到反映偏见的微妙行为。^[5](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民主平等的弘扬、人权的尊重，明目张胆的偏见依然存在，但往往会激起偏见对象的抗议，甚至是暴力抗争，于是大量的偏见便转而以各种粉饰和微妙的方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来。正如范·迪克(van Dijk)对种族偏见所做的评论:“这些形式的种族主义不同于旧式的体现白人优越感的奴役、种族隔离、处以死刑和系统的歧视，以及在公共话语和日常谈话中的赤裸裸的贬损。新种族主义希望是民主的、可敬的并首先否认它是种族主义的。传统意义上的种族主义仅仅存在于极端右翼分子中。”^[6]

在种族主义问题较严重的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兴起之后，明火执仗的偏见遭到了人们的抗议示威。于是经过巧妙伪装的现代种族主义(modern racism)旋即登场。美国的现代种族主义是指欧裔美国人在追求人类平等主义信念的同时，又对非裔美国人仍存消极情感的一种复杂和矛盾的心态。^[7]现代种族主义程度高(high modern racism)的人知道，公开地表达种族主义观点在当今社会中是不能被接受的，并且他们自己也有内心的羞耻感和罪恶感，所以，他们倾向于那些用各种掩饰策略所传达的种族主义信念。研究发现，现代种族主义程度较高的人比现代种族主义程度较低(lowmodern racism)的人，在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形象进行描述时，显得更为微妙和抽象。盖特纳(Gaertner)和多维迪(Dovidio)将这种现代种族主义称之为“逃避型种族主义”(aversive racism)以与老式的种族主义(old-fashioned racism)相区分。逃避型种族主义者对外群体成员既持平等主义态度，又存消极情感。^[8]例如，大众媒介中所展现的黑人形象往往具有矛盾性。在同一节目中，成功的黑人主播和黑人罪犯同现，这折射出欧裔美国人对非裔美国人既同情又反感的复杂心情。

这种矛盾的心理，加上受访者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使偏见具有了“测不准”的性质。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期望通过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来精确地衡量受访者的偏见水平的方法并不奏效。一方面，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绝对公正、中立的，所设计的问卷也是客观、科学的。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用消极语句所构造的调查问题本身就预设了调查者的消极态度，所以问卷也可能诱导受访者做出肯定的、明确的消极回答。例如:

The many faults，and the general inability to get along of(insert name of__________group)who have recently flooded our community，prove that we ought to send them back where they came from as soon as conditions permit.

___________(填上群体名称)有很多缺陷且很难相处，他们最近像潮水一样涌入我们的社区，这说明我们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立即将他们遣返。

___________(insert name of group)can never advance to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civilization of our country due mainly to their innate dirtiness，laziness，and general backwardness.

__________(填上群体名称)永远不能达到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主要是因为他们天生的肮脏、懒惰和落后。

另外，调查者还通常假设受访者愿意接受调查，并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回答那些测量他们偏见水平的问题。而实际上迫于社会等各种压力，很多受访者并不愿意告诉他们的真实想法，或闪烁其辞。

偏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变化性可以用方向、强度、正确性与内涵四个方面来区分。^[9]其中，强度(intensity)是划分偏见最重要的标准。按强弱的不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在《偏见的性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一书中讨论了偏见的五种形式:诅咒(Antilocution/Verbal Abuse)、规避(Avoid)、歧视(Discrimination)、人身攻击(Physical Attack)和灭族(Extermination)。奥氏在五十多年前所作的偏见形式划分对当今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按照他的划分，诅咒是强度最低的偏见表现形式，其方式是使用消极的和刻板化的语言来表达对偏见对象的轻视、蔑视、嘲讽、指责和谩骂。很显然，他没有对隐性的偏见，以及偏见还可以通过语言策略更加隐蔽和微妙地表达出来作深入的研究。

新闻报道作为一种大众语篇，其所呈现出来的语言偏见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约翰·莫里尔(J.C.Merrill)在对《时代》周刊关于三位美国总统形象的报道研究中，将新闻偏见按消息来源、语言编辑策略(照片也是一种文本“text”，因而可以视为是广义上的语言)归纳成六种类型:

(1)什么人说什么话(attribution bias)，如杜鲁门咆哮说。(2)形容词偏见(adjective bias)，如艾森豪威尔温和的说话态度。(3)副词(助动词)偏见(adverbial bias)，如杜鲁门草率地说。(4)有话就说(outright opinion)，如“一个受欢迎的人(杜鲁门)把另一个受欢迎的人(麦克阿瑟将军)解职，像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5)文脉偏见(contextual bias)，整段或通篇报道，都充满偏见。(6)照片偏见(photographic bias)，指照片所给人的印象，包括说明的写法。^[10]

其中，除了(1)指消息来源的偏见以外，其他几项都与语言偏见有关，并且这些基本上都是比较容易辨识的、明显的语言偏见，往往会迅速激发接受者的情感和行为反应。莫里尔的归纳其实并不完全和精确，因为表达偏见的语言策略远非这些。例如，除了形容词偏见和副词偏见以外，还存在动词偏见、名词偏见以及句法偏见。以名词偏见为例，名词由于能根据事物或人的某些特征而将其范畴化，反过来属于同一个名词范畴的事物或人又被强行地赋予了该范畴的所有特征。说一个人具有侵略性(aggressive)，和说一个人是个法西斯(fascist)，可能都表达了偏见，但强度和情感色彩有很大的不同，名词所表达的意义更具有内在性和稳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名词在表达偏见意义时，其功用丝毫不比形容词、副词差，甚至更强。所以，莫里尔对语言偏见的分析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和深入的语言学分析，更多的只是对新闻从业人员在选择新闻报道语言时的直观感受的总结。

跨文化传播中显性的语言偏见案例不胜枚举，如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3·14”暴乱、北京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受到冲击所进行的违背起码的新闻客观性准则的报道等。这些外显的、赤裸裸的语言偏见往往令人一目了然，其后果是触发诸如“做人不能CNN”这样激烈的对抗性话语，以及充斥于各种博客和论坛上的批评性文章和评论。在中国民间，还有网民建立的Anti-CNN.com网站，针对性地揭露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报道。偏见与反偏见不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语言战争，还直接体现在海内外华人、(留)学生举行的各种抗议活动中。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研究显性语言偏见的常用方法。贝雷尔森(Berelson)将内容分析定义为是“对显而易见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量化描述的一种技术手段”，并对“内容”做了特别说明，“内容分析通常限制在对显性传播内容的研究上，一般不直接涉及内容可能表达的潜在意图和它可能会引发的潜在回应。严格地说，内容分析处理的是‘说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内容是这样的’(如‘动机’)或人们如何反应(如‘被吸引’或‘回复’)”。^[11](黑体字为笔者所加。)内容分析还认为，所有接受者从文本中解读出来的意义与文本生产者意图传达的意义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只是一个“透明”的传播媒介。所以，无论是传播者的目的和动机，还是接受者的态度和其所受的影响，都可以通过内容分析得以清晰地反映和了解。顺此理念，通过计算所选择内容的全部，或内容样本中表达偏见的指代符号(概念或词语)在数量上出现频率的多寡，就可以判定其传播内容是否带有偏见。例如，如果一份报纸在描述伊斯兰教时大量使用了诸如violence(暴力)、threat(威胁)和terrorism(恐怖主义)这样的词汇，就可以断定这家报纸比很少或偶尔使用这些词汇的报纸对伊斯兰教具有较强的偏见。类似研究在跨文化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比比皆是，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由于将语言仅仅看作是传播中的“透明”媒介，内容分析不能反映内容中的隐含意义，而且还忽略了文本生产者和接受者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因而过于直接和机械，将其运用到跨文化传播的语言偏见研究时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很早就注意到运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媒介偏见时存在的问题。他们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并在坚持媒介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原则下，对电视新闻节目、会谈以及报纸所报道的“负面新闻”(特别是罢工)进行了研究。从1974年开始，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坏新闻》(1976年)、《更多的坏新闻》(1980年)、《真正的坏新闻》(1982年)。然而，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新闻报道‘不偏不倚’的假设(如果不是BBC这样的公共广播公司的规约的话)与偏向于权势的罢工报道相矛盾;这种矛盾现象特别表露在新闻报道的微妙细节中(如文体、采访接话、照片)。”^[12]意思是说，标榜为客观和公正的新闻报道，仍然通过隐蔽的、让人很难觉察的语言策略来呈现偏见。很遗憾的是，他们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语言学分析。

由此可见，偏见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语言也不是反映客观世界透明的“镜子”。由于内容分析本身的缺陷，很多通过各种语言策略或有意或无意所微妙表达的偏见便逃脱了用量化数据所编织的审查大网。偏见，其实还可以通过比人人可见、可闻的诅咒(anti-locution/verbal abuse)强度更低，但威力丝毫不差甚至更强的语言技巧所表现出来。其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语言策略非常隐蔽，不易为人所觉察。它们不仅反映着偏见，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偏见的认知和人际间、群体间的交往，不知不觉地维护和强化着既存的刻板印象、偏见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所以，在研究跨文化传播中偏见的语言表达时，必须对语言本身的性质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语言仅仅是表达偏见的“透明”媒介。事实上，有时语言的使用本身也充当了隐藏偏见的“帮凶”。正如奥尔波特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可以微妙地反映人们的思维结构，特别是在内群体对待外群体的时候，从语言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内群体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或对内群体的偏爱。^[13]范·迪克(van Dijk)在谈及种族偏见时也指出:

种族主义，或更一般地说种族问题(ethnicism)，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话语，如日常会话、父母与子女的谈话、教科书、权威人士的官话，以及各类型的媒介话语(media discourse)，如新闻报道、电影、电视节目、广告等再生出来(reproduced)。占有优势的多数种族群体的话语策略地、常常含蓄或间接地表述并有效地传达种族偏见。同时，它还表达和交流共有的理由，为歧视少数种族群体而辩护。^[14](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拉斯彻(J.Ruscher)也指出，偏见传播经常发生在新闻媒介中，但受众却往往意识不到新闻媒介微妙传播的偏见:

新闻媒介对权力弱势群体，如妇女、少数民族的视听描述，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文化刻板印象相一致。妇女被微妙地塑造为相对于男性的柔弱对象;黑人被塑造成罪犯……哪种视觉描述被录制或播出，反映了一种微妙但阴险的偏见形式。那些竭力避免偏见自我形象的媒介消费者，可能对外显的偏见言语会很快地表达不满之情，并在心理上抗拒这些信息的影响。然而，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视觉形象或声音片断微妙但一贯的差异。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即使是具有最良好意愿的媒介消费者也可能会产生偏见形象。^[15]

令人担忧的是，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大规模地再生着各种偏见，另一方面，人们又往往对很多利用各种话语策略所微妙表征的偏见缺乏敏感性和洞察力，以至于不由自主地落入到各种精心编织的“话语陷阱”中却浑然不知，甚至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从而被纳入到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之中去了。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为此，本研究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

(1)话语^[16]是如何微妙地表达偏见的?

(2)如何在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话语过程中考察话语偏见?

(3)话语偏见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什么?

(4)如何消减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从而促进偏见本身的消解?

为了揭示各种借助语言策略所微妙表达的偏见意义，我们就必须另辟蹊径，采用不同的研究路径。针对内容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大众传播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 Quail)指出:

内容分析的未来，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必须将内容视为一种在社会中要传送更广泛的意义结构的东西。实现这样一种途径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话语分析，因为话语分析正是要解释在生产文本的文化领域中其他意义系统的运作方式。或者也可以说正因为受众也可以创造意义的说法，使得它可以成为内容分析的最佳辅助理论。^[17]

顺此思路，本研究所界定的研究范围是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对主要是那些以各种更加富有隐蔽性的语言策略所表现出来的偏见进行文本分析(语言形式特征分析)、话语分析(生产和接受的过程分析)和批评分析(社会文化语境分析)。这些微妙表达的话语偏见侵蚀和钝化着人们的感知，塑造和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并不断地发酵升温，一旦被各种突发性事件所激活和触发，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为此，对跨文化话语偏见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和拓展跨文化传播理论，而且可以提高人们对语言偏见的批评意识，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来消减话语偏见，进而促进偏见本身的消解。所以，本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